●毛泽东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毛泽东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阐述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扩大会议。
4月25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论十大关系》，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
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说：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10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10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接着指出：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然后，毛泽东开始阐述新中国的十大关系。
毛泽东首先谈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毛泽东说：
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毛泽东指出：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接着，毛泽东谈到第二个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毛泽东说：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毛泽东还说：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10年，就算5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4年的工业，等第5年打起来再搬家。
……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做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毛泽东认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论中央与地方等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在谈到第三大关系，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毛泽东说：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谈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毛泽东说：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
……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
接着，毛泽东谈到农民问题：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70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
……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毛泽东接着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他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他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
毛泽东说，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毛泽东还认为，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认为：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提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毛泽东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毛泽东最后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论中国和外国等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第八个关系，即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时指出：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毛泽东说：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1951年和1952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
……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
……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
接着，毛泽东谈起是非关系，他说：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毛泽东还例举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毛泽东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
在毛泽东看来，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
毛泽东因此说：
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最后，毛泽东谈到第十个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毛泽东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毛泽东再次谈到对斯大林的看法：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毛泽东接着说：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接着，毛泽东还总结了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两条缺点是：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
毛泽东说：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至此，毛泽东对中国的十大关系阐述完毕，这个伟大的思想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要求正确处理矛盾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了新中国存在的十大关系。
在讲话最后，毛泽东说：
一共讲了10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以苏联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
当时，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
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早在195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
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5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1956年2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
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做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不是偶然的，它们代表了毛泽东在当时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对新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会议谈论毛泽东讲话
1956年4月27日，在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27日发言中讲到，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
陆定一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
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
这时，毛泽东插话说：“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
陆定一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毛泽东问：“胡先那个文章对不对？”
陆定一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
毛泽东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
陆定一回答说：“不是，没有给。”
毛泽东释然地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继续发言。他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
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
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
毛泽东说：
《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这时，周恩来说：“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
陆定一说：“我看过，很好。”
毛泽东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在浙江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
当时，周恩来说：
《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
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比较严重。
当时，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建国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经过几次批判运动以后，一些“左”的思想在这个领域里滋生起来，比如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对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见乱扣政治帽子，以至无限上纲等等。
还有一个是在移植苏联模式时，把苏联在学术研究中的宗派主义和以政治干预学术研究的粗暴作风，不自觉地搬到了中国；以苏联官方的意见作为评判学术研究中不同派别意见的是非标准。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窒息文艺和学术研究活跃空气的氛围，对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对中国建设道路探索的思考，以及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使得毛泽东至少对上述原因的第二个方面有所认识。
1956年4月，毛泽东曾要求中宣部专门讨论一下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的问题。
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把“双百”方针作为整个艺术和学术工作的方针，正是他思考的结果，
1956年4月2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宣传部副部长在发言中讲到文化、科学问题。
他说：
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当天，毛泽东说：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毛泽东又说：
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是《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内容。但是，不难看出，“双百”方针的精神，同《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因此，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对《论十大关系》内容的一种补充和延伸。中央开会总结经验
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已经听完了来自34各部门的汇报后，发表了意义重大的《论十大关系》。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促进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4月3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开幕式在当天16时开始。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出席当天的开幕式。
出席当天会议的正式代表和特邀代表，共有6156人。他们代表着全国21个民族的先进生产者，在这里誓师向社会主义进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李先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黄炎培、李四光、章伯钧，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各委员会负责人，以及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也出席了开幕式。
应邀来中国传授先进经验的苏联11个先进生产者代表团人员，在开幕仪式上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大会会场设在北京体育馆。在这个雄伟的建筑物上端，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各色彩旗。会场正门上端挂着巨大的会议纪念章。在纪念章中间，镌刻着手执红旗前进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形象和“劳动光荣”的金字。
在会场主席台上面一幅浅蓝色的帷幕上挂着毛泽东的画像。主席台对面高悬着会议向全国各个战线上的人们发出的战斗口号：
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学习与掌握新技术！
把各项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国务院副总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富春致开幕词。李富春说：
各位代表们，各位来宾们：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个战线上的先进代表人物的盛大集会——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现在开幕了。
……这次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倡议、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是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高涨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形势下召开的。我们将通过这次会议，交流和总结先进的生产经验和工作经验，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的积极精神和创造精神，以便动员全国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把各项建设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加速发展。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必将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
李富春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接着，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全体代表响起热烈的掌声。
刘少奇在祝词中号召每个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每个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以及农民、手工业者、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其他爱国人民中的每一个先进分子，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密切地联系群众，带领群众不断地向先进的水平看齐，不断地前进再前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有强大的工业、农业和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再论十大关系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当天上午，毛泽东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两次讲十大关系的内容有所不同。
4月25日的讲话，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5月2日的讲话，理论分析多些，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3天讨论和4天省、市委书记汇报时提出的一些意见。下午继续开会讨论。讨论结束时，毛泽东作了讲话。
到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谈十大关系时，已邀湖北、广东两省委和武汉、广州两市委开了4天的汇报会；在这前后，中央还收到广东、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委、天津市委和一些省辖市委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材料。
民族关系、党派关系、敌我关系，是非关系、艺术流派和学术派别关系，尽管它们并不能囊括社会主义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所有方面，但无疑是这所有方面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里最为敏感的部分。
斯大林就是在这几种关系上犯了严重错误，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难得的借鉴，毛泽东才结合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上述重要思想。同经济建设一样，中国在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上也开始探寻新的路子。
《论十大关系》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在后来的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
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进一步说：
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经过详细调查的直接成果。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
这样，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反映自身的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告诉人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听取34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汇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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