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后来回忆说：“我永远记着这件事，记着那皇冠上的明珠和我的抱负与理想……”
●著名作家徐迟曾经这样描绘陈景润：“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
●陈景润后来回忆说：“有时为了证明一个引理，我往往同时采用几种甚至10多种的方法，通过不同的途径反复进行演算……”
● 摘取数学明珠
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
1964年，陈景润踏上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艰辛旅程。
其实，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神往已久。
陈景润在福建英华高中上高一的时候，曾经听沈元教授讲过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
沈元是留英博士，原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主任。沈元因父亲去世，回福州奔丧。
当时，正值解放战争，长江以北，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南北交通暂时中断了，沈元滞留福州。
沈元是声名远播的知名学者，很快就引起学界的注意。协和大学盛情邀请他去讲学，他婉言谢绝了。英华中学是沈元的母校，得知沈元的讯息以后，请他为母校的中学生上课，沈元欣然答应了。
正值青春年华的沈元走进英华中学，站在陈景润所在班级的讲坛上，立即引起幼稚中学生们的一片倾慕。不善言辞的陈景润仔细地打量着沈元，他被沈元那和蔼可亲的微笑深深地打动了。
在一次上课时，沈元谈起世界数论中著名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哥德巴赫猜想。
沈元说：“在数论中，有两个基本的概念，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接触过了，一个是偶数，凡是能被2整除的正整数，就叫偶数，如2、4、6……；其余的1、3、5……就叫“奇数”。另一个是素数，除了1与它自身以外，不能被其他正整数整除的这种数，就叫“素数”。
最初的素数有2、3、5、7、11……等。另外的正整数，就是除1与它自身外，还能被别的的正整数除尽，这种数叫做“复合数”，最初的复合数有4、6、8、9、10……
接着，沈元意味深长地说：“1742年，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哥德巴赫发现了一个奇妙的数学现象：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例如10，可以写成7＋3。什么原因呢?却无法证明，他自己也无法证明它，于是，就写信给当时意大利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帮忙证明。很快，欧拉就投入到证明工作中，但是，欧拉研究了许多年，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成功。
沈元环视一下教室里的学生们，神色凝重地说：“之后，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也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
沈元稍作停顿，又接着说：“这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数学家，200多年过去了，仍然仅是一个猜想。”
最后，沈元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学生们，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那颗华光四射的明珠……”
教室里的陈景润全神贯注地听着沈元的讲解，眼中露出梦幻般的神情，他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摘下数学皇冠上的这颗明珠。
第二天上课时，几个数学成绩在全班拔尖的同学兴致勃勃地向沈元交上自己做出来的“哥德巴赫猜想”。沈元有些无奈地把这些卷子捏在手中，笑着说：“我不看，不看，你们真的认为，骑着自行车，就可以到月球上去么?”
陈景润没有去做这道题，他知道自己现在掌握的数学知识还十分有限，但是，他牢牢地记住了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
据陈景润后来回忆：
记得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老师讲了一件事：我国古籍《孙子算经》中一条余数定理是中国首创，后来传到西方，欧美人士对之非常崇敬，称誉为孙子定理。我萌发了一个念头，我将来能不能像前人孙子那样，在数学上搞出点名堂来，为祖国争点光呢？
后来，老师又讲了哥德巴赫的故事。老师说，数学上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老师当时还笑着说：“我有一天夜里，梦见我的一个学生，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同学们听罢都笑了。然而，我没有笑，也不敢笑，怕同学们猜破我心里的憧憬。但我永远记着这件事，记着那皇冠上的明珠和我的抱负与理想。
陈景润还一直牢牢记着数学家拉扭曼让的故事：
拉扭曼让是印度数学家，在他生活的时代，西方学者十分狂妄，看不起东方的智慧。
当时，拉扭曼让在一个税务机关当小职员，连大学都没读完。但是，他无法忍受西方学者对东方人的轻视，决心在科学上做出一番成绩，挫挫西方人的傲气。
为了这样一个理想，拉扭曼让演算了无数的习题，又刻苦攻读世界各国的数学名著，终于成为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在数学王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后来，西方学者在提到拉扭曼让的时候，态度都十分恭敬。
陈景润决心向拉扭曼让学习，为东方人争光，为自己的祖国争光。
华罗庚也对哥德巴赫猜想心驰神往，他曾经感叹道：“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可惜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
1956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3+4)。
同一年，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
1957年，王元又证明了(2+3)。
这些成果都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它们的缺点在于两个相加的数中还没有一个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1962年，我国数学家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各自独立证明了(1+5)。
1963年，潘承洞、巴尔巴恩、王元又都证明了(1+4)。
1965年，阿・维诺格拉多夫、布赫夕塔布和意大利数学家朋比尼证明了(1+3)。
此时，距离哥德巴赫的顶峰只有两步之遥了。
陈景润在刚进数学所的时候，一位同学问他的志向，血气正盛的陈景润响亮地回答：“打倒维诺格拉多夫!”
经过10年的准备和积累，陈景润开始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这时距他在中学课堂上第一次听沈元老师提到哥德巴赫猜想已有15年了。
摘取明珠的艰辛旅程
15年来，陈景润时刻关注猜想的最新研究动态，他日思夜想摘取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
这时，陈景润下定决心，不管怎样困难，他都要向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维诺格拉多夫挑战，他要算出(1+2)。
维诺格拉多夫是用“筛法”攻克(1+3)的，根据他的分析，“筛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要想再向前一步，必须另辟新路。
陈景润经过认真思考，大胆地否定了维诺格拉多夫的另辟新路之说，他决定对“筛法”进行重大改进，向(1+2)发起最后的冲击。
从此，陈景润开始了对哥德巴赫的演算与推理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陈景润演算用的草稿纸，足足装了3麻袋。
著名作家徐迟曾经这样描绘陈景润：“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
陈景润为此付出的心血，实在让人惊叹。
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这样描绘陈景润的内心世界：
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
在钻研哥德巴赫猜想的岁月里，陈景润真正做到了物我两忘，因此，他在无意中产生了许多为常人不能理解的奇怪行为。
陈景润在食堂里就餐，很少买过炒菜，一般是酱油兑开水就馒头吃。如果错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他就用白水煮面条。
平时，陈景润不吸烟、不喝酒，只喝一点茶，当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了了，或者他所研究的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他才会用人参须根泡一点水喝。
陈景润日夜思考他的问题，不管在半夜，还是在走路，一有所得，他就立即记录下来，
此时，许多人都在谈论关于陈景润的奇闻：
陈景润每月给家里寄10元钱，必定要扣出一角的邮费，只寄9�9元；
陈景润走着路读书，撞了电线杆还连声说对不起；
陈景润在商店买东西，售货员少找了他7分钱，他竟然花7角钱坐公共汽车去要回来……
虽然这些传闻有些言过其实，但陈景润的痴迷从中可见一斑。
但是，许多数学家却十分敬佩陈景润刻苦钻研的精神，在他们的眼里，陈景润的这些行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著名数学家杨乐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这样说：
你是不是也认为生活中的陈景润不正常？科学家都是正常的，当他们在攻关的最后阶段，都十分地沉浸在研究的对象上，气痴者技精，这就是正常。
陈景润在数学的高峰上继续攀登。认识陈景润的人都知道陈景润惜时如金。
在此期间，许多无知的嘲讽，善意的劝说，不时传进陈景润的耳朵。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超负荷的研究，陈景润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他面色苍白，两眼深陷，严重的喉头炎、结核病折磨着他，他咳嗽、腹涨、腹痛，体温常年低热，面颊上泛起了肺结核患者特有的红晕。
严重的腹膜结核，使陈景润几度病危，医生几次断定他活不了几年，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意志，竟然奇迹般地从死神的身边溜走，而且把手中的笔握得更紧了。
无数次的失败使陈景润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认识到向着山顶的路有无数条，他要想找到能最终通往山顶的一条，必须不停地试探、摸索。
从此，陈景润开始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向目标前进。
有时，陈景润演算半天，发现是一条死路，他悻悻地退了下来。
有时，路越攀越陡，陈景润眼见目标伸手可及，脚下却已是悬崖百丈。
陈景润后来回忆说：
有时为了证明一个引理，我往往同时采用几种甚至几十种的方法，通过不同的途径反复进行演算，在这个充满公式、数字和符号的世界里，我感到兴趣盎然，富有奇特的诗意。
陈景润的好朋友曾经亲眼目睹陈景润向哥德巴赫猜想冲刺，他后来说：
我不认为陈景润是个天才，而是个慢才，一个问题马上要他答出来，他会说不出。但几天后，他回答的问题比谁都深刻。他不是阳光普照，却似激光一束穿透钢板。
科学攻关，比智商更重要的是自信和毅力。一般人见到一条途径就往上爬，爬到一定的高度就途穷路尽了。但陈景润在攻关时，同时选择10条路，这就需要至少10倍于别人的投入，但这也就有了数倍于别人的成功机会……
陈景润的妻子由昆也说，陈景润取得的成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发表证明1+2的论文
1966年春天，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满脸倦容的陈景润庄重地向人们宣告，他得出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的成果，也就是说，他证明了(1+2)，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
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两个数之和，其中一个是素数，另一个为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
消息传开，在数学所引起巨大的反响。
围绕着陈景润这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论文的发表，中国科学院有关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最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关肇直力排众议，仗义执言，他主动表示要推荐陈景润的这篇论文发表，面对种种怀疑甚至无端的责难，关肇直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不发表陈景润的这篇文章，将是历史的罪人!”
当时，陈景润将哥德巴赫猜想的手稿给王元看，王元起初有些不相信。
王元后来回忆说：
当他的手稿到我手上时，我想了几分钟就懂了，可我不相信这个想法会做出来，后来想了想，这篇文章中只有他用的苏联数学家一条定理的证明我没有看懂，其他都没有错误，就觉得他是对的，但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我签字的。
最后，关肇直和吴文俊支持他发表这个工作。后来，意大利一位数学家用简单方法证明了我认为有问题的那个定理，同时，苏联数学家也发表文章对其工作做了修正，这样一来，陈景润的文章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久，陈景润的《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篇论文，在《科学通报》这份权威杂志上发表了。
论文发表后，在世界数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但不少外国数学家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不大相信中国数学界有此等奇才。
与此同时，陈景润的这篇论文本身也确实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
陈景润知道，他的证明过程还有许多不足：不够简洁，还有失之偏颇和不甚明了之处。他下决心要进一步完善它，简化它。
陈景润决定继续钻研，一定要让世界各国的数学家心服口服。
此时，他已搬到那间刀把形的6平方米的“锅炉房”中，房中其实没有锅炉，只是凸起的烟囱占了一个显眼的位置，进门的左侧，正好放一张单人床，一张断腿的凳子横着放倒，正好坐人。这样一来，床就可以当成书桌使用了。
陈景润就伏在这张床上，继续着他的探索，继续钻研。
简化（1＋2）并非易事，除了刻苦的演算，还需要参阅大量的资料。
陈景润来到图书馆。只见图书馆前静悄悄的，几只麻雀在屋檐上跳来跳去，图书馆的门是紧闭着的，上面蒙着厚厚的尘土。
陈景润试探着敲了一下图书馆的大门。
门开了，老管理员望着陈景润，惊喜地笑着。
现在，图书馆几乎无人问津了。
管理员把陈景润迎进书库，找了一个隐蔽而舒适的座位，然后就到外面去望风了。
还好，大量的外文资料依然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这让陈景润感到惊喜。他像一个饥饿的孩子突然遇到了丰盛的晚餐，开始狼吞虎咽。
为了早日攻破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
不久，旧病又开始折磨陈景润了，他的结核性腹膜炎，一天比一天加重，他经常地拉肚子，发低烧，出虚汗。
但是，陈景润对此全不在意。
痴迷数学的陈景润把数论，哥德巴赫猜想看作是他生命中最忠实的旅伴。他把房门关得紧紧的，心醉神迷地投身其中。
陈景润的床板面全是草稿纸和手稿，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符号、定理、演算推理过程，这是陈景润的心血，也是他向哥德巴赫猜想跋涉的真实记录。
此时，陈景润的房间里没有电灯，他就点起一盏旧式的煤油灯，然后在光线昏暗的煤油灯下，伏身在床上上，不知疲倦地演算着。
为了不耽误工夫，陈景润特意准备两盏煤油灯。一盏亮着，一盏默默地守候在墙角，随时等候主人的调遣。
窗外，笑语喧哗，人们都在尽情享受夜晚的悠闲时光。只有陈景润的小屋中，灯光把陈景润的身影留在墙上。
有些好心人提出要给陈景润安装一盏电灯，陈景润淡淡一笑，说：“不安装电灯也好，没有干扰。因为有人偷用电炉，楼里老是停电。”
就这样，陈景润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真正完善和最后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科研项目上。
陈景润居住的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终日紧紧地关闭着，悄无声息。只有到了夜晚，窗口上才会有昏暗的灯光在摇曳。
人们渐渐淡忘了陈景润，陈景润也似乎全然忘记了身外的世界。
偶尔，陈景润会从小屋中走出来，手里提一个已经过时的竹壳热水瓶，前去打水；或者，端着一个旧搪瓷碗，去饭堂打饭。
此时，陈景润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艰苦的数学研究中。
陈景润没日没夜地工作。与他的数论研究齐头并进的是他日益严重的腹膜结核症。
有一次，强烈的腹部疼痛常常迫使陈景润停下手中的工作，铅笔从他颤抖的手中滑落，汗水浸透了衣衫，他的手用力挤压着腹部，痛苦地蹲了下来。
但是，疼痛一过，陈景润立刻又拿起了笔。
有一次，一个同事发现陈景润脸色苍白，浑身浮肿，腋窝处的棉袄已经被反复冒出的汗水浸黄了。善良的同事忍不住劝他：“景润，你停一停，休息一下吧。”
陈景润沉默不语。
同事又把自己的话重复一遍，陈景润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勉强一笑，说：“谢谢你，我停不下。”
陈景润忘我的工作引来了无数人的关注。有些人私下里这样议论陈景润：“听说了吗，有人在钻研世界级数学难题，都什么年代了，他图什么呀。”
好心人偷偷提醒陈景润：“景润，别再费那么多心思了，就算你攻克了它，只不过是换来更大的一顶‘白专’帽子，有时间还是养养身体吧！”
陈景润淡淡一笑，丝毫没有改变自己攻克数学难关的雄心壮志。
过了一段时间，陈景润的身体渐渐好转。他投入到数学研究中的时间更长了。
为了实现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伟大目标，陈景润甚至不愿意考虑自己的终生大事。
陈景润的弟弟陈景光是个颇有造诣的医生，他十分关心哥哥的婚事，他多次给陈景润介绍他所在医院的女医生，但陈景润总是红着脸拒绝了。
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早已横下一条心，紧紧地关闭起自己的爱情之门。
陈景润的好朋友林群十分佩服他的奋力拼搏精神，他说：“陈景润令我钦佩，因为他与常人不同，他有超常的毅力、耐性和不惜代价的投入。”
林群永远记得这样一件往事：
有一次，陈景润问林群：“一个10阶行列式，怎么知道它一定不等于零呢?在一篇别人的论文里是这么说的，这个作者用什么办法来算它呢?”
林群一时也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
林群知道这个题目如果要硬算，必须乘360万项，至少要10年。
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陈景润就告诉林群：“已经算出来了，结果恰恰是零。我不相信那篇文章的作者会有时间去算它，一定是瞎蒙的。”
更使我吃惊的是，没过不久，他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一个三元五次多项式，怎样找出所有的解答？”
我只能说：“即使是一元问题，也无从着手，这像是海底捞针。”
可是，大约又过了一个月，他又来找我说：
“全部解答都找到了，不信你可以一个一个代到方程去。”
我问他是怎么找出来的，他说：
“找到一个就少一个，一个个找，就是要肯花时间。”
林群后来说：“陈景润这种硬打硬拼的精神，使我五体投地。”
林群还深有感触地说：“陈景润的毅力和耐性，以及敢于去碰大计算量的勇气，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数学界的人都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极为缜密的推算过程，无法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研究，何况陈景润当时根本没有电子计算机，他就是靠着一双手，一支笔，顽强地向着哥德巴赫的顶峰前进。
陈景润曾经说：“要做这种问题，就得拼命。”
陈景润果真在拼命。在灯光下，他演算过的草稿纸如雪片一样，几乎覆盖了他那间小小的屋子。
陈景润加紧了对（1十2）的简化工作。
此时，陈景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独的攀登者，他摸索着前进，并且开始寻找通向山峰的最便捷的途径。
后来，陈景润曾经这样比喻他这一阶段的工作：
譬如从北京城里到颐和园那样，可以有许多条路，要选择一条最准确无错误，又最短最好的道路。我那个长篇论文是没有错误，但走了远路，绕了一点弯。
林群这样评价陈景润的研究工作：“这种不惜代价地做数学，简直就是毅力之战。”
1972年，陈景润改进了古老的筛法，终于科学、完整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
与陈景润同时进军哥德巴赫猜想的潘承洞，对陈景润的工作是这样评价的：
我至今仍然无法想象景润是以怎样的信念、理想、勇气、毅力以及机智巧妙的方式，不顾后果地把全身心倾注在自己的‘初生婴儿’上，以汗水、泪水、血水浇灌培育它成长……
在陈景润刻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期间，陈景润所在的数学所五学科研究室党支部书记李尚杰，给了陈景润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
李尚杰刚来数学所报到的时候，在数学所的办公室里，所领导王振江带领李尚杰与大家见面。
听说室里来了新的支部书记，大家纷纷围了上来，王振江忙着一一介绍。
据李尚杰后来回忆：
当时人多，名字生，我第一次没记住几个人，倒是没见面的几个人，老王着重介绍了一下，
我记住了几个名字，其中就有陈景润。他因为发烧，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当时担任数学所政工组长的周素，对李尚杰说：“陈景润因工作劳累，年近40岁尚未成家，身体也相当差……”
周素还对李尚杰说：“你来了很好，抽空多关照一下他。”
关于陈景润，早在60年代，李尚杰就有所闻，当时他在中科院办公厅工作，在《科学简讯》里读到过《科学怪人陈景润》的文章。
李尚杰开始着手了解他的工作环境了，他调阅了室里所谓“有问题”的同志的材料，然后找到数学所副所长兼五学科室主任田方增交换意见。
田方增是数学所的元老之一，是一个十分正直忠厚的学者。在谈到陈景润的时候，他是这样对李尚杰说的：“陈景润脾气很怪，但业务能力很强。听北大数学系的闵嗣鹤教授讲，他在哥德巴赫猜想方面的研究已经推进到（1＋2）。据说他已经简化了（1+2）的证明，但是迟迟不拿出来。也许心里有顾虑，你有空该找他聊聊，听听他的想法。”
李尚杰对数学是个门外汉。他也许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为何物，也不懂得解决这个猜想会有何种巨大的意义。但是，他认定，自己支部范围内的成员思想上有了顾虑，自己作为支部书记，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说服他。
李尚杰开始关注有关陈景润的情况，他向每一个可能了解陈景润的人打听，科学怪人究竟怪在哪里，结果，许多人都畅所欲言。
有人说：“陈景润是个书呆子，除了读书，什么也不知道，生活自理都有困难。”
有人说：“陈景润是个数学迷，只要钻进去，命都不顾的。”
也有人说：“陈景润曾是白专典型，被批判是修正主义苗子，搞古人、死人、洋人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纯粹是寄生虫。”
也有人说：“陈景润啊，他是个老病号，千万别去他的房间，他有肺结核，会传染的。”
还有人说：“陈景润属于比较顽固的白专，改造他不容易，必须触及他的灵魄。”
李尚杰的心里越发好奇，陈景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李景润几次要见陈景润，都没有找到他。
一天下午，资料室里关大姐来到李尚杰办公室。
李尚杰站起身来，热情地招呼关大姐：“快请坐，快请坐！”
关大姐开门见山：“李书记，你不是找陈景润吗？他身体好点了，已经来过几次资料室了。”
李尚杰十分关心地问：“哦，他现在怎么样？”
关大姐叹了一口气，说：“还那样，他还对我说要来看你。他这人事事紧张，等有机会，我带他来。”
几天之后，关大姐如约带陈景润来到李尚杰的办公室。
当关大姐把她身后的陈景润介绍给李尚杰的时候，李尚杰热情地伸出了手，陈景润冰凉的手一下被那只温暖有力的手紧紧握住了。
李尚杰打量着陈景润，棉大衣里裹着的是一个瘦弱的身躯，典型南方人的白皙皮肤，脸上泛着肺结核患者特有的红晕，由于睡眠不足眼睛红肿着。他的样子很像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
李尚杰招呼他们坐下，陈景润则一个劲地说：“谢谢李书记，谢谢李书记！”
关大姐说了声：“我忙去了，你们谈吧。”转身走开了。屋里只剩下李尚杰和陈景润两个人了。
李尚杰再次招呼他坐下，陈景润说什么也不坐，却坚持要李尚杰坐下，最后，两个人的第一次谈话是站在那里进行的。
“听说你前几天发烧了，好了吗？”李尚杰关切地问。
陈景润连忙回答：“好了，我经常发烧，没关系的。”
李尚杰有些不放心地说：“那怎么行呢？你得去看病。”
陈景润认真地说：“我已经看过了，没事的，医生给开了药。”
李尚杰说：“那你可要按时吃药，早点治好病，总发烧不是好事情。”
李尚杰想起同事们所讲的陈景润居住的6平米的小屋，他决定去看一看陈景润的住处。
李尚杰十分亲切地对陈景润说：“小陈，今天下班后，我去宿舍看你好吗？”
陈景润连忙回答：“好，好，好，我在88号楼门前等你。”
李尚杰笑着说：“不用接的，我知道你的房间号。”
陈景润固执地说：“要等的，不然你会找不到我，找不到就不好了。”
李尚杰笑着摇了摇头，说：“好吧。”
下班了，李尚杰按时来到88号楼前，果然看到陈景润站在楼前向南张望，看见李尚杰走来，他迎下台阶，笑着招呼：“李书记。”
陈景润拘谨地笑着，带着李书记上楼，走到房门口，他停住了脚步，执意要李尚杰先进。
据李尚杰后来回忆：
房间果然很小，由于家具简单，显得还比较豁亮，长方形的烟囱从房间穿过，把本来就很狭小的空间切割成了刀把形。
地刚刚扫过，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尘土的气味；木床上铺着崭新的蓝白格床单，床单铺得不太平整，长长的布丝还拖在地上。
因为事先知道有人要来，房间里显然仓促收拾了一下，床单也是新铺上的。
陈景润客气地请李尚杰坐下，可是屋里连一只矮凳都没有。陈景润示意李尚杰坐在床上，
李尚杰答应着，在屋里走来走去，上下打量着这间小屋。
据李尚杰后来回忆：
房屋的角落里放着两只麻袋，一叠一叠的稿纸堆在里面，暖气片上放着一个饭盒。窗台上堆着一堆药瓶，还有两个竹壳的暖瓶……
李尚杰心里暗暗感叹，实在是不能再简陋了。
李尚杰还发现，窗子上钉着几条大木板，好几块玻璃破了，就用报纸和牛皮纸糊严，阳光一下被拒绝在窗外了。
李尚杰转过身对陈景润说：“这木板钉在窗上，又暗，又不能随时开窗，应该拆了。玻璃碎了，糊纸怎么管用，夏天怕雨淋，冬天不挡风，……”
陈景润连忙说：“没关系，满好的，满好，我已经习惯了。”
李尚杰说：“晚上我去找办公室张主任商量一下，明天通知木工李师傅，给你换玻璃和窗纱，拆掉这些木板。对了，让张主任找人给你搬张桌子和凳子，你先用着。”
几天之后，在李尚杰的关照下，陈景润小屋里的条件明显改善了。
再见到李尚杰的时候，陈景润开始主动地打招呼，并且在“谢谢李书记”之前，加上“非常”两个字。
如今，一篇流光溢彩的惊天动地之作，就揣在陈景润的怀里。
这篇著作就是对“哥德巴赫猜想(1+2)”的简化论证。
陈景润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经过6年的刻苦攻关，才写出这篇长达100多页的论文。
此时，陈景润心里清楚，这篇论文不仅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数学成就之一。
在世界数学界引起轰动
1973年4月，中央开始启用邓小平，人们在滚滚寒流中，已经预感到春天的气息。
但是，陈景润并不完全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气候，他心中疑虑重重。
一天，陈景润在去医院的路上偶遇时任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罗声雄。
罗声雄是湖北人，为人豪爽仗义，喜欢打抱不平。有一次，陈景润受人欺侮，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只有罗声雄为他出头，因此，罗声雄成了陈景润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此时，陈景润小声地对罗声雄说：“最近，我完成了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看怎么办？”
罗声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论证过程有问题吗？”
陈景润充满信心地回答：“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
罗声雄坚定地说：“只要是真货，就不怕。”
陈景润是个十分谨慎的人，虽经罗声雄劝说，他还是把论文压在了箱子底下。
为了给陈景润打气，罗声雄和数学所的另一位业务干部乔立风，决定把事情直接反映到中国科学院。
很快，一份题为“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的工作简报，就送到了中国科学院领导处。中国科学院副书记武衡看完这份简报后，顿感眼前一亮。
不久前，周恩来曾经借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数学家林家翘的机会，与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话，他要求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要有所突破。
因此，武衡认为陈景润取得的这个成就，真是恰逢其时。
武衡立即赶到数学所。他当着数学所党委书记的面，十分尖锐地指出：“单是陈景润有论文不敢拿出来的事，就应该向总理反映。”
这位书记说：“陈景润的论文能不能发表，要经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当时，派驻中国科学院的军代表负责人是一个将军，这个负责人知道陈景润的事情以后，沉着地告诉部下，尽量动员陈景润把论文拿出来。
陈景润十分谨慎。他经过仔细考虑，把这篇珍贵的论文交给他最信任的北京大学教授闵嗣鹤。
闵嗣鹤在北京大学开过“数论专门化”的研究生课程，培养了曾攻下哥德巴赫猜想(1+4)的潘承洞等人，更重要的，他为人正直而又忠厚，是德高望重的数学界前辈。
不少人后来都说：“当时，闵嗣鹤先生的确是审定这一论文的最理想人选。”
不过，当时闵嗣鹤已经身患重病，他的心脏不好，体力十分衰弱，但是，他仍然带病审读陈景润的论文。
闵嗣鹤把陈景润的论文放在枕头下，他靠在床上，看一段，休息一会。
闵嗣鹤的态度十分认真，每一个步骤，他都亲自复核和演算。
3个月后，闵嗣鹤终于读完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此时，他已是精疲力竭。
闵嗣鹤看到陈景润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十分风趣地对陈景润说：“为了这篇论文，我至少少活了3年。”
陈景润顿时热泪盈眶，他连声说：“闵老师辛苦，谢谢闵老师。”
闵嗣鹤教授在审核完陈景润的论文不久，果然因病而不幸去世。
陈景润悲痛万分，他痛楚地对同事说：“闵先生是个好人……”
数学所的王元和陈景润是同辈。王元在冲击哥德巴赫猜想过程中，证明过(3+4)、(2+3)、(1+4)。
因此，他也独立审阅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
王元后来回忆说：
因为这是个大结果，为了慎重起见，我就叫陈景润从早晨到晚上给我讲了3天，有不懂的地方就在黑板上给我解释，讲完了，我确信这个证明是无误的……
于是，王元庄重地在“审查意见”上写下这样的结论：
未发现证明有错误。
同时，王元支持尽快发表陈景润的论文。
在陈景润刻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期间，陈景润所在的数学所五学科研究室党支部书记李尚杰给了陈景润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
这就是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1+2)。
陈景润的这篇论文简洁、清晰，证明过程处处闪烁着令人惊叹的异彩。
世界数学界轰动了！
中国数学界的不少有识之士也都看到了陈景润这篇论文的真正意义：它是无价之宝!
潘承洞后来说：
10年磨一剑。景润大概是1962年前后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到他的著名论文正式发表，正好10年。
数论界一致公认这一成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最好的。
这是景润研究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他总是精益求精，要做得比别人好，要尽可能地做得最好。
那些一直在密切关注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外国科学家，看到陈景润的这篇论文以后，都心悦诚服了。
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哈贝斯特坦从香港大学得到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如获至宝，他立即将陈景润的(1+2)写入他与黎切尔特合著的专著中。
在这本书的第十一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哈贝斯特坦和黎切尔特决定以“陈氏定理”为标题。他们在文章开头深情地写道：
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陈景润喋血跋涉的精神，感动了所有认识他的人们。
华罗庚曾经培养了不少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一生严谨，从不轻易评价他的学生，但是，华罗庚在提到他的学生陈景润时，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
美国著名的数学家阿・威尔在读了陈景润的一系列论文以后，充满激情地评价：
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后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全院大会上，武衡专门表彰了陈景润，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此时，坐在底下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听到此处，她心中一动。
顾迈南是专门负责科技报道的。她立即询问身旁的一位局长，才知道这个取得成果数学工作者叫陈景润。
这些有关陈景润的言论引起了顾迈南极大的兴趣。
第二天，顾迈南就到了数学所，接待她的那位负责人说，“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可他至今还活着。”
随后，顾迈南迅速写了两篇“新华社内参”，专门报道了陈景润。她在内参中高度赞扬了陈景润取得的成果，她还说：“陈景润命在垂危，亟待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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