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示：“对全国各地一切土匪武装及其暴乱行为，必须立即予以坚决的剿灭和镇压。”
●一排长说：“愿意帮忙，就老老实实给我们带路去抓捕王象其，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朱文义和战士们拔脚就追，并大喝道：“前面的人快点站住！缴械投降！”
● 平息资溪暴乱
共和国的历程・赣江追击惊动中央的资溪事件
1950年2月21日，是我国的农历大年初五，这天凌晨时分，刚刚过完新年的资溪人民群众还沉浸在睡梦之中，忽然，从县城方向传来了一片密集的枪声。不久，这群身穿杂七杂八服装的土匪，攻占了这个山城。
土匪在盘踞县城的两天中，疯狂地残杀我县委、县政府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大肆抢劫财物和焚烧房屋，临走还将县藏档案焚掠一空。
据统计，这次“二二一”事件，土匪共杀害我干部和解放军战士17人，抢去枪支89支、粮食40余万斤、人民币现钞2000万元（旧币）、银元86块以及大量公私财物，烧毁我地方干部的房屋数十间。
另外，穷凶极恶的土匪还砸开监狱，放走罪犯数十人。
这伙土匪烧杀掠夺，一直到次日晚21时，才慌忙逃出县城。
这是一起自解放军南下部队进入江西后最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资溪县地处江西、福建交界的武夷山脉西麓，县境中峰峦叠重，沟壑无数，草林深密，地形非常复杂。解放初期这里交通极其不便，人口也只有2�5万余人。
“资溪暴乱”发生后，不仅震惊了省、地及中南局（江西省当时归属其辖），而且震惊了成立仅5个月的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层。
3月初，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朱德向刚刚访苏归来的毛泽东汇报全国形势时，就特别提到了江西的资溪反革命暴乱事件。
毛泽东听罢果断指示：
对全国各地一切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及其暴乱行为，必须立即予以坚决的剿灭和镇压。
毛泽东还指出：
不这样，新生的共和国，几十年来千万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就要毁于一旦！
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调动正规部队3个兵团和40个师，开始了为期3年的大规模剿匪斗争。与其他重点剿匪地区一样，资溪也是剿匪的主战场。
“资溪暴乱”发生后，资溪县长晨光、县委副书记田永丰，先后突围到南城县，找到军分区剿匪指挥部，并从这里与地委取得了联系。
指挥部从他们口中得到资溪被土匪攻陷的消息后，经请示地委、军分区党委，随即命令：
四八三团第四、六两个连直插资溪，并于23日下午到达目的地；第一、五连向黎川进发，以堵截资溪向福建逃窜的土匪。
指挥部侦察排则一分为二，分头随部队行动。
3月23日，四六连指战员到达资溪时，敌人已经逃窜；而一五连赶到黎川时，土匪也已越过闽赣边界，分散隐蔽起来。这样，两支部队只好改变战略战术就地进行搜剿。
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发动的这次暴乱，他们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进行策动的呢？
早在1949年5月10日，资溪县全境就已解放。随后，解放该县的二野部队奉命开赴大西南。
此时，全省大规模的剿匪工作已取得显著战果，只有两个排兵力的资溪县驻军也转至征粮工作，县大队大部分兵力调往县内其他地区看守粮库。至1950年2月，县城的兵力微弱单薄。
这一时期，受到重创的国民党残部纷纷向资溪、黎川、南城、广昌及福建省的光泽、泰宁等省际交界处逃窜，并与当地土匪勾结，凭借高山丛林，昼伏夜出，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插上了红旗的县城。
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匪首有：
廖其祥，广昌县匪首，“豫章山区游击队司令部”中将司令；王象其，南城县匪首，“豫章山区游击队司令部”副司令兼“第十八支队”支队长。
“豫章山区游击队司令部”又名“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是蒋介石逃亡台湾前，命令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方天组织的。该司令部组织之初，由江西南部的国民党惯匪黄镇中担任司令，是江西解放后境内最大的一支土匪武装队伍。1949年9月，江西南部剿匪部队将黄镇中在宁都翠微峰歼灭后，其部下廖其祥、王象其2人才于1950年春，重建“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并更改了名称。
还有两个重要角色，严正，福建泰宁县匪首，“闽赣边民众自卫军”司令；蔡缄三，福建光泽县匪首，“闽赣边民众自卫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光泽县前进指挥所”主任。
另外，就是资溪的头号匪首曾皋九。此人当时被封为“江西省民众自卫军第七师第五团代理本部少校团副兼常备第一连连长”，后被匪首王象其招罗到手下任中校第一大队长，曾自封为“资溪县代县长”。
这些匪首率众匪时合时离，蠢蠢欲动。1950年元月，曾皋九和金溪匪首向理安、广昌匪首廖其祥、福建泰宁匪首严正、光泽匪首蔡缄三相互勾结，流窜于两省边境，连续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与群众。
1950年2月13日，群众中传出消息，土匪有可能在近期攻打资溪县。资溪县委的领导立刻对敌我力量进行分析：估计蔡缄三匪股百余人，另加曾皋九匪股，共约200余人。
于是，县领导将高阜守粮库的主力排调回，同时组织100余人的自卫队，守卫资溪县城的4个城门，防止土匪攻城。同时将敌情向地委汇报。
第二天，匪首曾皋九率匪徒30余人窜到资溪县泸阳乡黄石口。从高阜调回资溪县的主力排立刻赶到黄石口，但曾皋九等匪闻讯逃遁。由此，县领导将主力排又调回高阜粮库。
1950年2月17日，农历大年初一，在众匪首的带领下，600余土匪悄悄屯兵在园岱一带，将此地作为东可攻光泽，西可取资溪的屯兵地和指挥部。2月19日，众顽匪悄悄摸近资溪县城。
2月20日，资溪县城里驻军战士与百姓联欢，一直到23时才散。
此时，一部分土匪乘机潜入县城，寻机杀害参加军民联欢的县委副书记田永丰、县长晨光、营副教导员林兴才，以便当晚进攻资溪县城。
由于这3位领导未出席联欢会，土匪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深夜时分，600余土匪已将县城围住，此后便发生了血洗资溪县城的一幕惨剧。
匪“闽赣边民众自卫军”，是资溪暴乱的主力之一，其司令严正、副司令蔡缄三都是闽赣边地区有名的惯匪。自资溪暴乱得手后，他们盘踞在建宁、泰宁边界地带，不可一世，嚣张至极。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时，抚州军分区四八三团二营和团侦察排经过长途奔袭，已悄悄来到他们跟前。侦察排勇擒顽匪
原来，四八三团二营一、五连在闽赣边界横扫逃匪近两个月，重创大股土匪之后，11月初撤回黎川，一边休整，一边总结经验。
大家都认为，像现在这样用大部队追剿分散的土匪，就像高射炮打蚊子，得不偿失。
于是指挥部决定派出小部队，先行寻找目标，然后予以重击。参谋长王子衡决定，命令牛贵祥率侦察排去福建边境执行这一任务。
牛贵祥是军分区侦察参谋，来自河北农村，年仅20多岁。他接到命令后，和排长皋明梯认真研究了出发路线，连夜紧急出发，带领18名战士组成的侦察排，从黎川上德胜关越过闽赣边界，进入福建境内。
他们的策略是白天睡觉，晚上开展活动，抓捕当地乡、保长，造成声势，引诱土匪“出洞”。
他们在泰宁、建宁一带，抓到了十多个对匪情有所了解的伪乡、保长，并作了初步审讯，掌握了一部分土匪的活动情况。牛贵祥考虑到时间一长，敌人了解到我小分队人少的情况，会对我不利，于是决定撤回江西。
他们在与泰宁交界的桂林镇开始翻越那座上7里下8里的大山。
此时虽是隆冬季节，但到达山顶时，大家还是满身大汗。牛贵祥解开外服，边扇汗边下令就地休息。
山那边是福建泰宁，山这边就是江西黎川，大家已经有了到家的感觉，心情非常舒畅。
休息了一会儿，牛贵祥起身拍拍衣服上的草屑说，“好了，该走了。虽说快到家了，还是要提高警惕，以免出什么状况。”
下山本来就快，大家心情又好，连蹦带跳地，一会儿就下到半山腰了。牛贵祥偶一抬头，只见对面山坡上有个几栋土房的小村，这种村庄在闽赣边界山区是常见的。引起牛贵祥格外注意的，是村里黑压压地汇聚了不少人，会不会是土匪呢？
“老皋，看看前面那个村子，有没有问题？”牛贵祥对皋排长说。
“好像都是些老百姓。”皋排长说，“才解放嘛，想必是附近什么地方来了部队。没事儿，走吧。”
但牛贵祥仍是心存疑虑，所以一边走，一边注视着那伙人的动静。相距不到百米时，他觉得情况有些异常，立即喊道：
“皋排长，前边有些不对劲。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话音未落，忽然“啪啪”两枪，飞来的子弹从空中呼啸而过。
“土匪！”牛贵祥迅即作出判断，因为这里的解放军只有他们这个侦察排是穿便衣。对方见我们穿便衣，以为是他们的同伙，怕误伤了“自己人”，因此朝天放两枪，试图同对方联络。
“打！”牛贵祥一个打字才吐出一半，包括皋明梯在内的17支冲锋枪，朝着土匪一齐开火。紧接着，战士们向村庄冲去。
土匪没有准备，见对方一色的冲锋枪，火力极猛，以为有大部队在后面，于是仓惶而逃。
侦察排都是经过挑选的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他们很快就包围了村庄，将逃敌一截为二：未及逃脱的匪徒，全都举枪投降；而逃出村庄的匪徒，则拼命往山里跑去。
“站住，缴枪不杀！”战士们边追边喊。牛贵祥使的是手枪，射程有限。他见一个挎着“二十响”驳壳枪的土匪举手在旁，便从他身上将那支枪夺了过来，朝着逃敌，抬手便打。
0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不久,侦察排就俘虏敌人70余名，缴获机枪3挺，冲锋枪、步枪、手枪60多支，我部队则无一伤亡。
战斗结束后，牛贵祥从俘虏的口中得到了其他土匪的去向，原来他们大部分人都逃到了福建省邵武县境内。
牛贵祥立即让人将此消息报告给在黎川的二营大部队，自己则带领部队直奔邵武县金坑镇。
邵武地处武夷山中段的闽赣两省边沿地区，地势险要，情况复杂。严正匪部主力第二团团长李友源的老巢就在金坑。
二营大部队接到牛贵祥的情报后，很快来到金坑镇与侦察排的战士们汇合，并在金坑镇建立了剿匪指挥所。
部队在清剿土匪的过程中，还注重对俘虏的土匪进行耐心地政策教育，利用俘虏的作用，瓦解敌人的意志。
经过开导，俘匪马文增首先供出了自己的从匪经历。
马文增，河南人，毕业于国民党黄埔军校。1945年在与日军作战时负伤，被安排在福建邵武的国民党第16临教院疗养。内战爆发后，马文增不想再次参加战争，便在临教院结婚生子，打算过普通人的生活。直到临近解放时，临教院里一批国民党军官，强拉了马文增去充实自己的队伍。
马文增在土匪窝里一直充当着严正的文书，对严正匪部的情况比较了解。
他向剿匪部队建议：“如果想要歼灭严正股匪，就必须争取严正的主要羽翼李友源投降；而李友源投降的关键，必须是先要抓捕李友源的主要爪牙李兴新。”
根据马文增提供的线索，进剿部队对李兴新的动向进行了严密地侦察，并在几天后，从邵武县城天主教堂内将李兴新擒获。
事情果然如马文增所说的那样，随着李兴新的被捕，匪团长李友源便有点动摇。
进剿部队一面加强搜剿，一面命李兴新写信劝李友源下山投降。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李友源觉得走投无路，终于4月下旬率残部100多人下山投降。
李友源投降以后，严正股匪内部更加混乱动摇。
一天，我侦察排进入泰宁山区纵深侦察匪情，回来时，从一座山上刚下到半山腰，发现土匪，便立即组织攻击。
侦察排从被抓获的土匪口中得知，他们是严正匪部团长曾文轩股匪，刚才在独立房子开会，正研究如何分散躲藏，以避开我军的搜剿。逃跑的人中就有匪首曾文轩。
马文增也提供了匪首曾文轩的情况。
曾文轩是河南商丘人，在国民党部队当过营长。解放后，被严正拉去做了土匪。据马文增了解，曾文轩有老婆孩子，而且早就厌倦了爬山钻洞的土匪生活。
这次抓捕的俘虏中有个叫周才子的，是曾文轩的警卫员。他表示要痛改前非，立功赎罪。
周才子提议进剿部队领导找到曾文轩的家人，利用这个关系劝降曾文轩。
周才子的提议果然灵验，几天后，当曾文轩接到家人的劝降信件后，立即带领他的120多名部下向进剿部队投降。
在侦察排捕获曾文轩匪部的同时，二营大部队接到新的任务重新返回了黎川。
侦察排的战士们驻扎在邵武县，以金坑为中心活动了7、8个月，他们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在闽赣交界土匪最为集中的区域，纵横驰骋，所向披靡。
战士们或追剿，或围歼，或力擒，或智取；或长途奔袭，俘敌于睡梦之中；或突然进击，歼敌于意料之外。既能以神勇取胜，又能用智慧克敌。
他们来去自如，跋涉于大山密林之中，游刃于土匪肆虐之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直到1950年年底，三野接管了邵武县，并派出武装力量清剿境内之匪，侦察排才和连队一道撤回黎川。
这时，闽赣边境一带土匪大部被歼，只剩下制造资溪暴乱的几个主要匪首，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主力部队，蛰伏于深山之中。然而，他们剩下的日子也已经不多了。恢恢法网，早已为他们而张开。活捉暴乱总指挥
1950年4月，闽赣交界剿匪部队进剿严正股匪的同时，四八三团二营的战士们也发起了对资溪暴乱总指挥、“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游击总队”副司令兼“第十八支队”支队长王象其部的进剿。
王象其，山东定陶县人，曾在国民党一○○军中当过营长。一○○军非蒋介石的嫡系，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命他们到江西打红军，抗战时则驻守江西、福建一带。抗战胜利后，老蒋卸磨杀驴，全军解散，许多下级军官和士兵失去生计。
王象其的军队被解散后，没有回老家，而是在资溪县城南居住下来。他在这里勾结地方势力，建立“青帮”组织，武装贩盐，比在军队干得更卖力气。
这期间，原一○○军的一些退役军官也成了他的骨干力量。
资溪暴乱中，他的“第十八支队”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但其后在光泽县境内被我方追击部队消灭了130多人，缴获枪支67支。
这次打击，使王象其尝到了解放军的厉害，他心有余悸地将剩下的100多人交给他的儿子王安喜指挥，并让广昌匪首廖其祥协助管理，他自己则窜到山里隐匿起来。
严正手下的匪团长李友源向我侦察排投降后，见侦察排进驻邵武县金坑镇的人数不多，心中有些后悔，遂将我军情况密告廖其祥。
廖闻讯大喜，立即指使王安喜带领手下的100多人，于4月下旬窜犯邵武县大常村，企图袭击我金坑剿匪指挥所。
但是，让廖匪没有想到的是，不等他们的队伍开进金坑镇，剿匪指挥所便先于4月20日派出二营五连的一个排前往大常村等候着他们。
大常村原来还驻有搜剿部队二营一连二排的战士们，当王安喜匪部进入大常村后，这两路部队突然对王安喜匪部展开夹击，王安喜匪部措手不及，当场被打死7人，其余土匪不战自降，匪首王安喜见势不妙，慌忙率残部逃往光泽县。
这次战斗，五连战士俘匪大队长田世钦以下34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40余支。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胜乘追击。5月9日，我军在光泽县与匪司令廖其祥所率股匪50多人相遇。
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廖匪的参谋长王世钧等27人被活捉，匪部的20余支长短枪和电台也成了五连的战利品。
廖其祥突围后，率残匪20余人向将乐县境内逃窜。
王安喜的袭击计划失败，使他的老子非常生气，王象其决定再次对剿匪部队进行偷袭。
5月20日，王象其亲自率领剩下的匪徒60多人窜到大常村，企图再度对金坑指挥所进行袭击。
指挥所的领导们早就料到王象其会来复仇。所以，剿匪部队提前派出一个连的战士埋伏在从大常村到指挥所的路口，等候着王匪的出现。
这天，当王象其和他的爪牙们刚刚进入到我方的埋伏圈时，战士们立即将土匪们包围了起来。
经过激战，我剿匪部队毙伤土匪10多人，俘虏匪部正副大队长史东山、金向奎等3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0余支。
匪首王象其在混乱中带着几名残匪逃走。
不久后的一天，二营五连副指导员郭永学正在帮当地的老乡犁田，忽然看见从远处山上下来一个人。从那人鬼鬼祟祟的样子，郭永学觉得此人非常可疑。
果然，郭永学身边的老乡悄悄告诉他说：“这个人是王象其贴身的亲信。”
郭永学当场将其抓获。
郭永学从这名俘虏的口中得知，王象其和其他几个人正藏在黎川与邵武交界的虎头山上。
得到这一重要情况，五连连长一面报告指挥所，一面命令一排战士从金坑出发，直奔虎头山。
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当一排进至黎川县牛坪村，已是17时。
一排长找到该村族长要他为战士们准备些吃的，可等排长刚一转眼的工夫，这位族长就不见了。
排长立即派人寻找，最后发现这位族长是想去给王象其送信。排长命人将族长看管起来。
战士们吃过晚饭后，一排长让人把族长带过来，族长吓得瑟瑟发抖。
排长问他想不想活命，族长连连点头。
一排长严肃地说：“要想活命，就必须要和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对你不客气。”
族长连忙说：“愿意将功补过，愿意帮忙！”
一排长说：“愿意帮忙，就老老实实给我们带路去抓捕王象其，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族长忙说：“是是！”
他们沿着山涧小溪涉水而上，于第二天早上到达了虎头山。
虎头山上有一用木头和杉树皮搭成的小房子。战士们到达山上时发现，在小房子的门口正有一个土匪坐在那里放哨，从房子后面冒出袅袅炊烟。
一排长指挥战士们从房子的后面迅速隐蔽接近。快到跟前了，排长首先冲上前去将放哨的土匪一拳打晕。
紧接着，一排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似猛虎般扑进了房子。
这一突如其来的冲击，使得房子里的土匪们措手不及。他们糊里糊涂就当了俘虏。
战士们在房子的最里间找到了匪首王象其，这个欠下资溪人民累累血债的土匪头子，连同他的副官、参谋长及随从，来不及反抗，就被人民解放军活捉了。
第二天，剿匪部队的战士们就将王象其等人押送至资溪县城受审。
至此，以王象其为首的匪“第十八支队”彻底覆灭。击毙亡命徒邱旭升
1950年年底，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参加资溪暴乱的土匪一一落入法网，但仍有曾皋九、邱旭升、胥拔勤、熊文辉等匪首逍遥法外。
江西军区下达《关于限期捕捉知名匪首控制山区要点命令》，要求所属部队在1951年3月底前肃清残匪。
军分区立刻派已从黎川撤回的侦察科参谋牛贵祥带领侦察排，会同一个营及两个连的兵力赴资溪县城成立剿匪指挥部。
指挥部成立后，侦察排的战士穿上缴获的土匪衣服，两三人一组，白天深入资溪县土匪经常出没的五里山、茶园山等原始森林中搜捕，晚上则守护村庄。
可是，土匪们得知大军围剿的消息后，纷纷化整为零，四处躲藏。侦察排搜查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发现土匪的行踪。
一天傍晚，一位村民找到牛贵祥悄悄问道：“如果有土匪来投降，将会怎样处理？”
牛贵祥心中一喜，便毫不含糊地告诉他，按党的政策，可以宽大处理，并希望想投降的土匪尽快投降，争取立功。
这位村民离去后，牛贵祥暗想，这位村民之所以会这么问，一定是有土匪传递信息，现在这村民后面的土匪是否会投降，就看他的工作是否做到位了。
第二天一早，这位村民再次找到牛贵祥，问土匪投降后，能否保证不会被枪毙？
牛贵祥告诉他：保证。
这位村民回去不久，一个狼狈不堪的土匪头子果真领着几个土匪前来投降，这个土匪头子就是国民党资溪县长胥拔勤。
根据胥拔勤的交待，侦察排了解到了土匪邱旭升的一些情况。胥拔勤说，他和国民党资溪县党部书记邱旭升原本想逃往福建，可在仓惶逃跑途中不慎将眼镜丢失，高度近视的胥拔勤只得放弃与邱旭升逃跑的念头，选择投降。
邱旭升在得知胥拔勤投降的消息后，也害怕在逃跑途中被擒，所以带着14个土匪、7条枪仍躲在资溪境内。
1951年1月，抚州军分区和上饶军分区的部队协同作战，开始大规模围剿赣闽边境各县残匪，资溪县委除留守机关人员外，其余全都深入区乡，分头带领部队和民兵剿匪。
1951年2月12日，被剿匪部队和民兵包围得滴水不漏的石峡乡笼罩在雨雾中。侦察排排长朱文义带着一班战士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进入资溪县最高的山脉搜索。
忽然，他们看见有3个形迹可疑的人从不远的草丛中跳起，夺路狂奔。
朱文义和战士们拔脚就追，并大喝道：“前面的人快点站住！缴械投降！”
谁知，这几个家伙不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跑得更快了。
朱文义和战士开了几枪后，一个家伙腿部中弹，身子一歪后，又跛足狂奔。在一个大瀑布前，浑身颤抖的土匪见无路可走，仓惶跳下百米高瀑布，跌入水潭。
朱文义追到瀑布上方往下一看，两个匪徒已爬上岸边石头，躲入灌木丛中。于是，他举枪向最后想上岸的家伙射击，那家伙应声落入水潭，一片污血也随之涌上水面。
朱文义原想还到下面搜索，但在崖顶转了几个来回，却没有下去的路，只好带领战士们返回了驻地。
当朱文义将这一情况向牛贵祥报告后，牛贵祥说：“必须弄清楚那个被打死土匪的真正身份。”
牛贵祥和朱文义二人，请了一个向导，来到瀑布前，向导用砍刀劈开了一条路，下到深潭旁边。
刚到潭边，就看见一怪石下有个家伙浑身簌簌发抖，缩成一团。
牛贵祥立刻拔出手枪，对着那人喝道：“举起手来！”
那家伙一惊，跳了起来，双手正要摸枪，牛贵祥一扣扳机，一粒子弹便将这土匪击毙。牛贵祥再看水潭里，根本未见到其他土匪的尸体。
此时，雨越下越大，牛贵祥爬到瀑布前，问朱文义：“水潭里根本没有你说的土匪尸体，现在有一具，是我刚刚击毙的。”
朱文义一听，着急地说：“不可能呀！我亲眼看见他掉进去的，除非他跑去投胎了，我就不信，找不到他的尸体！”说着，抢过向导的柴刀，在崖边砍了一根茅竹，削去枝叶，成了一根竹竿，然后用它在潭里划来捞去，终于捞出了一具死尸。
因为天寒地冻，潭水冰冷，尸体尚未膨胀，所以没有浮起来。
牛贵祥定睛一看，这长头发、大胡子的尸体外罩大衣，中穿毛线衣，脚蹬白胶鞋，身份显然与一般土匪不同。
向导看完此人哈哈一笑，原来，这个家伙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的“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第九支队长、国民党资溪县党部书记邱旭升。
这次大规模的搜剿运动，我剿匪部队不仅使邱旭升饮弹毙命，而且还先后擒获了泰宁匪首严正和光泽匪首蔡缄三，极大地打击了资溪股匪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我军的威风。巧遇“流浪汉”
邱旭升毙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土匪露面。战士们不禁想：难道土匪真的被消灭光了吗？
县委副书记田永丰及时提醒大家：
同志们，匪首曾皋九还没抓到，土匪还在这山里藏着。我们千万不能放松警惕，而应该再加一把劲，把残匪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为革命烈士报仇雪恨的愿望。
牛贵祥也给大家打气：“只要他们想活命，要吃饭，要穿衣，就不可能不露出行迹。”
1951年3月9日，高阜区水东乡高山庵的几位村民来到区政府。他们向区长报告说：“昨天夜里，有10多个土匪到我们村来抢米了。”
区长陈子忠问：“他们抢去多少米？”
村民回答说：“抢去100多斤，满满一袋呢。”
参加剿匪的抚州军分区四八三团侦察排长朱文义这时正在场，他听了村民的报告后，当即带领5名侦察员和数十名民兵，赶到高山庵。
在被抢去米的老乡家门口，侦察员们看到地上掉的许多米粒。
他们顺着米粒洒落的方向朝村外走去，又发现通往张家山方向的山路上，有许多杂乱的脚印和漏掉的大米。
朱文义带着侦察员继续跟踪，一直沿着林中的羊肠小道，搜索土匪。但直到晚上，他们也没有追上逃走的土匪，只好原路返回。
第二天早晨，高阜区政府又接到村民报告：附近的山上有炊烟升起。
区领导从当地老乡调查中得知，这附近一带深山里根本没有居民。侦察排长朱文义断定：“这炊烟一定是抢了米的土匪在煮饭。”
他立即把侦察员分成几个小组，各带领一部分民兵从不同方向朝飘出炊烟的山头合围搜索。
15时多，朱文义率领的60多个民兵与10多名土匪遭遇。土匪们一看见来了人，就像炸了窝的老鼠似的，丢下大米和还没有煮熟的米饭，便没命地向丛林草窝四处逃窜。
此时天色已晚，搜索小组只好返回驻地。
侦察员们虽然几次发现土匪活动的踪迹，却没有逮住一个土匪，但几天来的情况已经证明，曾皋九这股残匪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他们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了。
这天，张家山北角余家山窝里，四八三团侦察排副班长邹雪梅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将一支冲锋枪藏在腋窝下站在村口放哨。
忽然，他发现一个头戴礼帽、皮肤微黑、个子矮胖的中年汉子向他挥手。
身着便装的邹雪梅觉得奇怪，也向他挥了挥手。
那人接着摘下礼帽，朝邹雪梅又挥了挥，更觉纳闷的邹雪梅也摘下斗笠向他挥了挥手。就在这时，那人似乎看出了不对劲，转身拔腿就逃。
邹雪梅立刻明白这家伙是个土匪，拔腿便追。同时，他快速拔出藏在腋窝里的冲锋枪，边追边鸣枪示警。
那土匪看见邹雪梅快步追来，便拔枪射击，邹雪梅动作敏捷，迅速躲闪。
邹雪梅端起冲锋枪一个连射，只见火舌吐出，那土匪脚步猛地抖了一下，一头倒在山道上。但他仍竭力挣扎，举枪回射，邹雪梅再次扣动扳机，那家伙再也没有起来。
邹雪梅在污血满身的土匪衣服口袋里搜出一张国民党党员证，把证件上的相片同死者相貌一对照，发现这个被击毙的土匪不是别人，正是资溪的头号匪首曾皋九。
“曾皋九被打死了！”消息像春雷轰鸣般迅速在高阜区及全县城传开。合力生擒熊文辉
资溪是匪患的重灾区，这里还有个匪首叫熊文辉，他与两个同伙，在匪首曾皋九被击毙的第二年，也被觉悟了的农民合力生擒。
这个传奇般的故事，发生在资溪县的蔡家岭。
熊文辉，高阜乡溪南村人，地主出身，与曾皋九是国民党军校同窗；当上土匪后，又是曾匪的副手。曾任匪中校大队长，熊任匪少校大队副。这家伙与曾皋九是一文一武，向来配合得十分“默契”，“资溪事件”中，他也是攻城土匪头目之一。
熊文辉的两个同伙，一个是同村人曾禄鸣，另一个是林亚员，他们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资溪县高阜镇往东约3里，有一座资溪县唯一遗存的古塔――高云塔。在这座建于明代的古塔旁，一条沿小溪蜿蜒伸展的鹅卵石板铺就的小路，是以前高阜与饶桥相连的必经通道。从古塔往东北再走约6里，可见一个极小的山村，这就是蔡家岭。
解放初，蔡家岭只有一户贫农人家居住，男的叫曾发良，女的叫孔龙芬，他们还有一个10多岁的儿子。解放后，这家分到了田地，在这里过着还算平和安适的日子。
1952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初七晚上，蔡家岭的3口之家刚刚睡下，忽然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
一个粗重的嗓音在门口喊着：“喂！老乡，快开门！”
“谁呀！你们等一下吧。”曾发良披衣下床，来到门边，透过门缝定睛朝外一看，只见月光下站着3个人，他不由得倒抽了口凉气。
原来这3人正是眼下被政府通缉的漏网土匪熊文辉和他的同伙。
熊文辉隔着门对屋里说：“曾发良，我们可是乡亲，你就开开门吧，我们不会伤害你。”
曾发良想了想，回头看了看床上惊恐的妻儿，长叹了一口气，转身打开了门。
3个土匪闪身进屋，他们四周打量着。
匪首熊文辉满脸堆笑地说：“不要怕，我们不会对你们怎样的，只是现在我们的粮食不够了，来向你借点米。”
姓林的土匪拿出一个口袋，推搡着曾发良的妻子去储米间装米。
熊文辉继续说：“老曾啊，我们可是真正的老乡，眼下我们有难，你帮助我们，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你还不知道吧，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我们的军队很快就要打回来了，到那时，我们会重重地报答你！”
土匪装了满满一袋米和食盐、腌菜、咸肉等，临走一个土匪手晃着乌黑贼亮的手枪，指着曾发良的脑门，威胁说：“你千万不能向共军和外人透露半点儿今天的事。不然的话，你一家……”
他说完，便匆匆隐匿在茫茫的山林中。
此后，这3个土匪每隔几天就会来曾家抢一些食物。
曾家也从此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曾发良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他已经陷入了无尽的苦恼之中。
有一天，曾发良望着窗外寂静的夜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妻子孔龙芬也没睡着，他们四目对望，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妻子想了想，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提醒丈夫：“我们何不去找饶桥外的那些亲戚朋友想些办法呢？”
“是啊，我们可以请他们来帮助我们啊！”曾发良腾地站起身，非常赞同妻子的意见。
妻子口中的这些亲戚朋友分别是：31岁的乡代表张祥寿，张的弟弟张益寿，还有童文贵和詹有忠。他们分别是曾发良夫妇双方父母家的同辈分的亲戚，都是跟曾发良一样的世代贫雇农，平时他们彼此间常来常往，有困难都会相互帮助，而且他们都年轻力壮。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曾发良就悄悄地离家前往饶桥外。天黑后，他又悄悄地返回了蔡家岭。
直到晚上睡觉时，曾发良才轻声轻语地将他和亲戚的“计划”告诉给了自己的妻子。
于是，一场殊死搏斗就要在这荒野的农家小屋里开始了。
9月21日，是土匪们约好又一次来曾家的日子。这天半夜，“笃，笃”的敲门声再次划破了山野的宁静。
这已经是土匪们第五次敲响曾家的门了。曾发良一边从床上起来，一边大声地对门外的人说：“来了！”
门一开，熊文辉、曾禄鸣和那个姓林的一拥而入，跟前几次没有什么两样。熊文辉还是那样和气谦恭故意做作地说：“真是不好意思，又来搅扰你们了。”
曾发良一边叫妻子赶忙端饭菜上桌，一边说：“实在对不起，这两天高阜街上没有杀猪，所以只好吃点素菜。”
曾禄鸣立即不高兴了，用眼睛狠狠地剜了曾发良一眼，熊文辉却装“好人”地说：“没有关系，有饭吃就行了！非常感谢你了。”
曾发良忙指着桌上的食物说：“不过，我家还有些酸肉饼子，算你们今天口福好。”
土匪们不等曾发良说完，立即用手去抓那酸肉饼。他们“吭哧吭哧”猛啃酸肉饼。
见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曾发良在一旁说：“我给你们去打个蛋汤吧！”
他走到灶前，拿起锅铲，往灶上响响地敲了几下――这是他和亲戚们预先约好的动手信号。
说时迟，那时快，从里屋冲出张祥寿他们4个人来，各自朝着3个土匪的身后猛虎般扑去。
张祥寿抱住熊文辉，张益寿抱住曾禄鸣，童文贵抱住林亚员，詹有忠则提着柴刀，机动助战。
3个土匪猝不及防，被这几个青年农民拦腰抱住，一时吓坏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屋子了还躲了4个人，他们这时想拔枪已是来不及了，身子已被几个年轻力壮的农民紧紧箍住。
土匪中数曾禄鸣身壮力大，他拼力挣扎号叫。詹有忠见状，用刀朝他头上、身上猛砍。
曾发良也提着一把柴刀来帮助张祥寿对付熊文辉，他挥刀朝熊文辉的头上连砍了数刀，熊文辉立刻头破血流，边晃头躲闪边厉鬼般地尖叫起来。
这家伙毕竟在国民党军校呆过几年，学过几招，他忍住头上剧痛，拼命挣扎，竟然被他挣脱出一只手，从怀中掏出枪来。
曾发良哪容得他扣机开火，挥刀便朝他握枪的手上狠砍去。
与此同时，詹有忠也发现熊文辉拔出手枪，他急忙奔过来，右手拽住拿枪的手，用力一扭，夺过枪柄，熊文辉仍抓住枪管死死不放，双方拉扯着。
詹有忠左手提着刀，朝熊文辉这只紧握枪管的手上连砍两刀，熊文辉才松开手，詹有忠顺势把枪夺了过来。
被张益寿紧抱住腰身的曾禄鸣突然蹦跳着猛叫了一声：“放开老子！”
这家伙看起来长得五大三粗，想用他的凶狠来镇住他们。
孔龙芬这农家妇女也不简单，她见詹有忠跑去帮助张祥寿和曾发良对付熊文辉，而这边张益寿对付曾禄鸣发生了险情，便赶忙过来眼疾手快冲上前去利索地将曾禄鸣的枪从其胸腰前一把夺了过来。曾发良听见曾禄鸣的狂喊，大吃一惊，急奔过来挥刀朝曾匪身上连砍了几刀，曾发良的儿子也拿着一根木棍和几根粗箩绳前来助战。
3个持枪逃亡土匪终于被眼前的5个农民及妇女和少年制服，他们用箩绳结结实实地把土匪五花大绑起来。
熊文辉还企图用过去那种伪善的手法来博得同情。他带着凄婉的哭腔哀求说：“曾发良，我们可是来你家做客的老乡。有你这么对待客人的吗？”
“呸！”曾发良恨恨地说：“我们也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客人。”
第二天一早，曾发良一家和他的亲戚们将这几个五花大绑的土匪送到了区剿匪指挥部。吓死惯匪廖其祥
1951年3月，就在资溪县剿匪部队接二连三地灭掉资溪地区匪首的同时，广昌县的剿匪领导人却感到了空前的压力，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广昌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为没有抓到本县的土匪头子廖其祥而头疼。
廖其祥绰号“廖大肚子”，是广昌县水南乡人。1927年，廖其祥开始当土匪，他的土匪队伍已达到千人之多。1949年，蒋介石命令在江西建立“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廖其祥作为该部的一支重要土匪力量被收编，并被封一个“少将”头衔。
1949年8月，我人民解放军完成了赣江追击战斗后，随即转入全省的剿匪阶段，廖其祥匪部不久就被我剿匪部队击溃。逃出性命的廖其祥后来带着剩下的人和“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的王象其逃往建宁。
1950年1月中旬，台湾派出特务在泰宁与廖其祥接上了关系。廖其祥召集余部重建“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并将其改名。
为了做些“事情”给台湾当局看看，廖其祥依仗王象其的军事知识，攻陷了资溪县城。
制造了“资溪事件”后，廖其祥高兴得不得了，他立即发电报给台湾称：“光复资溪，消灭共军10万。”台湾舆论也确实兴奋了一段时间，并大肆在其报纸广播上吹嘘。
然而，廖其祥只兴奋了几天就被我剿匪部队打得七零八落，逃到了福建深山。
廖其祥打仗不行，但身为一个惯匪，逃命倒很在行。他不断地从我剿匪部队的空隙中逃掉，在深山林莽之中东奔西窜。到1950年底，居然还剩下100多人。
1951年初，他的好朋友王象其被我剿匪部队活捉，廖其祥为了逃命，跟王的儿子王安喜分道扬镳，逃得无影无踪。
那么，廖其祥到底逃到哪里去了呢？
就在广昌县剿匪领导一筹莫展的时候，建宁县却传来了廖其祥已被该县剿匪部擒获并意外死亡的消息。
廖其祥是在建宁与泰宁之间的山区落网的。
1950年12月1日，廖其祥逃到靖安，遭到四三○团一营的突然袭击，在强大火力的攻击之下，进退失据，惊慌失措，连忙逃走。
随后，他又在逃往宁化的路上挨了解放军一记重拳，结果只剩几十人了。
1951年2月初，快过春节了，泰宁县弋口一带发现一股较大土匪。剿匪部队经分析，认为很可能是廖其祥残部。
于是，剿匪部队即刻派出燕作秀、陈祖蔚领导的泰宁弋口武工队前往剿灭，他们还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建宁方面。建宁剿匪部队得到消息后，随即由连长杜玉泰和指导员刘炳政带领二八七团二营五连，赶来弋口。
2月7日，正是正月初二，人们顾不上欢庆春节，就立即开始了追剿行动。不久，他们就找到了土匪的藏身之地。
2月14日，战士们冒着漫天大雪，涉过冰冷彻骨的浦溪河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陡峭险峻的马坑岩洞发动了猛烈地攻击。
龟缩在洞中的30多个匪徒毫无准备，顷刻之间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但打扫战场时，却没看见匪首廖其祥。
这时，指导员刘炳政发现，通讯员张加祥也不见了。有人说，刚才好像看到他追一个匪徒去了。
刘炳政对九班长金道木一招手说：“快！跟上去看看！”
原来，正当大家抓捕最后一批俘虏时，通讯员张加祥感到好像有人溜进一块岩石背后去了。他赶过去一看，只见一个人朝着河的下游方向拼命逃跑。
张加祥没来得及打招呼便追上前去。匪徒知道后面有人追赶，跑得更快了。本来张加祥可以一枪把他打死，但看那匪徒年纪较大，说不定是个土匪头子，就想抓个活的。
他加速追到那家伙身边，纵身一跃，把他扑倒在地。
那匪徒虽说上了年纪，却很有力气，他翻身与张加祥扭打起来。
正在这时，刘炳政和九班班长都赶到了，他们向顽匪的脚上、肩上各开了一枪，那家伙才束手就擒。
刘炳政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受伤的匪徒。只见这家伙大约40多岁，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绒帽，上身穿一件棕色毛衣，下边着一条蓝色棉裤，脚下则是一双一般人所没有的黑色棉鞋。
这家伙和其他土匪一样，因长时间在山野逃窜，日晒夜露，食物缺乏，瘦长形的脸上呈现一种酱黑色。头顶是秃的，剩下的疏而长的头发乱七八糟地盖在脸上，显出丧家犬般的狼狈与晦气。
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口里镶着一颗很大的金牙。
刘炳政问俘虏：“喂，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那个家伙闭着眼睛装死，一声不吭。
一个战士猜道：“他不会是大土匪廖其祥吧？”
另一个道：“你凭什么这么说呢？”
那个战士回答说：“你看他穿得这么好，口里还镶着金牙呢？不是头子哪来这么多的钱呢？”
连长杜玉泰听了他们的话也认为有这种可能，他接着说：“还有证据呢！你们看，我们刚才在他住的岩洞里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几十斤鸦片，几十件金首饰，几千块大洋。”
大家正说着，弋口武工队的陈祖蔚押了一个刚抓的土匪队长前来指认。
土匪向前一看，对众人说：“他嘛！就是我们的廖司令呀！哦，不对，他是长官们要抓的土匪头子廖其祥！”
一直装死的俘虏，微微睁开眼睛，愤怒地瞪了那个土匪一眼，随即又把眼睛闭上。
这个很小的动作，并没有引起大伙的注意，但细心的指导员刘炳政却看在眼里，他故意大声地问那个来指认的土匪：“你说他是廖其祥，可我听说廖其祥可是个大肚子，你看这个人，他的肚子根本就没有嘛！”
那个匪队长见刘炳政这样说，赶忙解释说：“哎呀，长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一年多被你们撵得到处跑，从江西逃到福建，又从福建逃回江西，我们一路上吃不好睡不好的，再大的肚子也跑瘪了。”说着，他夸张地掀起自己的衣服，指着瘪瘪的肚子说：“长官们你们看，我不是也瘦得能从肚子上看到脊梁骨了吗？”
战士们听完哈哈大笑起来。
联合会剿胜利结束后，弋口武工队根据县领导的指示，押解廖其祥前往泰宁县城。这里去县城不通公路，而廖其祥又挨了两枪，不能自己行走，武工队的同志只好用一种名叫“猪仔轿”的方法把他抬着。
“猪仔轿”其实就是一种极简单的扛抬工具，它是在两根竹竿中间，夹一把做工粗糙的竹椅；或者只用几根凹形短杠相连。当地的山里人到城里去卖猪，就是将猪这样抬去的。
从马坑岩洞到山下的路非常不好走，扛轿的同志到一个地方就要换几个人。他们一边抬，一边聊着闲话。
走在前面的说：“这次抓住了这个家伙肯定要千刀万剐。”
后面的人回答：“可不是吗？这个人这么坏！”
他们说着说着，只觉上身一晃，两肩一轻，只听得“嗵”地一声，什么东西摔到崖下去了。
“哎呀！”后面的人大叫一声，原来是他们抬的廖其祥从竹竿上掉了下来滚下了山。
武工队的陈祖蔚立即跑过来，生气地问这两个同志：“你们怎么把他翻下去了。”
扛轿的同志连忙说：“队长，这不关我们的事，是他自己用力挣脱下去的。”
陈祖蔚检查了“猪仔轿”，发现那根绳子的确是挣脱的，而且走在他们后面的人也都看到了这个事实，不是扛轿同志故意将廖其祥摔下山的。
陈祖蔚估计这是廖其祥自己自杀造成的，便不再说什么了，他命令人到山下把廖其祥的尸体找上来。
这是一条很窄的山路，上边是峭壁，下边是深谷。大家攀藤附葛而下，找到廖其祥时，他已是一具血肉模糊的死尸了。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弄到路上来，依然让他乘着“猪仔轿”。
建宁离广昌只几十公里，县里得知这一消息后，便通知了广昌。广昌县长马加接到电报，随后就派本县公安局的邱发生前往泰宁，并致信该县政府，要求他们将廖其祥首级或其死后照片，及被俘虏残匪名单、照片一并交由邱发生带回。
3月15日，邱发生带着廖其祥的首级回到了广昌。广昌人民确认这家伙真的死了，终于放下心来，从此便安心地发展生产，建设家乡。为此，马加起草文件，向专署报告。其文如下：
朱专员：
我县匪首廖其祥于今年2月14日在福建建宁县被我人民解放军围剿捕获，解至泰宁开永乡时，伤重毙命。本府于本月4日派本县公安局邱发生同志前往泰宁县提取廖匪死后照片及其首级，业于今日提取回县。
兹将廖其祥死后照片一帧送请鉴核实。
广昌县县长马加
1951年3月15日智擒变“性”顽匪
1952年9月，参与资溪事件的匪首熊文辉被村民成功抓获后，制造暴乱的几个重大匪首基本被剿灭干净。到1952年年底，江西全省共歼灭土匪、特务5�5万人。
不过，在这场剿匪运动中，另一个作恶多端并间接参与暴乱的金溪匪首向理安却直到1957年才被我公安机关抓捕归案。
向理安，湖南溆浦县人，1908年生于金溪县何家巷。1929年曾参加红军，两年后叛变，担任保安团分队长、县保警中队分队长、保警大队副官。金溪解放前夕，他带领县保警队190多人上山为匪，被“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委任为“第六总队”队长，担任金溪、临川、东乡、贵溪、资溪、南城、余江7县反共总指挥。
向理安从匪期间，曾有170余名革命干部、家属和群众遭其杀害，是赣东地区罪大恶极的匪首。
在资溪暴乱中，向理安带领众土匪直扑资溪，但途中听说县城已被攻破，便转袭高阜区公所，在那里抢掠了一番后，仓惶躲入大山李坊营一带。
匪徒们连夜行军，疲惫已极，一到驻地，倒头便睡。正当他们鼾声如雷之际，我剿匪部队四八三团六连从天而降，将匪徒全部包围在他们所住的房屋之中。
向理安从睡梦中醒来，慌忙组织土匪强行突围。
这一仗，向理安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他自己带了几个亲信逃得性命。此后，他又在我群众基础薄弱的地区搜罗了一些残匪继续作恶。
1950年4月中旬，向理安在赛元岭山棚再次被围，两名匪徒被打死，剩余的匪徒被冲散。
6月中旬，剿匪部队与向理安在和尚坪途中遭遇，匪徒趁天黑朝判坑逃窜。
中秋节前夕，匪徒藏在东乡鹅笼峰时，剿匪部队突然袭击，匪头目周继商负伤而逃。
此后，向理安一方面极力避免与剿匪部队接触，另一方面却加紧了对地方政权的骚扰和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12月24日深夜，县大队政委吉云祥接到公安机关的情报，得知向理安的下落，立即率部袭击竹桥乡下塘源村，10多名匪徒当场被打死，其余由两路向杨坊、梅坊逃走。其中多名匪徒逃到梅坊香菇厂，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剿匪部队一举歼灭。
“分队长”许炳坤带着七八人在杨坊石嘴头山上藏匿，晚上到村里抢吃的，刚进村就落入包围圈中，一个个被生擒活捉。剿匪部队继续追击剩余残匪，追到长兴山厂，向理安闻风而走；25日再追至涂岭山厂，匪徒亦不作任何抵抗，拔腿便逃。
我剿匪部队有如强劲的狂风，匪徒们就像残败的落叶，他们再无还手之力了。
1951年1月初，向理安和最后的几个喽�到了金溪、资溪两县交界的孔药坑白水济，这里山深林密，远离村庄，剿匪部队一时间没有了土匪的消息。
不久，向理安的爪牙之一曾水仔来到金溪剿匪部投诚，他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向理安被他砍死在了匪窝里。
我剿匪人员立即带领人员前去查看，但在那里并没有找到向匪的尸体。
剿匪同志正要问个究竟，其他的土匪却纷纷愿意用人头担保曾水仔说的是事实。
这样，向理安的最后几个爪牙，终于放下手中的屠刀，投降了。至此，向理安这股闹得最凶的土匪，就此干净彻底地被消灭了。
可是，他们的头子向理安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到底去了哪里呢？没有人知道。
直到1953年初，江西省公安厅无意中抓获了台湾驻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李惕非。
为了能够减轻自己的罪行，李惕非告诉公安人员，我方一直没有逮捕归案的向理安在香港出现过。
从李惕非的嘴里，我方人员又知道了向理安消失后的一些情况。
原来，曾水仔果真砍了向理安，但遗憾的是，由于曾水仔是在半夜动的手，砍杀中，他仅仅砍掉了向理安的一大块肉，却没有将他砍死。
待曾水仔前去报案后，向理安忍痛连夜逃走，赶到鹰潭市他岳母家，在那里拿到他老婆的地址，随即爬上火车前往上海。
向理安的老婆周瑞云是贵溪蔡坊人，1938年与向理安结婚，江西解放后，向理安把妻子送往上海，为自己多留了一条路。
向理安在上海只呆了几天，便搭上去香港的船。
到香港后，向理安由土匪变为特务，被国民党任命为“豫章山区军事联络专员兼赣东调查员”，给他的新任务是潜回大陆发展特务组织，收集大陆军事政治情报，利用各种旧关系组织地下武装；并且以金溪、黎川、光泽、泰宁等县为活动中心，建立“游击基地”。
1951年5月19日，向理安接受命令后偷渡潜回大陆，由于没有证件不能通行，他便自己伪造了一张“通行证”，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可是，他骗过了香港警察，却没骗过上海的纠察，向理安以一口谁也听不懂的“潮州”土话支吾搪塞，上海纠察只好根据他的“伪造证件罪”，判他半年徒刑。
同年12月，向理安出狱后，再次回到了香港，并在后来恢复了自己的“调查员”身份。
这时，向理安又投靠了另一个特务组织。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山学会”，并被任命为“中委会”二组属下的“江西工作站站长”。
这样，向理安成了国民党的“双料”特务。
李惕非告诉工作人员，向理安第一次去香港时，曾两次拜见过他，对他非常信任，如果公安人员需要对向进行逮捕的话，他愿意提供帮助。
李惕非所说的这些消息使公安人员眼前一亮，为了尽快抓到匪首向理安，经过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公安人员利用特务李惕非，让他先与向理安通过书信联系，逐步取得向的信任。
不久，给李惕非回信称：他正有回大陆“办事”的打算，要求李帮忙给他找一张从香港通往大陆的通行证件。
不久，一张由省公安厅印发的正规的通行证，很快寄到了向理安的手里。
与此同时，公安厅派出王长荣、王福生两位同志前往广东深圳的罗湖守候，等待向理安落网。
然而，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却不见向理安到来。
在罗湖等候的同志有些着急了，难道敌人发现了什么破绽？考虑我们的计划毫无疏漏之处，公安厅杨处长指示王长荣等人不要着急，耐心等下去。
1954年1月24日，是公安厅所发通行证失效的前一天，这一天，向理安终于离开香港，拿着通行证顺利地通过了香港港口。然而，当他一跨进罗湖的门槛，就被我公安人员秘密逮捕。
尽管向理安受过两次特务训练，经验非常“丰富”，但这一次，他仍然显得惊慌失措。
他不能再像在上海被捕时那样，装作什么都听不懂，因为人家一见面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向理安。
向理安在赣东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仅人命就有300多条。
1956年12月25日，金溪县人民法院判处向理安死刑。1957年1月7日，经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判决，执行枪决。
至此，直接和间接参与资溪暴乱的土匪头子均受到了人民正义的审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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