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强调：“敌人企图使我们陷入困境，我们必须和他们作斗争，决不心慈手软！”
●会场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全副武装的士兵，把整个大饭堂严密包围起来，大榕树下还架起了轻机枪。
●从此以后，广州的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再也不敢轻易进入广州。
● 抓捕敌特分子叶剑英签发军事管制布告
1949年10月19日，也就是广州解放的第五天，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市长。
3天后，叶剑英与方方及负责留驻广东的第十五兵团负责人，进抵广州市，随即组建政权，开展工作。
按照赣州会议的决定，广州解放后，第四十四军负责广州的警备。其所属第一三二师为广州的警备师。以叶剑英兼主任的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所属治安委员会和以邓华为司令员的广州警备司令部相继成立.
几天之内，进城部队对全市银行、监狱、电台、机场、车站、码头等所有重要目标以及关系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电厂、水厂等实行了军事管制。对治安情况混乱的街区实行戒严、临时宵禁和突击搜查。进城部队根据有关线索，收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及伤残人员，令其交出暗藏武器和停止作乱等。
10月下旬，广州市治安委员会召开会议，针对匪特活动的特点，作出如下决定：
广泛发动群众，由人民政府组织5200多人的市民纠察队，由市总工会组织800人的工人纠察队，由共青团市委组织250人的青年纠察队，配合警备部队实施日夜巡逻。
把公开的武装巡逻与秘密的便衣武装巡逻穿插进行，不让匪特分子摸着巡逻规律。
不定期地组织搜捕，对可疑人员实施突击检查。
收缴枪支，安置乞丐难民，收容遣送散兵游勇，防止他们流落为匪。
广泛宣传政策，对首恶分子必须严惩，对登记自新人员予以宽大处理。
当广州市治安委员会把这些意见向叶剑英等领导人汇报后，叶剑英强调：敌人企图使我们陷入困境，我们必须和他们作斗争，绝不心慈手软！
随后，叶剑英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字第一号布告：
广州市及其近郊国民党匪军业已肃清，为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特令在广州市原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管时期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并任命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萧向荣、洪学智、曾生、林平、朱光、李章达、吴奇伟、张录村等为军管会委员，叶剑英为主任，赖传珠为副主任。本会遵令于即日正式成立到职视事，仰我军民一体知照。
主任叶剑英
副主任赖传珠
1949年10月21日
一时间，大街小巷，贴满了广州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使得那些怀有侥幸之心的暗藏敌特分子胆战心惊。
10月26日，邓华、赖传珠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警备部队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建立革命秩序，确保全市人民安宁的布告：
一、本部当遵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之约法八章，保障本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务望全市人民各安生业，严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颁发之一切法令。
二、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党派团体(例如中国国民党，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等)均为非法反动组织，着自即日起一律解散，并停止一切活动，所有各级组织的人员均须依照本市军管会及人民政府颁布之办法，进行登记。交出一切证件、档案、武器、电台、组织关系，倘有拒绝登记或继续活动者，一经查获，严惩不贷。
三、一切残余匪军，散兵游勇，特务武装，着即自动向本市公安局或就近驻军，缴械投诚，本军当即宽大处理，倘有潜伏不报滋扰生事者，定予严惩。
四、所有国民党政府的文武官吏，党政人员的枪支，无论曾否领得国民党伪政府所发给之枪照，均须一律向本部或人民政府交出，无论任何人均不得私藏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品，违者法办。
五、本市所有公私无线电台，及无线电话，除经军管会批准使用者外，其余一律停止通报通话，并立即向本部登记。
六、严禁破坏工厂、仓库、机关、学校及一切公共建筑、交通设备，及抢劫、偷盗、放火、危害、造谣等行为，凡破坏国家财产，扰乱社会秩序者，定予严惩。
七、任何人不得隐匿包庇与我军有敌对行为之人犯，及一切暗藏的破坏分子，如发现此类分子须立即自动向本部及公安局报告，报告者受奖，隐匿者法办。
八、各国侨民必须遵守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切法令，违者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法律制裁。
九、本市自即日起，实行夜间戒严。每日夜晚自11时起至次日6时止，为戒严时间，在戒严时间内，没有特别通行证者不许通行。
十、我军政人员，均须严格遵守军管会及人民政府的法令，遵守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入城各项守则，并受本部所属警备部队之约束，违者以纪律制裁。
这些颇具震慑力的布告，既使匪特分子坐立不安，又受到广大市民的衷心拥护。
一些愿意悔过自新、与广州人民一起迈进新时代的反动党团、军警特人员纷纷主动到警备司令部和公安部门自新登记，场面十分踊跃。警备司令部的无声战役
刚刚解放的广州，虽然有一些反动军警前来进行自新登记，但整个城区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一些特务分子假借各种名义，组织各种非法团体进行破坏，一时间，挂着各种牌子、打着各种旗号的一大批社会组织和所谓的“接收小组”遍布街头：有的组织公然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有的假借接收，对商人、企业和群众进行敲诈、勒索，破坏共产党的威信。有的公开组织武装，收缴枪支，收容散兵游勇和当地地痞流氓从事破坏。有的打出广州地下党的招牌和两广纵队的旗号，或以琼崖纵队的名义，甚至以中共华南分局的名义进行招摇撞骗。
为了尽快恢复广州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中共中央任命朱光为广州市副市长，即刻上任，以协助叶剑英搞好广州的治安保卫工作。
1949年10月14日，在解放军警卫排的护送下，身材高大的朱光率领一队人马，从沙河进入广州。
朱光，原名朱光琛，广西博白松旺人。他参加过广州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时期，他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曾经协助朱德指挥作战。
朱光接管大城市的经验来自1947年后，他先后担任过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和长春市市委书记等职。
当他奉调广州之后，毛泽东曾亲笔为他题词：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的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
朱光副市长和警备司令部首长反复研究了敌情，觉得广州的那些打着各种旗号的社会组织大都来历不明，其中可能有进步人士，但大部分人是搞政治投机，或企图浑水摸鱼，或想盗窃国家资财，或是想中饱私囊的不法分子。
更为危险的是还有不少特务分子潜入到这些组织中，把持操纵，进行破坏活动，损害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声誉。因此，必须及时对这些组织作出处理，以正视听。
但这类组织数量大，人数多，如待一一甄别之后再来处理，必然费时过长，会影响城市的安定。
经请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后，叶剑英、朱光决定采取“先取缔，后甄别”的办法予以解决。
在未查清其面目之前，先对各组织的主要头目进行软禁和拘留审查。
为了不使这些社会组织觉察，尽量保持社会平稳，减轻惊动，达到出其不意、静中处理的效果，警备司令部制定了一个“智取”的方案。
他们的方案是，借警备司令部成立之机，以“警司”的名义向各组织发出请柬，邀请这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到警备司令部聚谈。
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黄忠诚负责警备部队的布控和防止可能发生的反抗和骚乱。
10月21日晚，警备司令部门前灯火辉煌，一派喜庆的景象。
接到请柬的各社会组织头目，有的穿西装，有的穿唐装，有的戴鸭舌帽，有的戴毡帽，陆陆续续来到警备司令部。
然而他们一进会场，就立即觉得气氛不对，会场内布满了佩带短枪的解放军警卫，全是身材魁梧的北方大汉，虎视眈眈，监视着每个角落。
会场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整个大饭堂严密包围起来，大榕树下还架起了轻机枪。
这些平时呼三喝四、作威作福的头头脑脑们，一见这场面，都大惊失色，一个个低头不语，腰一下子弯了下去。
这时，警备司令部政委吴富善走到讲台中央，大声宣读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他严肃地说：“广州已经解放，全市人民应该积极起来，协助军管会和人民解放军进行接管工作，维持治安。但一切工作均应经过军管会和警备司令部，绝对不能自立名目，不能擅自主张和目无纪律。”
为了起到威慑作用，吴政委故意长时间不说话，目光紧盯着那些闷头闷脑的家伙。
那些人几乎完全蔫萎了，会场内顿时鸦雀无声。
吴政委突然提高声音，大声宣布：
据查，到会的各类组织，均未向警备司令部登记，亦不合军管会原则，尤其有人假冒中共华南分局名义，更是破坏我党的政治影响。鉴于此，你们都是非法组织，现在，警备司令部命令你们，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并将经手及接管的财产全部移给交警备司令部。除少数特务匪徒，应予调查处理外，大部分被骗、盲从及投机分子，均宽大政策，不加深究，请勿惊疑。
在会场上响起了一阵轻微的议论声，有人想转身离去。四周的警卫战士立即把手按在枪柄上，有的战士已经把枪拔出来了。
那些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有半点违抗隐瞒，只恨不得把口袋里的东西，也一股脑儿掏出来上交。
接着，解放军在他们的带领下，到各个窝点进行搜查，收缴了600多支私藏的枪械，并将800多名人员集中起来，一一审查甄别。
警备司令部规定，普通人员教育后释放，首恶分子则受到制裁。
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关于取缔各类非法组织的通告贴满了全城。在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下，这一复杂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广州局势于是牢牢地控制在人民的手中了。
这次无声的战役，大大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大长了平民百姓的志气，使广州市的市面上一下子平静了许多。重拳打击“飞轮党”
1949年底至1950年初，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又联手展开打击专门在粤汉铁路南段、广九铁路上扒窃列车货物、抢劫旅客财物、勒索行商的土匪武装团伙“飞轮党”，止住了广东境内流散匪徒的威风。
“飞轮党”是由一群特务、惯匪、流氓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专以暴力手段在铁路交通线上从事劫掠、勒索、危害人民利益的活动。
因为“飞轮党”的党徒来自各方，他们所熟悉的地区与依附的恶势力各有不同，所以，他们的活动手段和活动范围也各不相同。
粤汉铁路曲江站以北活动的属于“青帮”，曲江站以南及广九铁路所活动的属于“洪帮”。而“洪帮”的活动范围又有原则上的划分，粤汉铁路曲江至英德段的首领为军统特务何志刚，其手下掌握党徒20余人；连江口至源潭段为潜江恶霸欧吉元及匪警探徐飞，他手下也掌握20余人；源潭至广州南站为惯匪黄秋才、梁公泽及军统特务刘扬，其手下掌握党徒50余人。
在广州解放前夕，这些“飞轮党”匪徒接受国民党特务部门的指示进行潜伏活动，由黄秋才、梁公泽统一领导。
“飞轮党”作奸犯科、危害人民10多年，其活动方式多种多样。他们与特务匪徒勾结，无恶不作，由暗中扒窃而公开敲诈，由恃强威吓到残暴殴辱，粤汉广九路客商受害者不可胜数。人们把“飞轮党”视为洪水猛兽，闻者惊心，见者动魄。
“飞轮党”所以使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实在是因为这些匪徒一贯使用强暴手段危害人民切身利益造成的。
广州解放初期，“飞轮党”匪帮因为有统一的领导，同时受美蒋特务指使，便肆无忌惮地破坏我城乡物资交流，捣乱革命秩序。他们乘我群众基础未及建立巩固之际，公开活动，除了运用一贯对客商的“强取豪夺”手段外，还先后于1950年初由匪首黄秋才、梁公泽率领匪徒40余人暗藏枪械利刃等凶器乔装乘客，趁火车由广州南站开出时，在近郊荔枝湾附近4次劫掠车厢客商财物，并明目张胆地在中央公园分赃。
1950年夏，匪首欧吉元又派遣徐飞，率领匪徒30余人在清远至银盏坳公路上设卡收费，而欧匪则混入我铁路某公安机关刺探我方情报，企图扩展其反革命活动。
为了剿灭这股匪徒，广州市警备部队抽调侦察连配合公安机关对“飞轮党”采取行动，代号为“打虎行动”。
“打虎行动”指挥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深入虎穴，将这些匪徒一网打尽。指挥部把化装侦察的任务交给了广州籍的张排长。张排长带领几名战士，打扮成流氓阿飞的样子，在火车站和铁路沿线活动，以掌握“飞轮党”的蛛丝马迹，并力图在“飞轮党”的外围势力中安插一名“卧底”，从而将“飞轮党”的情况弄清楚。
经过两天的跟踪侦察，张排长发现了一个“飞轮党”徒在火车站的货运站转悠，就盯了上去。
此人绰号叫“沙皮狗”，小个子身材，却狗仗人势，今天在小铺里拿一瓶酒，明天在小贩手上抢走一盒烟，对方稍有不满就抡拳头，吹胡子瞪眼，因此熟悉他的人都避之不及。
张排长了解情况后，决定将计就计，引蛇出洞。
天近傍晚，“沙皮狗”照例踱着四方步，叼着香烟来到货运站旁边的摊档上，娴熟地拿起一包烟揣进口袋里，又顺手拿过一只大苹果咬了一口。
这时，一个衣着褴褛的大汉喝醉酒似地踉踉跄跄走过来，一头撞到“沙皮狗”的怀里，把他撞了个四脚朝天。
平日欺行霸市惯了的“沙皮狗”哪会吃这眼前亏，他爬了起来，把嘴里的苹果渣“哈哧”一声吐到大汉脸上，破口大骂。
大汉猛地扑过去，像老鹰叼小鸡似地把“沙皮狗”提起来，在空中旋了几圈。正当大汉欲将“沙皮狗”往地上扔之际，他的脚下被什么重重地绊了一下，两个人狠狠地摔了一跤。
大汉躺在地上，痛得呀呀直叫。
一个人迅速将“沙皮狗”一把扶起，小声道：“快跑，这人是个武疯子，他爬起来就会把你剁碎。”
“沙皮狗”没多想就跟着这人跑起来。
跑了好一会儿，两人累了，那人买了两瓶冰镇的“橙汁汽水”，递给“沙皮狗”一瓶，说：“哥记，胜行？”
“食大茶饭的。”
“大佬是谁？”
“说出来也不怕吓着你。大佬是人称‘飞车大王’的梁公泽，行走江湖几十年了。”
“哥记，我一眼看你，就不是凡夫俗子。跟这样的大佬有前途哇！”
“哪里哪里，刚才你那一下子，我知道你食过夜粥。怎么样，过来做兄弟吧。”
“好啊，哥记能看中我，恭敬不如从命。”
这人正是侦察能手张排长。
凭着张排长灵活的头脑和敏捷的身手，不出3天，他就和“飞轮党”的一些成员混得称兄道弟，“同捞同煲”，而关于“飞轮党”的情况也被他摸了个一清二楚。
一天清晨，“飞轮党”匪徒们还在蒙头大睡，“打虎行动”如雷霆扫穴。解放军和公安人员犹如神兵天降，梁公泽、黄秋才等“飞轮”头目被当场抓获，军统特务刘扬也在行动中被击毙。
不可一世的“飞轮党”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这个久治不愈的毒瘤终于被彻底割掉了。
“飞轮党”的清除，使匪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抢劫的行径终于得到遏制，广州市的治安一下子好了许多。抓获阴谋暗杀叶剑英的特务
1950年春，全国的“镇反”运动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之后，逐渐进入了高潮。
朝鲜战争爆发后，败退在台湾的国民党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来了，便向大陆派遣了大批间谍特务。他们开出的价码是“杀死一名部长，奖励十条黄金”。
4月17日早上，在广州市北京路的红棉舞厅惠如楼出现了一位港客打扮的中年人，他的胸前别着一枚回形玫瑰胸针。过了一会儿，另一位港客打扮的人尾随着这个人上了惠如楼。在他的胸前，也同样别着一枚回形玫瑰胸针。
原来回形玫瑰胸针是他们接头的暗号。首先上楼的人叫黄强武，后者名叫钟嘉。这两个人都是国民党派遣特务物色的“暗杀小组”成员。他们的目的是暗杀叶剑英，这是广州暗杀的第一号目标。
经过一段时间的情报搜集，黄强武和钟嘉对叶剑英的活动规律，已摸得清清楚楚。他们发现，叶剑英凡是去西郊、黄埔等地考察或检查工作，乘坐的都是一艘叫“珠江轮”的机动船，而叶剑英宴请宾客都是在西园酒家举行。他们就伺机在这些地方下手，准备给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以沉重打击。
还在3月间，广州市公安局就曾连续截获台湾保密局指令其在香港的特务，刺探广东省和广州市党政首脑人物行踪的电报。
4月，市公安局又接到一份绝密情报，台湾保密局已命令其在香港的特务机关，必须迅速派员赴广州实施早已制定的暗杀计划。
接着，广州市公安局侦查科又收到一封匿名揭发检举信，信中举报一德路善庆里13号2楼住户陈星群是潜伏特务。陈家还收藏着一批枪支、手榴弹等武器弹药。但经公安部门反复侦查，暂时没有发现陈星群有什么可疑行动。
根据我方掌握的情报，黄强武匆匆回香港汇报，陈星群已像蚂蝗一样盯住了珠江轮的驾驶员，暗杀小组的另一名特务郭禄已通过关系，打进西园酒家当了厨师。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天后，回香港汇报的黄强武又来到广州，最后确定了三条暗杀方案。
第一方案是让广州人陈星群设法接近“珠江轮”的驾驶员，严密监视叶剑英乘坐的“珠江轮”。当叶剑英乘坐此轮启动时，特务们立即登上准备好的汽艇尾随。当汽艇靠近“珠江轮”时，特务们向“珠江轮”投手榴弹，将“珠江轮”炸沉。
第二方案是让混进西园酒家当厨师的郭禄，给叶剑英的饭菜中投毒，并在座椅下面安放定时炸弹。
假如上面两个方案都不能成功的话，他们的第三条方案就是直接在叶剑英居住的酒店门口埋伏特务，在叶剑英出门的时候，向其扔手榴弹将其炸死。
叶剑英作为广东省第一任党政军领导人、广州市市长，对敌人的活动似乎一无所知，他仍然和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照样乘珠江轮外出视察，照样上西园酒家宴请宾客。
原来，就在黄强武回香港汇报后，他们之中的钟嘉，却在一个深夜，悄悄地叩开了公安局侦查科的大门，将台湾保密局派遣一个特务潜来广州暗杀叶剑英等党政要人的阴谋计划，如实报告了公安局。
钟嘉这次重新回到广州后，深感到广州和他熟悉的国民党时期相比，确实是换了人间，心中颇有些感动。加上他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于是主动投案自首了。
侦查科长听说特务们已经混进了“珠江轮”和西园酒家厨房时，不禁惊出一身冷汗，他迅速向市公安局长汇报，公安局长下令采取果断措施。
4月30日下午，叶剑英将在西园酒家请客。
特务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怀揣着手榴弹，死死守候在酒家附近，准备实行第三套方案。
17时20分，叶剑英的吉普车到了，他下车时一脸笑容，好像丝毫觉察不到四周的杀气……
街上平静如常。一辆三轮车从西园酒家门口驶过，车夫哼着小调；一个僧人低着头匆匆而行……这些都是从公安局挑选出来的便衣警察。
这时候，特务们从各个角落出现了。他们纷纷向西园酒家门口围拢过来了，亲临一线指挥的侦查科长见此情况，向周围的便衣打了一下手势，两名虎背熊腰的警察立即冲上前去，用手枪指着两名特务，命令他们举起手来。
一个特务见状乖乖地举起了手，可另一个特务却掏出了手榴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个子警察一个饿虎擒羊，将拿手榴弹的特务扑倒在地，一把将手榴弹夺了过来。
几名特务见势不妙，都丢下武器，举手投降。
当他们被公安人员反扭着胳膊，押上警车时，叶剑英正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从容地走进西园酒家……
特务爪牙被顺利抓获了，而他们的头目黄强武却因为听到了风声准备逃走。
黄强武和其他两个特务头目决定搭乘一艘英国货轮，将潜伏在广州的部分特务土匪转移到香港，以备东山再起。
接此情报，广州省侦查处长李广祥决定立即出击，率令广州卫戍区海军司令部，调拨3艘小型军舰随侦查部队跟踪追击。
5月1日，天刚破晓，我公安战士分乘3艘军舰出海追击。
一番追击后，我公安战士登上了英国货轮，并向他们申明：“在贵国的货轮上藏有中国的武装暴动分子，希望配合搜查。”并向其他乘客说明：“中方无意伤害任何一位乘客。”
黄强武乘乱之际，将自己的身份证件等扔进了大海，但还是被我机警的公安战士发现了。战士们还在货轮的客舱里又搜出了陈星群、梁中华等好几个特务以及他们随船携带的无后座力炮、火箭筒、轻重机枪等各种武器。
事后，英国路透社对外发布了一条消息，称“中国军舰公然在公海上拦截外国商船。”并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向中央写报告，陈述了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委，他还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电讯，驳斥了外国通讯社的无端指责，澄清了事实的真相。
从此以后，广州的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再也不敢轻易进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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