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开丰说：“考试秩序非常好，参考者，遵守考试纪律；监考者，服从考试要求。”
●牟子宁说：“我一直哭着写高考作文，监考老师也哭着看我写作文，我居然晚了半个小时交考卷。”
●童星的父亲噙着眼泪，深情地对大伙说：“要不是俺邓叔（指邓小平）的政策好，磨盘大的雨点也淋不到俺娃头上哟！”
● 各地分考对高考学生进行政审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在《意见》中，明确规定考生的政治条件：
政治历史清楚，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习。
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就出现了偏差。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在思想上总认为“左”比右好，严比宽好，材料多比材料少好。
此外，虽然1977年的政审指导思想明确，但是还没有具体掌握的细则。在执行中，即便思想比较解放的同志，在遇到认识不一致的问题时，由于缺少政策依据，通常也不敢过分坚持。
对于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报考的条件，各地根据国务院文件的要求，都作了具体规定，但有的地方偏严。
如黑龙江原规定：
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应有县、团级以上证明。
但是，该省有些基层单位，在具体掌握时层层加码。密山县金沙农场的何英健来信反映，他们单位传达招生文件时提出，这两届毕业生报名，必须荣获过三等功或连续三年获得先进生产者称号。
省招委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通知各地从宽掌握，符合招生文件规定的这两届毕业生都可报考。
同时，还有一些省、市对这两届毕业生的年龄条件卡得过严，没有考虑实际情况。
1977年11月22日，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教书记、教育局长电话会议上，专门讲这个问题，要求各地在报名时不要卡得过严。
同时，也有一些少数基层单位领导，对改革招生制度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以种种理由阻挠青年报考。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压制青年报考的现象。
有的公社、大队不支持知识青年报名，如山东莱芜县有的生产大队限制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报名，提出“考不取就不准再担任民办教师或赤脚医生”，给报考青年人为设置障碍。
在1977年时，华应春任广州市东山区教育局副局长。恢复高考第一年，华应春任新成立的东山区招生办首任主任。
华应春说，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初，每一个报名高考的考生都要接受政审这项特殊的调查。成千上万的调查表飞向社会各个角落，对考生的家庭背景进行详细调查，考生本人并不会知道调查结果。在录取中，这一张张调查表，就将决定考生能不能上大学，能上什么样的专业。
华应春说，在恢复高考之前广州没有招生办，学生上大学都是通过推荐。
在1977年9月，有红头文件下来，说要恢复高考，于是广州市以及各个区很快成立招生办。刚成立时，东山区招生办只有5个人。从组织报名，到安排体检、政审、组织考场、运送试卷、评卷等考务工作，都是由区招生办来进行。政审结果都是“内部掌握”。
听说恢复高考，整个社会欢欣鼓舞，报名者非常踊跃。招生办从学校调来不少老师帮忙，找了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摆起十来张桌子就开始接受报名。每个考生发一张报名表，填好表格交上来就算报了名。
华应春说，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报名点一直排着长队。考生什么年龄、什么模样的都有，大的三四十岁，小的十六七岁，很多人已经结婚生子，但仍然赶来报名，光一个东山区就报了两三万人。
报名表上只是考生最基本的个人资料，政审是在报名之后进行的，而且政审不会影响考试，只要报了名就可以参加高考，但政审结果会影响录取。
负责政审工作的是组织部。考生报名后，招生办负责发出考生的政治情况调查表，通过邮寄的方式发到考生的父母或直系亲属所在的单位、街道等，对方填写后再收回，交给组织部，这是一项很庞大的工作。组织部门安排工作人员对考生情况逐一审核并作出结论。政审范围比较宽泛，包括亲属、港澳关系等。
作出的结论有几种标准，包括“可以录取绝密专业”、“可以录取机密专业”、“可以录取一般专业”、“不及格”等。学校必须根据政审的结果来录取考生。如外交、军事、部队院校等，就属于绝密专业。
政审的结果不通知考生，都是内部掌握。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也不知道哪些专业能不能报。因此，有不少考生因为这个原因，没能进入自己选择的专业，从而损失了一些有特长的人才。
北京考生靳元，自学英、日两门外语，在激光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研究成果。他设计的激光器，比北大设计的体积小，水平先进，是全国科学大会的献礼项目。靳元也是厂里和区的科技积极分子。
1977年，靳元的高考总成绩是339分。但高等学校以其母亲有问题为由，而不愿意录取他。
还有一个考生是插队知青，政审材料中记载他有偷窃行为，因此他的档案被退来退去。
经过调查，他确是参加过一次“偷窃”。事情就发生在他插队的时候。有一天大家在地里劳动时，肚子都感觉很饿。休息的时候，有人提议摘一些蚕豆夹，回知青点煮煮吃。大家就都同意了。
于是大家齐动手摘了几斤蚕豆夹，煮着大家一起分吃了。由于此事没有经过队长的批准，队里就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蚕豆夹是集体采摘集体分吃的，事后大家就淡忘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唯独把“偷窃”的罪过写进了这个考生的政审材料里，从而影响了他的录取。
值得庆幸的是，这类的考生在两批扩招中被录取了。
1977年，耿振华在新疆博尔塔拉兵团农五师81团农五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入冬的一天傍晚，耿振华和几位农工正在离连队1公里远的砖瓦窑烧窑，突然从连队的高音喇叭里隐隐约约的传出了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一连播了好几天，耿振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那个年代，没有考大学的概念，上大学也是贫下中农的事。
耿振华既高兴又忧郁，广播里常播的、人们常谈论的话题就是：
不唯成份，择优录取，希望有志青年踊跃报考，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
耿振华属于是有“问题”的子女，父亲当时受管制，经长时间的考虑，加之许多长者的说服，耿振华报了名。但仅高考报个“名”，就是一波三折。
耿振华说，1977年的高考，试卷是新疆本地命题，他报的是文科，考5门课，但只考4场。满分400分，即语文100分，数学100分，政治100分，历史和地理合卷各50分。
作文题一是“怀念周总理”，二是“记抓纲治国的几件事”，让考生二选一。耿振华选择怀念周总理。可是他也不知道怎样写作文，怎样开头，急得他冒汗，手发抖，钢笔尖把试卷纸几处戳了洞。
好在他平时喜欢唱歌，记了不少歌词，最后耿振华以一首歌词引入：
十里长街送总理，八亿神州泪纷飞；人民的好总理，好总理，你像那鲜花一样洁白，一样纯……
作文就这样开始了。最后结尾是：
总理啊，您没有走，您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以您为楷模，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工作。
后来耿振华听别人说他的作文得了满分，还成了样板作文。
数学考试，由于紧张和粗心，最后一张卷的反面有一道解析几何大题，耿振华没有看到，20多分就这样丢掉了。
1977年高考的程序是：报名、领准考证、考试、体检、填志愿（即所报学校）、政审、最后录取。不公布分，不让查卷，也不张榜，但是各学校去改卷的老师都把分数抄回来，四下传看。耿振华考了286分，在不足两万人的团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甚至在博州东部地区也引起了轰动，社会上纷纷议论：“××坏分子的儿子考了好高的分，是第一名”。
77年高考录取一直持续到1978年年初，好多人一百多分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耿振华却一直没有收到。
耿振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团场宣教科查询，回答是：“不清楚”。后又去博州招生办查找，接待他的是招生办副主任张宪三和办事员黄振青。他们的解释是：“政审不合格”，政审表“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意见”一栏中明显写着“该考生父亲的严重历史问题，还未落实定案”。
耿振华的脑子“轰”的一声，差点栽倒在地上。那几日他也不知道是怎样过的。
团场的德高望重的老大学生，得知耿振华的不幸消息后，非常的惋惜和气愤。他们奔走相告，主动替耿振华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还鼓励他向上面反映，帮他把反映材料寄到首府乌鲁木齐的有关部门。
不久，自治区工会反馈了意见书。
内容是：耿振华同志请你相信党，相信组织，确有问题请予当地党政部门联系；另外，有志青年应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看后，耿振华哭笑不得，反映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就这样286分也无用，“政审”打碎了耿振华的梦想。
第二年，耿振华又参加了高考，父亲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这才圆了他的大学梦。
1977年的政审打碎了许多青年的大学梦，但是并没有彻底泯灭他们的希望。冬天既然已经来临，那么春天就不会远了。各行各业支持高考
1977年12月，各省市纷纷举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全国各行各业均给予高考大力的支持与帮助。
12月1日7时10分，抚顺到高湾农场的公共汽车司机怕考生迟到，在征得乘客同意后，中途站不停车，径直把考生送到考场。
上海市处处方便考生，公交车凭准考证优先乘车，饭店凭准考证优先吃饭，有的托儿所星期天不放假，为监考人员照看孩子。
北京市商业部门把熟食送到考场，为考生服务。
辽宁省苏家屯考区一名考生乘火车赶考，把准考证落在家里，家里人发现后赶到车站，但是火车已经开动。于是，家长就把准考证交给刚刚开动的货车乘务员。
货车到苏家屯后，货车乘务员又把准考证交给车站工作人员，车站的同志又火速送到该考生的考场。
王西川参加1977年高考之前，在渭南市孝义棉绒厂工作。他满怀喜悦的心情，报考了“陕西省财经学院”。
自报考之日起，王西川在白天搞好出纳业务工作后，晚上便自封宿舍门，复习到2至3时。有时遇到难题便翻阅资料，甚至到天明。后来由于考试请假，厂长和会计才知道这事，便不由得责怪王西川不告诉他们，以至于没有给他腾出白天时间复习。
王西川考虑着自己拿国家工资，就不应该耽误工作，如果白天复习占用上班时间，那是不应该的。王西川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出好成绩，报答单位领导和家人，以及亲朋好友对他的厚爱和希望。
王西川满怀信心地走进固市小学考场，考试这一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再加上窗子是用土坯封了半截，闷的人简直透不过气来。
走出考场后，王西川与同学对题，答卷还满意，考得也理想。哪料到，到了晚上，他在距考场一里多路之外的同学家住宿时，到了后半夜，王西川的脸色苍白、上吐下泻、疼痛难忍，吓坏了同学家的所有人。
王西川的同学赶忙给他请了一位赤脚医生，医生诊断为是“中暑”。打了两瓶吊针，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得到缓解，结果影响了他第二天早上没能参加考试。下午，在同学和她们家人劝说不行的情况下，王西川忍着痛，又顽强去参加了考试。
在回家的路上，王西川很后悔，恨自己身体不争气，影响了考试成绩。这次高考虽然失利了，但是对王西川来说，他会永远记得曾经帮助和支持他的人。
徐卫中是张寅虎的恩师。徐老师时任兴平县马嵬中学的化学老师。他为人忠厚，兢兢业业，在当时大部分学生都不愿意学习的环境下，仍然认真对待教学工作，而且特别喜欢张寅虎这个在很多人都不认真学习的环境下，还算认真学习的学生。
徐老师有一辆非常新的永久牌的自行车，学校老师都很难借用，但农村学生张寅虎却可以随时使用。
高中毕业后，张寅虎回到家乡参加农业劳动。
1977年4月的一天，张寅虎接到徐老师的一封来信，信中告诉张寅虎，据他分析，大学招生可能要考试，要求张寅虎复习高中课程，准备参加高考。
张寅虎对这个消息并不特别兴奋，一是觉得自己没学多少知识，二是对大学招生要进行考试表示怀疑。
在得知他的想法后，徐老师多次来信对张寅虎进行开导，并将一些特别珍贵的油印资料寄来。
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也为了有可能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张寅虎白天坚持参加生产队重体力劳动，晚上则在煤油灯下开始复习中学课程。
1977年10月，广播里传来大学招生要在12月考试的喜讯。在许多同龄人为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很难复习完高中本来就没有努力学习的课程而懊恼时，张寅虎对徐老师给他争取来的比别人多半年的时间，内心充满了感激。
在1977年高考中，张寅虎以比较优异的成绩被陕西师大数学系录取，成为在家乡人眼中学习优秀的学生。
在恢复高考之际，每一个参加考试的青年都不同程度地感受着来自亲朋、好友、师长，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爱，因为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高考，而是满载着全社会，乃至中国美好未来的热切期待。各地学生考场应试
“高考恢复了！我们可以考大学了！”1977年10月，高考恢复的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席卷了整个江苏省沙洲县，梦想被压抑了太久的知识青年们奔走相告，传递着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高考恢复了，报名便接踵而至。沙洲县文教局临时组成招生办公室，组织报名工作，吴一凡则出任办公室主任。
沙洲县共有7所完全中学，按照就近报名的原则，学生们先是到所在地学校报名。报名材料主要包括学校表现、亲属关系、社会关系、思想政治等内容。
政审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确定一名学生能否参加高考要经过两轮筛选。第一轮是学校的初审，第二轮就是招生办的复审。
吴一凡说：
所有报名材料都是在同一天上交到我们这里的。高考停止了11年之久，可以想象，当时从各个学校报过来的材料该有多少。
招生办公室共有7名工作人员，收到学生的报名材料后，吴一凡等人就开始了复审工作。
吴一凡说：
这是项枯燥而严谨的工作，每个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看五六十份材料，他们看完后，我还要再审一遍，马虎不得，因为这关系到国家选拔人才，也关乎着个人命运。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工作，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被确定下来。
接下来，招生办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初试、确定考场。直到12月份，在高考的前两天，高考试卷下发到各个县市。
吴一凡一班人住进沙洲县招待所拆分试卷。把密封的试卷拆开，然后根据每个考场的考生人数清点试卷。每个考场是30个考生，那么就要分出32张试卷。最后把这32张试卷卷好，贴上封条盖章。
为防止泄题，吴一凡他们一天24小时都住在招待所里，不能与外界有任何的接触。
两天之后，这批高考试卷顺利地分发到每个考生手中。
吴一凡感慨地说：
1977年高考就像一只命运之手，它给很多人带去了另一种人生机遇。
1977年12月15日，是刘长木要参加高考的日子。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对于刘长木来说，能报名参考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年是刘长木下乡插队的第四个年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聚集了10年的一代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刘长木找到公社李书记要求报名时，心里忐忑不安。李书记对知识青年倾注了心血，每到村里，他都到知识青年集体户，询问他们生活惯不惯，干活累不累。总是嘱咐队干部不要让这些城里来的娃干太累的活，说他们太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在公社李书记的关心和培养下，刘长木入了党，担任大队和公社共青团的工作，还多次出席省、地、县团代会和知识青年代表会。
李书记听了刘长木要参加高考的想法后，沉默了好一阵，最后还是点了头。
刘长木接过盖了公社章的报名表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随后，李书记把刘长木从公社水利工地调回来，对他说：
离考试还有半个月，回市里找资料找老师，复习功课去吧。
在高考的前一天，刘长木乘汽车往高考点而来。但是却遇到路上堵车。汽车缓缓地蠕动着，爬上坝头，闯过狼窝沟，在风雪中艰难前进。
等刘长木在路边的一个小站下车时，天已经黑下来了。
这里离刘长木插队的村还有二十多公里。刘长木迈开双腿，在冰天雪地中跋涉。
坝上高原的风雪之夜异常寒冷，厚厚的积雪使人走一步陷半腿深。冰冷的雪灌进裤腿，灌进大头鞋，被体温融化，寒风一吹，外面又结了冰。
跌跌撞撞走到村时，刘长木已是精疲力尽。
知青伙伴告诉刘长木，高考考点不在他们公社，而是在李家地公社。刘长木一下子懵了。到那里还有二十多公里远啊！这时已是午夜时分，天亮就要开考。况且又是在这样的风雪之夜。
“骑马去！找四老汉！”伙伴的话提醒了刘长木。
四老汉，村里大人小孩儿都这么称呼他，五十多岁了，没结过婚，是队里的饲养员。
刘长木敲着生产队饲养员的窗户，叫醒了正鼾声如雷的四老汉。听说他要骑马去赶考，四老汉的嘴里嘟囔着：“深更半夜的，又刮着白毛风，考它作甚？”话虽这么说，但是四老汉还是一边揉着惺忪睡眼，一边提上马灯要和刘长木一起去备马。
这时，在马灯的辉映下，四老汉一下子看到了刘长木的两条裤腿冻成了铁筒一般，一双大头鞋也成了两个大冰块，他冲刘长木喊道：“你不要你的腿了！”
四老汉半扶半抱，把刘长木放到炕头，使劲扒下他的大头鞋和棉裤，放到锅台上烤着。又用带有自己体温的被子盖在刘长木的双腿上。
四老汉在灶膛里加上麦秸，红红的火燃烧起来了，映红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屋里蒸腾起的热气，掺和着杂草味儿、马粪味儿、旱烟味儿。
四老汉在炕角摸索出一个酒瓶，说：“喝吧，今天刚打了半斤‘八三大曲’，还剩一半。喝了暖暖身子，这大风雪天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说完，四老汉提上马灯，抱上马鞍，到马棚备马去了。
刘长木一口气把酒喝了个底朝天。临走时，四老汉把刘长木的大头鞋和大衣扔到一边，硬是让他换上自己的白茬老羊皮袄和高腰毡疙瘩。他说刘长木穿的那行头好看不中用，挡不住坝上的白毛风。
四老汉提着马灯，送刘长木到村口的路上。他又紧了紧马肚带才让刘长木上马。
刘长木走了很远，回头望去，村口那盏灯还在亮着。
渐渐地，风停了，雪住了，冬天里的太阳迟迟地露出了脸，大地银装素裹。
走过乡间崎岖小路，来到了宽阔的公路。刘长木策马扬鞭，身后腾起一片雪雾。
开考的钟声终于响了。在李家地公社中学简陋的考场里，刘长木镇定自若地开始答卷。
陆开丰是东方红中学的老师。他所在的中学被指定为高考考点之一。
开考的前几天，学校分管教育的一位副校长组织全体监考老师开了一次预备会议，会议主要讲监考工作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这次会议开了很长时间，从考生入场到拆分试卷再到考生离场，每个环节都讲得非常细致。这么重视这次高考，不仅因为这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场高考，还因为在监考老师中有很多年轻老师，他们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监考经历。因此，必须把监考工作中的一些环节讲透彻。
12月11日，高考开始了。东方红中学有3排平房，大概有20多个教室做了考场，每个考场均设有30个座位。每个考场都安排两个监考老师，巡视员则由县文教局派出。无论是监考教师还是巡视员，都要求政治可靠，工作负责。
陆开丰说：
考试秩序非常好，参考者，遵守考试纪律；监考者，服从考试要求。
整个考场都是很安静的，考风非常淳朴。对此，陆开丰这样理解：高考停了这么多年，考生们都很珍惜这个机会，都不想出任何差错。
“高考科目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合卷、政治和历史合卷。虽然这是恢复高考后组织的第一场考试，但高考工作却是非常成功的。”。
考试虽正值寒冷的冬天，但是坐在考场中的沈同明手心里却微微冒着汗。忐忑、期待……占据着沈同明的思想和内心。踏进高考考场那一年，沈同明已经30岁，结了婚。沈同明说，从自己读完高三算起，已经过去了漫长的11年，才等来了这次参加高考的机会。
1977年的高考，是沈同明通往大学之路的惟一要乘坐的一趟末班车。要实现梦想，这次考试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他的心里充满了紧张和不安。
环顾考场，但见考场内的考生年龄十分悬殊，有的看上去十七八岁，甚至更小一些。而像沈同明这样的老三届，大都是30岁左右。
对考场气氛的感受，也因人而异。老三届对这场考试都很重视，而一些小青年则没有“末班车”的担忧，因为年轻，所以还有机会。
沈同明说：
考完以后，我听到很多考生在议论，说考试中有很多题目感觉有些棘手。但我觉得考题并不是很难，可能因为是“老三届”的缘故，中学阶段正正规规地学，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要多一点，基础知识相对要扎实一些。
在化学考试中，有一道关于两性氢氧化物的考题，当时有很多考生都被卡住了。
“那道题确实是高中无机化学中的一个难点，但是好在我在复习中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所以做这道题时得心应手。”沈同明说。
沈同明说乡下的考生，在考试前一天就来到了考试地点，住进了招待所。在考化学的前一天晚上，就在住宿的招待所里，沈同明遇到了初中时的一位化学老师，正好就“两性氢氧化物”的性质做了一番回顾，因而更加深了他对这个知识点的印象。
考完试后，沈同明走出考场，望了望远处蔚蓝色的天空，深深地吸了口气。此时的他气定神闲，冥冥中他似乎感到，他的生活将改变方向。
果然，两个多月以后，沈同明拿到了南京气象学院的入学通知书，以沙洲县乐余公社为数不多的本科生身份，推开了重点高校的大门。
朱松清也是老三届，31岁的他也参加了高考。
朱松清说，“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题目是这样的：一个小球在圆环上滚动，要求计算小球的速度。当时我列出了一个方程组，两个方程式，三个未知数。”可是任凭他用何种方法去解这个方程组，也无法求出最终的结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朱松清看看手表，只剩下2分钟的时间。
2分钟，正当朱松清准备放弃的时候，他的耳边突然响起高三物理老师的话：
考试好比一场篮球赛，即使时间只剩下5秒，你也要投最后一次篮。也许，这5秒就是你的希望。
这句话虽已隔11年，但却给了考场上的朱松清以无尽的鼓励。
“我坚信，我列出的这个方程组肯定是对的。”
于是，朱松清重新计算起来。他忽然发现，卷子上这道题目的比例画得相当精确。
“也许我可以换种方式做这道题目。”朱松清耍了个小聪明，他利用题目比例精确的特点，凑出了3个数字。
“我把凑出来的这3个数字代到方程组里检验了一下，结果发现完全吻合。”做出来了！朱松清的心里一阵兴奋。
“叮铃铃――”结束考试的铃声准时响起。
“如果我不是抓住了那最后2分钟的希望，也许我就考不上大学了。”朱松清感叹不已。
参加高考前，牟子宁正在北京顺义插队。他说：
我一直哭着写高考作文，监考老师也哭着看我写作文，我居然晚了半个小时交考卷。
当年北京地区的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篇作文让牟子宁感慨颇多，他边写边哭，直到所有考生都离开了考场。监考老师看到他如此投入，不但没有催他交卷，反而看着他的文章陪他一起流泪。
考政治时，卢沟桥事变的时间、地点等填空题他没答上来，于是牟子宁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学习是培养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更不是背‘三字经’。”
考试结束后，牟子宁认为自己的这种行为一定会激怒判卷老师，可能不会被录取了。
但是，一天傍晚，牟子宁正在月光下学习，忽然听到队里广播通知他去取通知书。于是，牟子宁一路狂奔跑到大队部，一看是北京大学寄来的，他忍不住泪流满面。一起插队的几个伙伴得知这个喜讯之后，禁不住和他紧紧地抱在一起……
1977年，陈建功28岁。
他说，如果不是耽误，18岁也就进考场了。但是18岁那年，他却卷起铺盖，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
陈建功又瘦又小，体重不过百十斤，扛起和他一般沉的风锤，晃晃悠悠，龇牙咧嘴。他最拿手的活儿是跟车，即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煤矿车间蹿上蹿下，摘钩、挂钩、甩车、顶车……一干就是10年。
28岁了，居然又要进考场。10年里，陈建功做过大学的梦。可是，无论他怎样拼命地、实实在在地干活儿，都帮不了他实现上工农兵大学的梦。因为他有一个“臭老九”的父亲，也因为他有所谓的“反动言论”，最终被拒之门外。
陈建功暗下决心，坚决不再进考场，呕的就是这口气。
他一边挖煤，一边读书，除了《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著作，几乎无书可读，可他还是读了不少书，其中的大多数，就是他的妈妈利用她负责北大附中教师资料室之便，偷偷借书给他读的。就这样，他读了10年。
陈建功不愿考大学，但是妈妈希望他活得明白、自信、充实。妈妈说，过去时代，她绝不逼他，谁让咱家不是“工农兵”呢。现在党又让咱考了，咱还不考？
在妈妈的说服下没办法，陈建功同意考北大。
陈建功说，除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也有一点胆怯。文史他倒不怵，可是数学他已经10年没摸了。翻开一本初中的数学，何为“最大公约数”？何为“最小公倍数”？竟然如坠云雾中。就这样去考数学，岂不要考零蛋！
但是拗不过妈妈的�嗦，陈建功回北京探家后，又回到矿山，拿着妈妈给准备好的一套高中课本，昏天黑地地背起来。
同陈建功在一个宿舍的黄博文，也是和他一起到矿上挖煤的“老三届”，他考的是数学专业。黄博文对陈建功说，他最怵作文的开头，请问如何才能开好那个“头”？这问题实在有一点临时抱佛脚的味道。
陈建功说，我教你一招儿：
你看看作文的题目能不能写成书信体，如果能写成书信体，你就照着一封信去写就成，又新鲜，又直截，那开头儿不就解决了？
黄博文说“妙哉”，天天祈祷着能让他用上“书信体”。
陈建功背数学公式背到烦时，向黄博文抱怨说：“极大值公式太复杂啦，我是无论如何也背不下来了。”
黄博文一笑，说：“我也教你一招儿，你用‘导数’来求，就简单得多！”随后教了陈建功一个“导数”公式，告诉他只需把某数据放这儿，某数据放那儿，用公式一套，极大值自然出来。
“你就听我的，没错儿，你也别问什么是导数，就照着这公式套吧！既省得背那么复杂的极大值公式了，还显得你有学问哪！”
陈建功也说“妙哉”，也天天祈祷着数学试卷里多几道“极大值”的题，好让他的“导数公式”大显身手。
在一个凄清而寒冷的早晨，陈建功、黄博文，还有其他20几个年轻人，在微微的晨光中爬上了一辆卡车。卡车在暴土扬尘的公路上疾驰，碎石渣劈劈啪啪乱响，山路弯来绕去，他们在车里。时而撞向左边，时而拥到右边……
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中学，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陈建功他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梦。
考完语文，第一个冲出来拥抱陈建功的是黄博文。他教给他的“书信体”居然派上了用场！
考完数学，拥抱黄博文的，就是陈建功了，其中最难的，居然就是两道求极大值极小值的题，陈建功顿感得意。
几个月以后，陈建功怀揣着录取通知书，走进北大的校园里。面对那些学风严谨、学识过人的教授们，面对一个浩若烟海的学问的世界，他才意识到，当初自己的自负是多么的可笑。
1977年的高考，不是一个人的战场，因为它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考生走进大学校园
“1977年冬天的那一场高考改变了自己一生。以前是一个‘铁匠’，从大学回到工厂时心里透了亮，明白该怎么创造，那才是真正的干活，知识的力量真是无穷尽的。”刘建同说。
1977年参加第一次高考前，刘建同是山东工学院机械厂锻造车间的车间副主任。从1970年中学毕业起，他就一直在车间工作。他所处的车间为大型机械生产精锻齿轮，特别是在的新时期，百废待兴，上游机械产业明显加快了产品生产速度，这也导致他们的产品供不应求。
可就在1977年夏季一个炎热的夜晚，他们最重要的一台机床坏了。生产争分夺秒，如果工期被延误，机械工业厅下达的生产指标便无法完成，于是刘建同和工友们连夜抢修。面对陌生的机械核心部件，他们大胆操作，最终保证了生产正常进行。
在参加高考考语文的时候，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尽管考试时已是寒冷的冬天，可刘建同一下就想起了那个汗流浃背的夏夜。他慢慢整理好思绪，沉下心来，把一段真实鲜活的经历复原到试卷上，这样的一篇文章让他的语文获得了高分。
“没有华丽的文笔，我们那些从车间、部队、田间走出来的考生，作文普遍写得很实在，都是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儿。”
高考结束后，刘建同和自己一个高考前在电台当记者的朋友聊起了作文题。“他写的是采访中遇到的一个惜煤如金的老矿工，他在煤矿采访时，被一位身处大煤矿、却连煤渣也不忍浪费的老矿工深深感动了。他的作文就写了被感动的那一天，结果他的语文得了很高的九十多分。”
刘建同从1960年到1966年读小学，毕业后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家闲了两年，1968年到1970年又上了两年中学。在两年的中学里，学校只给刘建同他们发过一次语文课本，其他课程就只是听老师讲，没有课本没有笔记，也没有课后作业。
以这样的求学经历参加高考，难度可想而知。刘建同下决心上大学是在1976年后，尽管已经在锻造车间工作了6年，可锻工的工作环境时刻让他无法“安分”。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就是锻造车间实际的工作状态，环境极为艰苦，因此。他期盼着“穿白大褂，坐操作间”指挥机器人操作，他还和工友们试验过制作“机械手”。
当通过电影了解了，目前我国的机械化水平与机械化程度较高国家工作状况的差异后，刘建同下定了考大学的决心。
当时厂里200多名工友，像刘建同一样要参加高考的有10多名。他们白天在车间工作，晚上拿出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借到的教科书自学。
“多数单身职工都在下班后打扑克、聊天，可是我下班后还要埋头学习，的确很累。”可底子太差，复习常常让他感觉没有头绪。
1977年下半年，刘建同参加了一个专门为像他这样基础差，却又想参加高考的人举办的培训班。数学一共辅导了4次，可这4次就让刘建同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知识变得系统起来。
刘建同感慨地说：
过去上学都是在浪费生命，所以当学习的机会到来时我们万分珍惜。
刘建同如愿考入山东工学院，那时他25岁，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年近30岁，最小的直到二年级还没有选举权。就在这样一个班级里，学习气氛极其浓厚，大家面对知识如饥似渴，都在争分夺秒为自己过去的欠缺做补习。
“当时学校规定22时30分准时熄灯，可有些同学特别珍惜时间，有一次一个姓周的同学就护着电闸不让学生处的老师断电，还引起了不小的冲突，可当时大家要电的确是为了学习，那时候同学们的感觉都是‘学不够’。”刘建同说。
毕业后，刘建同放弃留校，回到锻造车间。刘建同当时的愿望就是要干点“实际的事儿”。像他一样想法的同学在班里占了大多数。
“那时候的毕业生进工厂，直接下车间就能干活，对于工矿企业，山东工学院的毕业生比清华、北大名牌大学的学生还受欢迎。”
回到车间的刘建同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技术革新，多次获得教育部和省科技厅奖励。
张凌燕说，恢复高考时，她是村里的赤脚医生，那是让许多回乡知青羡慕的岗位，凭着年轻人的自信和热情、执着和努力，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基本掌握了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吸引了众多本村和外村的村民前来就诊。把村里的医疗站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如果不是国家恢复高考，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张凌燕也许会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乡村医生。
然而，当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出于对未来的考虑，张凌燕毅然走进高考大军的行列。
买资料，上辅导班听课，通宵达旦地复习，顶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忍受着他人的白眼和讥讽，经过一番艰苦地拼搏，张凌燕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回想当年的选择，张凌燕依然觉得无怨无悔。她说：
的确，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后，童星立即兴冲冲地去大队报名。可负责报名的大队会计说：“论年龄，你25岁超了3个月。论学历，你又不是高中‘老三届’，因此不符合报名条件。”
童星软磨硬缠，苦苦哀求，但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童星说：“报上说过，有一定专长和技术特长的超龄青年也可报名。’
会计疑惑地问：“你有什么专长和成果？”
童星说：“我爱好文学，写了一个多幕秦腔剧本，你看咋样？”
会计说：“你把剧本拿来，让我报到区招生办审议后再说。”
于是，童星就回家把剧本取来交给了他。
没几天，会计告诉童星：“经区招生办审议，给你报上名了。”
想不到这个凝结了自己多年心血的剧本，竟帮了童星的大忙！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然而，高兴之余，童星又忧愁起来。自己初中只老老实实上了一年课，其余时间都“停课闹革命”了，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再加上离高考只剩下一个月时间了。凭这点知识，凭这点复习时间，咋能考上大学呢？
父母劝慰童星说：“你不行，别人可能更不行，因为你平时就爱看书，爱写点东西……关键是要自己给自己打气，尽力去考，不要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在父母的鼓励下，童星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去。
当时，童星任小学民办教师，又当班主任，整天给学生备课上课改作业，忙得无暇复习。再加上学校开展“三讲”活动，几乎天天下午放学后，都要开会，直到晚上七八点才能结束。
无奈之下，童星向学校请假，可校长坚决不批准，说学校教师少，一个萝卜一个坑，无人替代他的工作。
没办法，童星只有靠晚上拼命。可晚上村里经常停电，有时0时才来电。童星就0时前先睡觉，0时电来后，就强忍瞌睡，硬挣扎着爬起来复习，一直到天亮。后来一连20多天，整夜都不来电，他就点起煤油灯，常常通宵达旦地攻读，竟熬完了近10斤煤油。有时实在瞌睡得厉害，就稍微打个盹后，强迫自己睁开眼继续复习。
当时，天寒地冻，为了复习方便，童星晚上睡觉从不脱衣服，以至于身上生出了虱子。为了抢时间复习，一日三餐全靠妹妹给他送饭，上厕所都是小跑……
通过复习，政治、语文、历史、地理课本上的内容，童星几乎都熟记于心，几百道政史地练习题，他都背得滚瓜烂熟。
初中数学课原来只学了一年，童星就把初二、初三的数学书借来，没时间请人指导，他就借助书上的例题，自己把书上的练习题从头到尾全部演习了一遍。
就这样，白天晚上几乎连轴转。临高考时，童星的身心已十分憔悴，体重减了10斤。
高考那天鸡啼时分，母亲早早起来，给童星做了家里最好的饭，即黑麦面片为儿子践行。童星穿着补丁衣服，赶到考场外一看，他们村来应考的人大多都穿戴时髦，衣着光鲜。他们中有人用鄙夷的眼光看着童星，讥笑他的寒酸。
但是，童星心想：咱们考场上再见高低！
然而第一场数学考试，就把童星给考懵了。数学试卷一发下来，他的眼睛顿时花了。天那！那么多试题，几乎都没见过。童星努力定了定神，仔细看了会儿试卷。发现前面几道题，是初中课本上的内容，但其难度和灵活性，令人望而生畏。
童星下定决心，先主攻第一道十分题。他拼尽全力，攻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把这道题攻下来了。童星的头上热气腾腾，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后来有几道题都作了半错半对。不过，下午的政治考得较顺手，答得较理想，驱散了上午因考数学受挫笼罩在心头的乌云。
第二天上午考语文，童星答得更顺手，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他满怀激情，把自己亲历的1977年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那天，他们公社的群众翘首企足，喜迎“宝书”的动人情景和自己的感受尽情描写了出来。
童星的思路出奇的顺畅，妙语佳句如滔滔河水在脑海中不断涌现，继而在他的笔下哗哗流淌。以至于两位监考老师有一阵都踱到他的身旁，看他写作文。
出榜的那天上午，童星多次偷偷地跑到校门口，眼巴巴望着公社的方向，企盼着有人给他送来录取通知。这时，邻村的几个考生已经接到录取通知的消息接连传来，更使童星心神不安。任凭他苦苦企盼，望眼欲穿，整整一个上午，连个通知影儿都没见到。
童星心灰意冷，晴朗的天空在他的眼中成了灰蒙蒙的一片。回到家里，正当童星郁郁寡欢，索然无味地吃着午饭时，公社派人把录取通知送来了。在全村几十名应考的返乡青年中，只有童星一个人被录取。
一时间，童星的家里像过节一样热闹，乡亲们把他家门前围得水泄不通。母亲买了许多喜糖，不断撒向前来贺喜的人群。父亲兴奋地操起板胡，摇头晃脑地拉着欢快活泼的秦腔曲牌。
童星的弟弟说：
哥！你这录取通知比挣几千块钱还要解馋得多！
长者噙着旱烟袋来到童星家，对他的母亲一会儿说：“我看让娃教书去，教书马上能拿现钱。”一会儿又说：“我看让娃上学去，上学比教书有前途！”
父亲噙着眼泪，深情地对大伙说：
要不是俺邓叔（指邓小平）的政策好，磨盘大的雨点也淋不到俺娃头上哟！
童星非常感激这次高考，高考不但改变了他人生的命运，也磨炼了他坚强不屈的意志。他由衷地感激敬爱的邓小平，感激伟大的党拨乱反正，给他们提供了公平竞争、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因此，童星后来一直在努力地学习，拼命地工作着。
1977年10月25日，中央台新闻联播播出一条令刘武元兴奋不已的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人们激情荡漾，彼此奔走相告。
1977年恢复高考时，刘武元30岁，当时是西安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队指导员。此时的老三届绝大多数都已结婚成家，孩子小，工作累，负担重，工资低，住房差和对前途心灰意冷正是这些人命运和生活的真实写照。
刘武元高考报名时一波三折，但总算报上了。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进考场了，可是过去的书本、教材一本也没有了，于是去省图书馆借，去找当教师的同学要，凭着原来的记忆去想，刘武元总算回忆起一些依稀的印象。
由于报考对单位是绝对保密的，所以刘武元白天的工作照旧，指导员照常当着，晚上回来再抽时间复习。儿子只有两岁，父母又远在外地，有大量的家务事要干。为了给刘武元多挤出些复习的时间，他的爱人主动放弃第一次报考的机会，重点支持他。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下，迎接一天天逼近的高考，刘武元是既喜又忧。
1977年12月5日，刘武元揣着准考证，第一次走进高考考场。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小伙子。开考前刘武元问他今年多大了，他说19岁了，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刘武元又问他哪年上学的，他说1966年。
刘武元说：“我1966年就高中毕业了。当时我学完了所有中学的课程，而你却一字不识，今天我们在同一个考场，同一张考桌上考大学。如果我考上了可能是现代的‘范进’了，但我祝愿你考上，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不过，刘武元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同桌考上没有，命运如何。
考前的日子不好过，得一天天地拼，考后的日子更不好过，得一天天地等，等待比拼搏更难受。刘武元说，因为命运不在自己手中，真是度日如年，天天都在胡思乱想。
从1978年的元月底到2月底，他周围的同事不断有人陆续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从重点院校到普通院校，从本科到专科。接到的欣喜若狂，接不到的则心急如焚，诚惶诚恐。
刘武元就属于后一种，天天看传达室的小黑板，天天没有他的名字，想查卷子，查分数又不准。刘武元焦急得快要疯了。他的爱人则天天劝他，不行咱明年再考，非当范进不可。
从2月等到3月，又等到4月，所有的高考录取通知书都发完了，第二批高考又要报名了，刘武元也彻底心灰意冷了。
可是有一天，门卫突然进来，告诉刘武元：“你的通知书来了”。
刘武元将信将疑地打开一看，果然是他的，再看那封信上层层叠叠的传递单和那已撕破的信封，算是明白了一半，原来是粗心的招考官将他所在的单位“市建五公司三工区”写成“市建三公司三工区”，应投太华路的寄到了辛家庙，一字之差差点儿使刘武元失望。
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刘武元的爱人和弟弟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
经过几年的寒窗苦读，夫妻二人相继毕业，刘武元被分配到市委，妻子被分配到银行。后来，刘武元担任了领导职务，使人生的价值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改变了过去的命运。
刘武元说，1977年的高考重开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同时也让许多人找到了自强不息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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