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神: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诞生

三、装备发展 领取口令

发布时间:2019-06-25 10:48:08

●一发发火箭弹发出像撕裂棉布一样的声音,呼啸而出;紧接着,远处的目标区腾起一片火光,响起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一个连长说:“采取这个方法,一个小分队只需背上火箭弹、简易瞄准装置和电源即可隐蔽接敌,快速发射,及时转移,这无疑是实施近战、偷袭和敌后游击作战的理想打法。”

●一枚四○火箭弹呼啸着钉在1辆苏制依斯2重型坦克上,轻轻松松地将数十毫米厚的装甲钻了个洞。

● 装备发展新型火箭炮装备部队

1959年3月,北国边疆依然天寒地冻,寒风凛冽,国家军械靶场上却气氛热烈。我军新研制出的数种野战火箭正在这里进行综合实验。

一发发火箭弹发出像撕裂棉布一样的声音,呼啸而出,紧接着,远处的目标区腾起一片火光,响起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看着各种火箭弹一发接一发地飞向天空时,张爱萍副总参谋长、陈锡联司令、苏进副司令等领导也同工作人员一样,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不断鼓掌叫好!

20世纪50年代末,中央军委、炮兵总部提出突击发展火箭武器,要求军工部门在最短期间完成野战火箭序列研制。承担研制任务的工厂、科研单位积极性非常高,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有的项目搞出了方案,有的项目试制出了样品。

1959年1月16日,炮兵陈锡联司令员在北京主持召开会议,对工业部门提出的军、师、团属三级野战火箭的方案进行了审查。

会后不久,根据总参首长指示,于3月份将几种野战火箭的样品集中到国家军械靶场进行综合试验。为了检查各工厂的准备情况,2月份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率工作组到东北地区几个工厂进行检查。

为了交流火箭试验的经验,试验期间,召开了技术经验座谈会。试验结束后,由张爱萍副总长、总军械部王树声部长和陈锡联司令员主持召开了现场会议,研究进一步促进研制工作的措施。为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确定东北地区的几个工厂集中力量研制军级大威力火箭;太原和西安的几个工厂集中力量研制师、团两级火箭。这样调整后,有力地促进了研制工作的进展。

1959年11月,为了向中央、中央军委首长汇报火箭和火炮的研制成果并征求部队意见,在宣化靶场又组织了一次大型试验。参加试验的新型武器有师、团两种火箭,160毫米迫击炮增程弹、八二无后坐力炮三用弹等项目。

贺龙、徐向前、聂荣臻3位元帅,总部机关、国防科委、驻京部队的领导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负责人等近200人参观了这次试验。

试验就要开始了,试验场上突然狂风大作,漫天的黄沙席卷而来。无遮无掩的试验场上立刻飞沙走石,狂风吹得所有人都睁不开眼睛。

首长们有的转过身去,有的竖起大衣领,依然坚持着听工作人员的汇报。工作人员在风里扯着嗓子继续汇报。但是,风太大,风声掩盖住了工作人员的声音,首长们也被吹得有些站不住了。于是,工作人员向首长们建议,到汽车上继续汇报。这样,首长们才走上汽车。

狂风肆虐了好长时间才停息。几位元帅走下汽车,贺龙摘下墨镜,擦了擦,看到不远处威风凛凛的火箭炮车,来了兴致,几步来到炮车前,向工人和战士详细地询问武器的试验准备情况,并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贺龙元帅等还兴致勃勃地操作火炮。看到火箭炮的定向器自由升降,贺龙禁不住哈哈大笑。

炮兵副司令员赵章成对迫击炮三用弹特别感兴趣。这个我军的“神炮手”是老炮兵了,他发明的迫击炮平射法在数次战斗中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对这种新型炮弹,赵章成爱不释手,反复操作了好几遍。

实弹射击结束后,首长们不顾疲劳,又到目标区察看弹着点的散布和毁伤效果。当日下午,3位元帅和其他首长还视察了炮兵学院,并对该院很好地完成了这次试验的组织实施和接待工作表示满意。晚上举行宴会招待参试人员。

在中央军委、炮兵总部首长的重视和关注下,太原地区以工厂为主承担的130毫米火箭炮,在1959年至1962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先后提出了8个火箭炮设计方案,出过4种样品炮,其中3种进行了射击试验,抓紧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1962年底通过了国家靶场试验,达到设计定型。

西安地区工厂承担的107毫米火箭炮也抓得很紧,在1962年底也通过了国家靶场试验。

根据张爱萍的指示,1963年6月至8月,在西藏军区组织了这两种火箭炮的部队试验,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考察其战斗使用和技术性能。试验结果表明,这两种炮的性能是良好的,可以装备部队。于是,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及时批准了设计定型,1964年开始投产装备部队。

这两种炮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批装备部队的新型武器,标志着我军炮兵武器装备已由仿制为主开始迈向自行研制的道路。

这两种火箭炮的研制不仅周期短,而且性能也较好。与1959年苏军开始装备部队的BM14/17火箭炮、1963年美军开始装备的M91式火箭炮的性能是不相上下的。这两种火箭炮的研制成功,使我军预备炮兵和步兵师、军开始大量装备火箭炮,增强了部队火力。火箭炮实现简便射击

1963年后,昆明军区边防部队反映,现役装备的107毫米火箭炮太重,不利于部队机动。

昆明军区驻守的云南地区是多山地形,指战员拖着数百公斤的火箭炮翻山越岭非常吃力,即使把火箭炮拆成零件分散到战士们身上,每个零件也达几十公斤,再加上给养和武器,战士的负重已经达到极限。

这时,叶剑英元帅在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上提出:

武器装备的设计和生产,在保持一定威力的前提下,要尽量减轻重量,使之轻型化。

在这个指示的要求下,军工部门在继续开展新装备研制的同时,狠抓原有武器的轻型化改进。

在炮兵科研管理部门的努力下,107毫米火箭炮不仅实现了轻型化,火箭弹重18�8公斤,一个人正好扛一颗,在复杂地形长途行军也可以承受;而且,还可以快速分解和结合,火箭炮拆开后的单个部件重量不超过30公斤。

为满足人背的要求,分解部分在结构尺寸上不过颈,便于抬头,下不过臀,便于跨步,宽不过肩,便于通过,重心贴身,防止扭腰。

为了考核改进后的轻107毫米火箭炮在山岳丛林地区的作战使用性能,科研人员在云南耿马地区组织部队试验。科研人员同指战员一起,携带火炮、弹药徒步翻山越岭,穿越丛林,进行行军试验,科研人员亲身体会。

经过行军、实弹射击等一系列试验,部队指战员认为,轻107毫米火箭炮比旧式107毫米火箭炮更适于热带丛林地区作战,但是仍感到部件多,炮体重,部队携行有困难。

可是,从当时的技术和材料看,再减轻已无文章可做。技术改进已经达到极限,该怎么办呢?

科研人员经过反复琢磨,并与指战员交换意见后,提出只用定向管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方法,即把火箭炮的定向管放在土堆或土坎上,装上火箭弹,利用定向管概略瞄准,用干电池作为发火电源。这样,一个小分队只要携带定向管和火箭弹就能射击。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立即得到了部队指战员的广泛支持。

科研人员和指战员们用试验中节省下来的几发弹进行试验。

人们把火箭弹放进定向管,架到土堆上用定向管进行概略瞄准。火箭发射后,火箭弹落在瞄准点附近,可是定向管却从土堆上甩出好几米。

火箭弹成功地打了出去,但定向管可能会撞伤射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又想出了将一节竹筒劈成两块竹瓦,将火箭弹放置在竹瓦上发射的办法。

火箭弹同样顺利发射并落在瞄准点附近,而竹瓦却飞出好远。竹瓦虽然轻,但还是会伤及射手。

最后,科研人员干脆不要竹瓦,在土堆上挖个槽,将火箭弹直接放在上面发射,结果,同样可行。这个方法引起了部队指战员的极大兴趣。

一个连长说:“采取这个方法,一个小分队只需背上火箭弹、简易瞄准装置和电源即可隐蔽接敌,快速发射,及时转移,这无疑是实施近战、偷袭和敌后游击作战的理想打法。”

这个消息传到张爱萍副总参谋长那里,张爱萍立即要求科研人员当面给他汇报。

科研人员把轻107毫米火箭炮搬到张副总长的办公室,首长边看边听边问。简便射击方法引起了首长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张爱萍连声称赞这是个创举,并且当即指示由炮兵写报告,尽快对107毫米火箭弹简便射击进行系统的研究试验。

根据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的指示,炮兵及时向总参谋部写出报告,建议批准用100发107毫米火箭弹再次到昆明军区进行简便射击方法的研究试验。

报告送上去三四天就批下来。经过紧张的准备,当年7月,科研人员带领试验组再次到原部队进行试验。

通过试验研究,107毫米火箭弹直接瞄准射击的放置、瞄准、单发和多发串联发射等问题顺利解决,获得了山地直瞄射击高低、方向修正量,研制出简易瞄准器材,并系统整理了试验结果,还撰写出简便射击方法教程等资料。

1967年,由炮兵司令部组织,在北京南口靶场向军委、总部首长和领导机关进行了射击表演,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赞许和好评。设计新式反坦克武器

1967年11月,国防科工委根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的指示,在北京京西宾馆举办了兵器小型汇报展览。陈毅、聂荣臻和叶剑英元帅参观了展览。

叶剑英元帅在参观展览时,针对当时装备的七五迫击炮和研制的新四○火箭筒、八二迫击炮的直射距离不能形成梯次火力的缺陷提出:

步兵连、营、团反坦克武器的直射距离要分别达到XXX、XXX、XXX米,要层层打,形成梯次火力,远处打起,近处消灭。

12月20日,叶剑英元帅又亲临南口靶场参观反坦克武器试验。正是北京寒冷的时候,人们呼出的“白烟”转眼就被夹裹着沙粒的狂风吹散。

叶剑英元帅身穿军大衣,头戴绒帽,以矫健有力的步伐走进靶场观看试验。

试验场上,一枚四○火箭弹呼啸着钉在1辆苏制依斯2重型坦克上,轻轻松松地将数十毫米厚的装甲钻了个洞。

叶剑英元帅看了,不住地点头称赞。

这时,一个科研人员上前汇报说:刚刚发射的新四○火箭弹有时不能有效对付M60坦克。

叶剑英元帅听后当即指示:新四○是一个很好的火箭筒,但要配压电引信、要换高能炸药,要能穿透坦克任何部位,要加快研制进度。

1972年8月2日,叶剑英副主席和李先念副总理等观看了打坦克表演试验。

这次,新四○火箭筒再次显示出它强大的威力。被新四○火箭筒击中的坦克里,两条狗、一只兔子都被打死。

这时,炮兵吴信泉副司令员介绍说:“改进后的新四○火箭筒破甲效果比以前大了。”

叶剑英副主席听后说:“新四○很好,要加快生产装备部队。”

一年后,新四○火箭筒就要定型生产了,然而此时却出现了“新四○”与“改四○”之争。

1973年8月4日,在中央军委主持召开反坦克专业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对生产新四○还是生产改四○产生了很大争议。

15点40分,叶剑英副主席身着白色短袖衬衫,右手端着茶杯,神采奕奕地走进会场,与会人员顿时将目光投向叶帅,并起立鼓掌。

叶剑英副主席请大家坐下继续讨论。在讨论时,叶剑英副主席讲到,广州部队打坦克训练还靠炸药包,反坦克武器性能差、生产数量少。

这时,一个科研人员鼓起勇气站起来,向叶副主席汇报了新四○和改四○的有关情况。

他说:

新四○火箭筒1962年开始研制,达到了叶副主席提出的连级反坦克武器射程要达到XX米的要求,火箭弹配压电引信,大角度发火性能好,有光学瞄准镜,还可配红外线微光瞄准镜进行夜间作战。

而改四○火箭筒1968年开始研制,采用新四○的炮、老四○的弹改进而成,弹配机械引信,大角度发火性能差,直射距离只有150米,标尺准星瞄准误差大。

另外,新四○用的铝材是普通硬铝,国内可以解决。对于新四○风偏问题,有人给首长汇报说在风天不能打仗,这不是事实。新四○是存在迎风偏,但有规律,是可以修正的,通过3个军区部队试用证明了这一点,部队是欢迎新四○火箭筒的。

叶剑英副主席听了汇报后即发表讲话,肯定了发展新四○火箭筒是正确的,从而使新四○、改四○之争宣告结束。

新八二迫击炮是某学院根据叶帅提出的营级反坦克武器的直射距离研制的。

1968年初,叶剑英元帅在京西宾馆展览会上的指示传到了某学院,李子寿副院长亲自组织有关教研室立即开展新八二迫击炮的研制工作。

科研人员于当年5月完成初步试验。

同年,新八二迫击炮被国防科委批准列入科研计划,但由于经费少,又无协作单位,研制工作进行得十分困难。

学院的教员在研制新八二迫击炮中,全部试验操作、甚至有些零件加工都亲自动手。学校的工厂里,经常出现满头白发的教员与一头黑发的工人一同操作机器,砂轮打磨溅起的火星像雨一样落下。

夏天进行低温试验时,为了保持弹的温度,他们在几百米的距离上接力跑步送弹,汗水湿透了衣服。

军委炮兵总部首长听说后很受感动,调了两台三轮摩托车供他们试验使用。

1972年8月,新八二迫击炮参加了南口反坦克武器试验。在叶副主席观看射击结果时,孔副司令员汇报说:这炮是按叶副主席指示研制的。

叶帅非常高兴,与参试人员一一握手,并说:“很好!要加快研制。”

学院为落实叶帅指示,在使用部门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于1977年完成了定型试验。经中央军委批准定型后装备部队。

一○五无后座力炮是为了弥补七五迫击炮的射程不足而研制的。1967年、1969年及1972年,一○五无后座力炮均参加了南口反坦克武器试验。叶剑英观看表演时指示,应快点搞出来装备部队。

1975年,一○五无后座力炮设计定型后,由于种种原因,项目研究进展缓慢。

1978年10月,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一○五无后座力炮改进工作由炮兵牵头并组织定型。

为了落实叶帅提出的团级武器射程要达到的指标,炮兵技术部门与研制工厂研究提出改进指标;国防工业办公室又提出由另一个工厂研制结构简单的筒式破甲弹,并要求炮兵负责定型工作。

相比于一○五无后座力炮,筒式破甲弹有时候在爆炸时弹底回飞,影响射手安全;但是,一○五无后座力炮也有些不足,因此,炮兵科研部门明确表示,两弹定型后选择性能好的生产。这样,两个工厂展开了竞争。

两个厂同时研制、同时定型,竟争十分激烈,常常是两种弹在同一个指标上不分上下,难分高低。这促进了研制工作的进行。

这两种弹完成设计定型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兵器定型委员会批准改进的一○五无后座力炮系统设计定型,并决定生产改进的有尾翼破甲弹。

一○五无后座力炮改进系统经部队试验及炮兵研究所对有效射程的分析、验证,证明对固定坦克射击,有效射程超过原定指标。

经十多年的努力,排除干扰,克服重重困难,叶帅1967年提出的连、营、团反坦克武器有效射程的要求才终于实现。

在发展反坦克火炮的同时,我军还进行了反坦克导弹的研制。

1977年7月,根据叶剑英副主席指示,军委炮兵在南口进行了有两种反坦克导弹在内的5种反坦克武器的汇报试验、

9月15日进行汇报表演时,徐向前、粟裕、罗瑞卿、王震、谭政等首长前来观看试验。

第一种反坦克导弹共试验了两个工厂生产的各6发弹,全部中靶。

试验第二种反坦克导弹时,第2发失控,弹飞行至200米处落地后,由于续航发动机反跳使导弹向后回飞,落到主席台前,又跳起飞过主席台。导弹差点伤及首长,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出了这样的事故,是否继续进行第二种导弹的试验,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了。

这时,徐向前元帅说:“试验嘛,出点问题在所难免。”

接着,第二种导弹又发射3发,飞行正常。

试验结束后,徐帅、罗秘书长等接见了参试人员。

徐帅祝贺试验成功,要求尽快完成第一种导弹的定型工作,并鼓励参试人员为反坦克导弹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当发射第二种反坦克导弹的射手李捷斌被介绍给徐帅时,徐帅说:“你打得不错。”

李捷斌同志听后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上述两种导弹均属第一代反坦克导弹。我国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的研制工作是1970年开始的。在邓小平主席及军委其他领导的关怀下,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经过我国科技人员的努力,促进了我国反坦克导弹的研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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