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刚开始保持沉默，继而开始进行狡辩，更疯狂的是，美国不仅没有收敛起细菌武器，而且无视中国政府的声明。
●当通过这一决议以后，许多中国代表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郭沫若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主席台上，长时间用手绢捂住眼睛。
●调查团成员只得冒着生命危险，趁黑夜乘车前进。尽管是夜间，随时都会遇到侵朝美军的冷炮袭击，有时汽车险些被震翻。
● 揭露美军暴行各地举行反细菌抗议活动
自从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了细菌战，中国各地人民，对两名美国空军俘虏所供认的美国侵略者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怒。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东北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东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沈阳市分会筹备委员会在1952年2月6日联合发表的声明中说：
美国侵略者向我中朝两国人民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早已铁案如山。现在，被俘的美国空军中尉伊纳克和奎恩两人的供词，广播词和公开信，再一次揭穿了美国侵略者发动细菌战的黑幕。我们根据新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再一次抗议美国豺狼们的滔天罪行。我们呼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大张旗鼓地声讨和裁判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为保卫和平与人类的生存而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东北总分会、东北总工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东北委员会、东北民主妇女联合会、东北学生联合会、东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北卫生工作者协会、中苏友好协会东北总分会等团体在6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
亲受美国细菌战毒害的东北人民，在看到美国空军俘虏所供认的这些罪恶事实后，对发动细菌战的美国战争罪犯无不痛恨万分。
同时，几个月来反细菌战斗争的经验证明：
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能够战胜一切野蛮、残暴的侵略者。
东北科学界人士也纷纷声讨美国侵略者大规模地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东北工学院院长靳树梁、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李薰、东北鼠疫防治院院长张杰藩、东北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张克威、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阙森华、中国医科大学眼科副教授夏德昭等都表示了要彻底粉碎细菌战的决心，并要求全世界有良心的科学工作者，起来制止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华北抗美援朝总分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工作委员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北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分别发表声明，一致指出：
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绝不是杜鲁门、艾奇逊、李奇微之流可以抵赖得了的。铁证如山，正义的绞索正准备着给细菌战犯们以最后的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抗美援朝总分会等单位和内蒙驻张家口市的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在6月7日分别集会，声讨美国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和无耻的抵赖行为。
华北区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参加赴朝防疫队，以实际行动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
天津市著名的劳动模范、大学教授、医务工作者和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纷纷投函天津各报，对被俘的两名美国空军人员所供认的侵朝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表示无比愤怒。
劳动模范潘长有说：“我们对美国侵略者疯狂绝顶的罪行是决不能容忍的。一次又一次的铁证摆在世界人民面前，决不是一小撮细菌战犯们所能抵赖得了的。”
此外，天津市学生、妇女、店员、工商界人士和保育工作者也一致提出抗议，痛斥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各民主党派在上海的地方组织和上海各人民团体7日都发表声明，声讨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主任委员颜福庆，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吴若安，上海市科学普及协会主席卢于道，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主席章靳以，交通大学教务长陈大燮，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院长倪葆春、文学院院长陈仁炳，震旦大学医学院院长杨士达，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胡曲园、张孟闻，宗教界民主人士吴耀宗、刘良模、胡文耀，工业劳动模范陆阿狗、张德庆，上海戏曲改进协会主席周信芳，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等，7日也都在上海各报刊发表专文，痛斥美国侵略者以细菌武器屠杀中朝人民的滔天罪行；并一致指出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证已经十分确凿，裁判美国细菌战犯的日子临近了。
国立南京大学医学院附设大学医院院长姜泗长，南京大学医学院细菌科主任教授周郁文，金陵大学植物系副教授彭佐权，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戴安邦，浙江医学院院长微生物学专家洪式闾，浙江医学院细菌系主任屠宝琦都发表谈话，深信美国细菌罪犯必将受到世界人民的正义裁判。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南区工作委员会和中南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都痛斥美国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中南同济医学院细菌馆主任、教授东公振说：“美俘伊纳克、奎恩的供词，充分说明了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狠毒计划是极端秘密的，同时也证明它是极心虚胆怯的。我们必须加强反细菌战的工作，使细菌战的组织者受到最后制裁。”
该院寄生虫馆主任、教授姚永政、协和医院院长姚克方、病理科主任李志尚、细菌学教授徐标秀等10余人一致表示：随时响应祖国号召，到反细菌战的最前线去。湖南省各界人士看到被俘获的美国空军人员的供词后，保证要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积极行动支援志愿军，痛击美国侵略者。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西安市支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分部筹备委员会，民主建国会西安分会筹备委员会的联合声明中说：
美国空军俘虏伊纳克、奎恩的供词、广播和公开信，说明了美国侵略者再已无法在朝中人民以及全世界和平人民面前狡辩抵赖，更激起了朝中人民以及全世界和平人民对灭绝人性的美国侵略者的切齿愤恨。美国侵略者秘密进行细菌战的讲课，注射‘因军事秘密而不能公开的疫苗’，把细菌弹称之为‘不爆炸的炸弹’等等的卑鄙行径，都充分证明其进行细菌战的极端心虚的犯罪心理。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一切人证和物证现在更加完备了，我们相信正义人类对于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罪行的最后裁判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重庆市总工会、民主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小学教师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都发表谈话说：
美国侵略者使用各种卑鄙手段企图狡赖其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已完全失败，被俘两名美国空军人员的供词已提供了不容争辩的罪证。
重庆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工作人员，在6日举行了座谈会，会上一致指出：
美俘伊纳克和奎恩的供词，彻底地揭穿了美国蓄意使用细菌武器的阴谋毒计。
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市的地方组织和重庆市各人民团体都发表了书面谈话。他们要求正义的人类对于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无可饶恕的罪行，给予严正的裁判。周恩来争取国际反细菌
为了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国的罪恶行径，北京组织了中外记者团。
在中外记者团离京前往朝鲜的前夕，周恩来专门致电东北、志愿军防疫委员会，告知将有国际人士前往调查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望做好揭露敌人这一行为的充分实物证据的展览和具有说服力的宣传工作。
中外记者调查团再度查实了美国对中朝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由于细菌战违反人道主义与国际公约，国内外多渠道的调查取证，无疑对彻底揭露美国的侵略罪行，赢得反细菌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动员国际社会共同反对，是赢得反细菌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在美国对朝鲜发动细菌战之初，周恩来就清醒地意识到，开展政治外交斗争，是赢得反细菌战斗争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战线。
1952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卷入朝鲜半岛战争之际，新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
一方面，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在朝鲜战场上与“联合国军”对垒的军事行为使中国遭到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
另一方面，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关系尚未展开，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正式联络渠道和民间机构之间的友好关系还在探索之中。
因此，新中国急需通过其他外交渠道来构筑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关系，并由此建立一条国际统一战线，为新中国外交打开局面。
引人注目的细菌战问题在这种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突然发生，它给正在寻找外交突破的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战略时机，如果中国能够在细菌战问题上处理得当，将不仅可以在国际道德法庭上将美国置于被告者的地位，证明帝国主义的恶魔本质，而且有利于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高自身形象，突破西方的外交封锁和经济制裁。
在这种外交思想指导下，对细菌战指控的国际政治动员拉开了帷幕。
1952年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暴行。
24日，周恩来“继续向全世界控告”，发表《支持朝鲜朴宪初外务相抗议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声明，声明表示:
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声明严正警告美国要“对后果负责”，为了支持朝鲜人民反细菌战，周恩来还提出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
2月25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3月3日，约里奥・居里在巴黎发表声明，痛斥美国发动细菌战，号召全世界舆论斥责美国的罪行。
对中朝两国政府对细菌战的抗议和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刚开始保持沉默，继而开始进行狡辩，更疯狂的是，美国不仅没有收敛起细菌武器，而且无视中国政府的声明。从2月28日起至3月5日，美国连续对中国东北布撒细菌武器。
面对美国违背国际公约，残害中国人民健康的侵略行径和野蛮行为，3月8日，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的无耻行径，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制止美国政府的罪恶行为。
3月13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时向他转达了中国政府对美国拖延停战谈判、使用细菌武器的非人道主义行为的强烈谴责，并将已发表之细菌战材料、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愤怒的抗议告诉他。
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对章汉夫提供的细菌弹照片极感兴趣，建议“应让美国人民亦看到这种材料……知道美国军队细菌战罪行”。
会见结束以后，章汉夫迅速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建议采纳潘尼迦的提议，由外交部情报司立即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编印一种包括文字和照片的英、俄文小册子，用以配合揭露细菌战的国际舆宣传。
中国政府的抗议还得到苏联的声援。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提出“号召各国参加并批准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议案。遗憾的是，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不仅置之不理，而且强烈反对。
为了争取广泛的国际声援，周恩来提议由各民主党派代表出面，倡议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等11人，联合发电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致力和平、主持正义的著名人士，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宋庆龄等11人发表了《发起书》，《发起书》指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是渴望和平的，他们对恶化的国际局势和战争威胁感到异常不安，但和平不能等待，需要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发起书》阐述了保卫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宋庆龄等的建议，受到了亚太地区广大人民的热烈赞同。
3月24日，周恩来接见即将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代表团成员郭沫若、马寅初等，就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朝鲜并发动细菌战的罪行作了指示。
26日，周恩来致电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姬鹏飞，请其转告郭沫若，在会上应着重提出以制止细菌武器作为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
29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代表郭沫若就美国对中朝两国人民进行的细菌战作了详尽的报告。在中国代表的努力下，会议通过了“反细菌战”告全世界男女书，号召全世界男女为制止美国细菌战罪行和要求禁止细菌武器进行坚决的斗争。
1952年4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披露消息说，美国海军的一艘步兵登陆艇，曾于3月间被派至朝鲜北部东海岸的元山港，执行秘密使命。船上设有实验室，老鼠、虱子俱全，还把在该港的小岛上抓到的一些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带到船上，试验他们是否已有可怖的黑死病的症候。
同时，在巨济岛等战俘营也进行了类似的罪恶实验。据当时美联社的消息，试验的结果，在被关的12�5万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80%染有某种疾病。
7月1日，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在柏林召开，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会上痛斥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并提出5点建议，受到世界各国代表的支持，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停止朝鲜战争的决议》。
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维也纳举行。
中国派出了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庞大代表团出席。钱三强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
约里奥・居里、爱因斯坦、宋庆龄是这次大会选出的3位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巴西寄生生物学家贝亚索教授代表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发言，揭露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向全世界伸张了正义。
在周恩来的运筹帷幄下，在朝中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国际正义人士的支持下，中国在道义上压倒了对方。各国科学家考察细菌武器
搜集整理出充分证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证，这是争取国际人道主义支援的前提。周恩来深知，只有拥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才能从根本上揭穿美国的罪行。
因此，他通知总后卫生部贺诚部长及东北、军委、志愿军司令部等地区和部门的卫生机关，搜集足以证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材料。同时，他还提议由中国红十字会、各人民团体派代表组成调查团，前往朝鲜和东北实地调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织“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分赴东北各地和朝鲜前线调查取证。
在调查团出发前夕，周恩来专门接见了调查团成员，对调查团的现地调查提出了具体要求。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调查团在朝鲜前线和后方进行了为期半个月调查，获取了大量证实美国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确凿证据，发表了《关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撒布细菌毒虫罪行的调查报告书》和《关于美帝国主义在中朝撒布细菌罪行的调查报告书》。
调查团东北分团还将调查的罪证实物和见证拍成电影和照片公布于世，这一举措，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国内调查团赴朝鲜、东北调查的同时，周恩来认为，仅有国内调查团的材料，难以使美国低头认罪。为了使调查的材料更丰硕、更富有说服力，周恩来呼吁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组成调查团，到朝鲜和东北调查。
但是，中国方面最初动员的国际力量却仅限于宗教界。
1952年细菌战问题发生时，刚好有一批对华友好的西方人士在中国访问，这批人包括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成员布兰德魏纳、意大利律师卡瓦莱里、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理事柯柏年、法国律师贾斯盖、英国律师加斯特尔、巴西法学教授狄布里托、波兰法律工作者华西尔考夫斯卡夫人和比利时律师莫伦斯夫人，加拿大和平理事会成员文幼章，英国坎特伯雷副主教约翰逊以及英文月刊《中国评论》总编辑约翰・鲍威尔。
以上西方人士在参观了中国举办的细菌战展览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对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深信不疑，在中英文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支持中国、谴责美国的文章。
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是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向世界人民揭露细菌战真相的重要渠道。
5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来访的英国坎特伯雷副主教约翰逊，接见后专门安排他参观了正在北京举行的细菌战展览。
约翰逊是英国左翼宗教领袖，30年代曾访问中国。1952年春夏之间，他与夫人及牛津大学讲师戴伊在中国进行了为期6周的访问，足迹遍及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12座城市，参观了荆江分洪、治淮工程等国家建设项目，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国政府对他的访问活动做了周密安排，以使其加深对新中国的美好印象和对细菌战的了解。
当时，约翰逊一行每到一地均有外交部欧非司人员专程陪同，对其与地方领导人会谈和参观后的一言一行都有文字记录，并随时上报主管接待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转送周恩来及中共中央联络部、统战部、宜传部、文委宗教事务处等部门，获取相应指示。
访华期间，约翰逊不仅在北京和沈阳参观了细菌战展览，而且观摩了由当地政府组织的群众防疫运动现场，这些参观使他感到“过去我们认为细菌战是一小部分的散布，是偶然的。今天看了展览之后，知道这是大规模的，并且是不断的……想到这还是所谓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国家做出这样魔鬼似的事情，感到回英国后的责任更加重大了”。
约翰逊在离开中国时表示：
回国一定把美帝细菌战情形加以宣传。
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8国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协会调查团”到达朝鲜，该调查团按照法律方式，调查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后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协会调查团”公布了《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罪行的报告》，证实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东北进行细菌战的结果，还发表了《关于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
外交部的报告及时反映了细菌战动员中的一个重要薄弱环节，即在中国访问的西方人士虽然大部分同情中国，也愿意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伸张正义，但他们的身份局限于宗教界人士、新闻工作者或民间和平团体成员，没有一个纯粹的职业科学家，因此对细菌战的证词缺乏科学上的说服力。
细菌战毕竟是一个涉及细菌学、生物学、昆虫学、动物学、植物学、传染病学等多种学科，需要详细调查、严肃论证的科学话题。要想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中国必须拿出过硬的科学证据，动员有声望的西方科学家来华调查取证，并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辩护。
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后，中国政府决定开辟第二渠道，把动员的重点放在具有世界和平组织领导人和著名科学家双重身份的法国友好人士约里奥・居里身上。
约里奥・居里是法国著名化学物理学家，他是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法国原子能总署高级专员。同时，他还是法国共产党员，二战时期法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1950年4月20日，约里奥・居里与一批左倾知识分子、科学家在巴黎成立世界和平支持者大会，当选为首任主席。
1950年约里奥・居里又当选为在华沙成立的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主席。该机构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和平运动的产物，分支遍布全世界，在政治上同情共产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的战争扩张政策和核试验，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持友好态度，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是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
1952年细菌战问题发生时，约里奥・居里正在为联合全世界科学工作者共同禁止核武器而奔走。在他接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长郭沫若就细菌战发出的呼吁后，他立即以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的名义，发表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是“继用原子弹在几十秒钟之内毁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同样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的声明，并迅速做出3月底在奥斯陆召开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紧急会议，讨论这件事的决议。
3月21日，参加奥斯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北京组成，团长郭沫若，成员包括茅盾、钱三强等。
郭沫若是国际著名人士，前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当时身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代表着中国最高一级非政府组织机构和中国最高国家科学研究机构。
钱三强是约里奥・居里的学生，40年代曾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跟随约里奥・居里学习核物理学，1948年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中国科学院的创办，钱三强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顶尖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即未来的细菌战调查将是一场由民间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共同承担的，严肃、客观、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科学调查，而不是官方操纵的政治宣传。
当然，代表团另一个心照不宣的目的则是希望钱三强能够利用他与约里奥・居里的特殊关系说服世界和平大会站在中国政府一边。
3月下旬，中国代表团抵达奥斯陆。3月29日，中国代表团在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会议上与朝鲜代表李其永一起，向会议出示了有关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和文件。
代表团强烈请求大会组织一个由独立、公正的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和朝鲜调查，该调查团的人选不一定来自与任何国际和平组织有关的团体，但是他们应该具有为人道主义献身的精神。
当问到中国政府是否愿意接纳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或国际红十字会派遣的调查团时，郭沫若当场予以回绝，他认为在美国影响和操控下的联合国不可能展开公正的调查。
于是，会议又围绕是否成立调查组，要不要干涉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武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后来，据钱三强回忆，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在是否应该支持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为此他和郭沫若在会上会下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工作，重点说服约里奥・居里在支持中国问题上的决心。
中国代表团的游说最终生效。在会议开始后，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先生首先站出来，主持正义，并专门组织了一个小型会议进行宣传。
他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如下一段讲话：
大家选我担任和平理事会主席，我很荣幸。我们受着同一个信念的鼓舞，为消除战争而工作。我们要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孩子不再经历新的战争恐怖，使科学为其正当目的而不为罪恶目的服务，使世界上的劳动者不断努力创造幸福，而不致造成破坏。只要危险没有消除，我们就要坚持做下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们。
只见他用严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下去：
理事会支持不支持被侵略的朝鲜和中国的要求，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存亡的问题。若不能主持正义，还有什么理由让世界和平理事会存在下去!
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次日，大会进行辩论和表决。在约里奥・居里的主持下终于通过决议：组建一个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的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
当通过这一决议以后，许多中国代表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郭沫若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主席台上，长时间用手绢捂住眼睛，不想让人看出他在流泪。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站在约里奥・居里一边。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约里奥・居里在关键时刻给予我们的宝贵支持。郭沫若首先代表中国科学界和中国人民向他发了慰问电报。
4月2日，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通过题为“反对细菌战”的告全世界男女书，决定组织一个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前往中国和朝鲜。
经约里奥・居里的积极组织和支持，委员会由6人组成，名单由约里奥・居里提出。
4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时告知对方:中国已掌握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充分证据，并邀请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博士帮助中国组团来华调查。
奥斯陆会议决议为中国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迈出了第一步，给细菌战调查打开了一扇大门。
但是正当中国政府组团活动即将开始之际，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约里奥・居里本人因身体状况和政治压力双重原因而无法继续承担细菌战组团工作。
政治方面主要起因于法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对约里奥・居里的批评。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约里奥・居里便因以共产党员身份担任法国原子能总署高级专员，而受到西方公众舆论的普遍质疑，以美国为首的新闻媒体不断发表文章，攻击约里奥・居里的政治立场，警告法国政府在高尖端、高机密原子能研究机构中任用共产党人的做法可能给西方阵营带来潜在危害。对此，约里奥・居里心理上一直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1950年4月5日，当他再次在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共产党员和进步科学家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对苏联发动的侵略战争时，法国政府对他的迫害骤然升级。
就在这一演说后不久，法国总理乔治・皮尔杜解除了约里奥・居里的法国原子能总署高级专员职务。
奥斯陆会议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对约里奥・居里的攻击达到了顶峰，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公开在媒体上指责约里奥・居里是“赤色分子”、“滥用科学”等等。
约里奥・居里针对沃伦・奥斯汀指责他“滥用科学”的攻击文章，愤怒地回敬了奥斯汀。
约里奥・居里在给奥斯汀的回信中写道：
你指责我滥用科学，因为我反对罪恶地使用伟大的巴斯德的发现，因为我号召公众反对发动细菌战。
不能因为朝鲜人和中国人选择了和你们国家不同的制度，也不能因为他们不是白种人，就认为用凝固汽油或用细菌来大规模地消灭他们是合法的……
因为我知道科学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所以我将继续努力，利用科学造福人类，不管他们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而不是在某种天赋使命的名义下利用科学消灭人类。
但是，约里奥・居里的个人辩解，始终无法抵挡西方公众媒体的围攻。
最终，这些舆论压力使得约里奥在法国科学界处境十分难堪，威信下降，很难再继续承担细菌战国际调查团的组团工作。
面对这一突变形势，中国政府决定派出得力人员前赴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加强细菌战国际动员工作。
1952年4月14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致函周恩来、王稼祥，请求选派李一氓担任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执行局秘书，前往设在布拉格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
信函称:
稼祥同志并总理:
李一氓同志愿意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秘书的工作，他要求对此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及向外联系问题给予指示，并请考虑给他一个助手和俄文翻译。任务和方针问题，拟请郭老、稼祥、宁一等和他一起讨论一次。行前请总理谈一次话。干部问题，由稼祥和我同他设法解决。
当否请示。
汉夫
4月14日
于是，中国政府派李一氓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秘书，积极进行细菌战方面的国际动员。
李一氓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秘书以后，始终受到周恩来的密切关注，周恩来不仅专门过问李一氓在世界和平大会的工作任务和方针，而且亲自安排李一氓身边的工作人员。
李一氓到达布拉格后，亦定期向中央汇报他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的工作情况，并与在布拉格负责细菌战国际科学调查团组团工作的钱三强进行联系。
1952年5月下旬，钱三强接到郭沫若托李一氓从北京带给他的亲笔信，信中写道:
三强兄:
您这次做了很好的工作，总理、定一、同志们都表示满意，把您辛苦了。我们的意见，望您待（带）国际委员会组成后一道回国，望您把这一任务彻底完成。居里先生处我已有电慰问，今天李一氓动身，我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您多留二三星期，我想对于居里先生也当是一种安慰。余由长望同志面详。
郭沫若
此时，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也表现出对美在朝发动的细菌战的强烈关注。
李约瑟是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物胚胎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李约瑟与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科学家一样，除了对科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对政治、宗教、社会问题也有着广发的关注。
30年代，李约瑟秉持“科学的世界观赋予科学家其他公民所不能担负的特殊公共职责”的信念，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政治上同情社会主义，是英国工党成员，曾支持英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他对鲁道夫・奥托普世基督教理论和马克思社会分析方法有着双重的信仰。
1952年中国在国际上提出对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后，李约瑟立刻敏感地联想到这件事可能与日本在二战时遗留下来的细菌武器有关，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上次战争期间，我曾一度受命准备一份关于指控日本人在湖北和湖南省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我虽然没有机会进行实地调查，但是有机会看到中国军医总署的报告并与该部工作人员谈过此事。尽管我在一开始对此抱有极大的怀疑，但是最终的结论是日本人确实空投了含有感染鼠疫病毒跳蚤的容器，因此在通常并不发生鼠疫的地区引起超过150例淋巴腺鼠疫病例，大部分是致命的……
众所周知，战后已有英文文件问世的卡巴罗夫斯克审判已经证实日本人曾经从事大规模细菌战实脸，包括使用许多犯人实验。并且于1940年至1943年之间在中国许多地区撒布过感染鼠疫的跳蚤。
尽管日本人从在华细菌战行动中获取的实际效果微乎其微，甚至并不具备军事价值，如果参考美、英两国自己承认的自战争以来花费在细菌战研发方面的巨大开支，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去否认美国占领当局继续日本大规模研究的可能性。毕竟很少或几乎没有卡巴罗夫斯克审判的科学领导人是掌握在俄国人手中。
据此，李约瑟判断美国可能在日本人细菌战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生物武器并试验性地使用于朝鲜战场，但是这一判断并无确凿的事实根据。
正当李约瑟对此犹豫不定的时候，4月25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成员杰克・加斯特和加拿大和平理事会成员文幼章从中国来到伦敦，他们在李约瑟的邀请下前往英中友好协会，和伦敦和平理事会发表有关细菌战问题的联合演讲，由李约瑟亲自担任演讲会主席。
加斯特和文幼章的演讲使李约瑟对细菌战问题的猜测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期，李约瑟也收到他抗战时在中国认识的两名老朋友，病理学家、英国病理学会会员李佩琳和吴在东从中国的来信。
他们两人在信中告诉李约瑟:中国科学家“从解剖因染疫而死亡的我国同胞的尸体上，发现了我国从未有过的一种脑炎，这是在3月2日美机侵袭鞍山附近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美机在那里投掷了大量带病毒的蚊虫”。
李佩琳和在东的来信使李约瑟对细菌战的事实更加确信不移了，事后他在其备忘录中写道:
只有组织一个调查团才能澄清事实真相。我明白中国政府急切地希望邀请这样一个调查团，而且希望该团尽可能由杰出的、专业的、不带政治偏见的细菌学家、传染病学家和医学昆虫学家组成。任何来自西方国家阻挠他们前往中国的压力将被视为对罪行的承认。
此时，李约瑟已经有了查明事实真相的强烈渴望。
1952年5月下旬，就在李约瑟对细菌战问题备加关注之时，他在剑桥大学接到钱三强从布拉格给他的来信，内称:
我很高兴向您转达一个来自北京的信息:我们邀请您参加一个前往中国和朝鲜收集和报道有关细菌武器证据的国际调查团。该邀请信的签发人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长郭沫若。郭沫若请求我暂留欧洲直到调查团启程，调查团成员将在布拉格汇合，由我从那里陪同他们一起前往目的地。调查团预计的出发时间是6月初，请尽快确认您是否能够参加。
在等待您答复期间，我将在中、朝政府的配合下，为您此行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当然，此行一切费用将由中国政府承担。
钱三强与李约瑟本来并不认识，但是他们两人都是约里奥・居里和郭沫若的亲密朋友。
李约瑟早在战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门领导时便与约里奥・居里相熟，两人的政治观点十分接近。因此，他们在细菌战问题上的立场非常一致。
在收到钱三强的来信后，李约瑟立刻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帮助中国组织国际科学调查团的工作。
经过中国方面和李约瑟的共同努力，国际科学委员会最终成立了。揭露美军细菌战的内幕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在1952年6月21日及28日先后抵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受到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热烈欢迎。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有下列人士组成：
安德琳博士，瑞典人，斯德哥尔摩市立医院管理处中央临诊试验室主任。
马戴尔教授，法国人，格利农国立农学院动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曾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牲畜专家，意大利及西班牙畜牧学会通信会员。
李约瑟教授，英国人，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威廉・邓爵士讲座的讲学者，曾任重庆英国大使馆科学顾问，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
欧利佛教授，意大利人，布罗尼大学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前土伦大学普通生物学讲师。
贝索亚教授，巴西人，圣保罗大学寄生物学教授，前圣保罗省公共卫生局长，罗西佛及拍拉巴两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
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苏联人，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细菌学教授，曾任伯力日本细菌战犯审讯的首席医学专家。
虽然我国对部分科学界知名之士不能前来表示十分遗憾，但委员会仍规定了7月15日为最后报到的一天，因为形势不容许再等了。
后来的葛拉求西博士，是意大利人，意大利罗马大学微生物研究所助教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他于1952年8月6日在委员会自沈阳回来之前到达北京。因为他只能在委员会最后3周的工作中出席，所以他的地位是“列席顾问”，在这个职位上他对于会议的进行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还有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博士参加。钱三强代表郭沫若陪同委员会人员从欧洲来到北京。钱三强是经中国方面委员会一致的邀请，并被任命为联络员，在委员会讨论时，他可以发言，但没有投票权。
国际科学调查团首先赴我国丹东、抚顺等地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了美国用飞机投放的细菌弹撒布的带有多种毒菌的大量昆虫。
美国在中国东北各地，惨无人道地进行细菌战的罪证，被调查团找到实物与标本以后，国际科学调查团成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护送下，越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
当钱三强与国际科学调查团进入朝鲜以后，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
到处是残垣断壁、壕沟弹坑，尸体遍地……
白天，美国飞机遮天蔽日，狂轰滥炸。
调查团成员只得冒着生命危险，趁黑夜乘车前进。尽管是夜间，随时都会遇到侵朝美军的冷炮袭击，有时汽车险些被震翻。
但是，他们为了正义的事业，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充分体现了他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平壤郊区的一座水泥建筑物内，金日成接见了调查团，并亲自向国际调查团展示了美国发动细菌战的许多实物。
在战壕里，在山洞中，在田间，在医院，钱三强陪同国际调查团，调查了数以百计的人证，获取了大量实物标本。
他们还获取了投放细菌弹的战俘的供词。
一天，在平壤一间地下室，调查团审问了被俘的美国飞机驾驶员奎恩。
调查团问奎恩：“你能证明美国投放了细菌战武器吗?”
“能证明。”奎恩回答。
“怎么证明?请提供事实。”
“我本人就接受过这样的任务，驾驶飞机在朝鲜战区投掷过细菌弹。”
“是什么形状的细菌弹?”
“时常是圆柱形的纸筒或纸包。”
奎恩指着桌子上的一件实物说，“就是那种东西。”
“你知道它对人的危害吗?”
“想必是残忍的。”
“你知道有国际协议，禁止使用细菌武器吗?”
“不知道。我很懊悔我的不人道行为。”
接着，另一个美国士兵奥尼尔也向调查团作了相同证实。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国际科学调查团踏遍了朝鲜北部的千里江山，调查了数百的证人，观察了遭受细菌武器袭击的近百个现场，取得了大量的证据，复查了实物标本。
8月中旬，国际科学调查团从朝鲜回到了北京。
钱三强和国际科学调查团的成员共同撰写了调查报告。
当年，美国政府正在奉行杜勒斯的实力地位政策，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肆无忌惮。美国的一些盟国，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立场，但在很多事情上仍不得不遵从美国的旨意。
如果这个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将美国制造细菌战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世界，并签上他们的名字，回国之后，会有怎样的遭遇?
约里奥・居里先生高级专员的职务已被法国当局解除了，其他人会不会也要遭受同样的命运呢?
科学家们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当局可能对签名者进行报复，或者操纵盟国搞迫害，他们是完全做得出来的。
但是，签不签名，对这份调查报告却事关重大。如果不签名，国际上对其中的事实缺乏信任感，而且可能被美国的媒体恶意扭曲。
钱三强首先找了李约瑟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通过他做必要的说服工作。
“教授，您对报告书签名问题怎么看?”
“我主张应该签名，这是惯例，也是对事实负责任。但是，有人不同意签名，是有原因的。”李约瑟的观点是明确的。
“科学调查委员会是对国际和平理事会负责，如果交一份不签名的报告，会是怎样?”钱三强以联络员身份，做了恰当的提醒。
“当然不好。”李约瑟说，“这样吧，我们再分头做些解释，相信委员们会签名的，因为参加这个科学调查委员会的科学家，都是为支持正义而来。”
8月31日，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发动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报告书签字仪式，各位科学家都庄严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为维护真理和正义，他们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最终，科学家们的正义感和良知还是促使他们站到了真理和正义的一边。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提到，根据委员会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资料，在过去的5个世纪里，朝鲜不曾有过鼠疫。距离最近的发生过流行病的中心，是在450公里以外的中国的东北，或是在南方1500公里以外的福建。
再则，在这个气候之中2月要比鼠疫正常的发生季节至少早3个月。
最重要的是他们所发现的跳蚤不是在自然状态中能带鼠疫杆菌的鼠蚤，而是人蚤。
国际科学委员会从中国方面的鉴定和从其他材料里，知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用过的，也就是这种人蚤。
委员会在朝鲜时，还被邀请研究了两个专案。
第一件事情，那是在3月末，江西的一个农民，在一架美国飞机于夜间在他的村子上空盘旋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发现露天的一公尺高的水缸里的水面上浮有许多跳蚤。
这位农民大概被这次投放的跳蚤咬过，因为他在几天之后就死于了腺鼠疫，经由朝鲜及中国的科学家用病理学和细菌学的检验得到充分证实，这些跳蚤带有鼠疫杆菌。
委员会的委员们曾检查了由上述专家从这个病人体内分离出来的细菌培养，深信这确实是鼠疫杆菌。他们还检查了病理标本及组织切片。
这个地区及时的卫生措施，阻止了其他病例的再发生。
第二个研究的专案，在朝鲜的两个志愿军在淮阳附近一个荒山山坡上，发现了一群很密集的跳蚤。
其分布的地带，指示出他们是从一个慢慢向东北方向落下的容器投放出来的，但当时没有找到任何容器留下的痕迹。
跳蚤是这样地密集，使得地面和他们的裤子上都变黑了，他们对此颇为惊异，委员会后来亲自询问过这两个志愿军。他们回到营房，请求援助的人，用石油和松枝点火消灭了这些跳蚤。
在这个案件中，这些军人用各种方法保护他们自己，并且他们迅速进行扑灭工作，在大批跳蚤能达到人行道以前，就已经被消灭了。
朝鲜及中国检验队进行的细菌学的检验，证实这些跳蚤带有鼠疫杆菌，这些跳蚤其实是人蚤。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
这些跳蚤，是寄生在人身上的。根据这个昆虫的生态学而言，在房屋外面它们不可能大量出现。
那么在距离人类居所相当远的荒地上，一次就发现了成万数目的人蚤，将如何解释呢？委员们认为这决不是自然条件集合而来的。
在邻近驻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当天清早4时曾听到飞机在当地上空盘旋过，这飞机与人蚤的发现是更有关联的。
分析由人蚤传染的鼠疫的流行病学的整个过程，发现缺少了几个正常的环节。
在正常的情形下，一般是鼠疫先在鼠群中流行，然后再发生于人类；人蚤由病人身上得到传染后，然后才能传给其他的人。
通过以上这些事实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实，得出了一个结论：
委员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下这一结论，即：美国空军在朝鲜应用了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以撒布鼠疫很相似的方法。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8月31日，用法、英、俄、中4种文字精印的报告书在北京台基厂9号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大楼举行了签字仪式。
此前，调查团成员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9月1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就报告书发表声明，声称:
国际科学委员会关于调查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所作的巨大努力及其严谨的成就，对人类是一项重大的贡献，在人类历史上将占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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