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周光召怀里抱着一大堆画报杂志朝桌上一摊，并大声嚷着：“都来看看，都来看看，这里面说不定有名堂!”众人一下子拥上去动手翻阅。
●看着计算出来的结果，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 研究准备
共和国故事・威名远播中央部署氢弹研制工作
1956年，在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主持下，中国制定了《1956至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把发展以原子弹、氢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放在突出位置。
氢弹亦称“热核武器”，它是一种利用氢元素原子核在高温下聚变反应于瞬间放出巨大能量起杀伤破坏作用的武器，它主要由装料、引爆装置和外壳组成。氢弹爆炸时，作为引爆装置的原子弹首先爆炸，产生数千万度高温，促使氘氚等轻核急剧聚变，放出巨大能量，形成更猛烈的爆炸。
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实现核聚变爆炸，需要1000万度的高温。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们还无法在瞬间获得如此高的能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胁的主要手段而严加保密。
我国的氢弹技术，完全是靠自己的科学家在一片空白中艰苦探索，一点一点攻克难关掌握的。
为了突破氢弹技术，早在1960年底，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钱三强根据刘杰部长的布置，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轻核理论研究组，开始氢弹的理论探索研究。
对于氢弹，我国领导人早就有打算和安排。在导弹和原子弹研究秘密进行的同时，中国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夜以继日地进行。
氢弹的研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后，紧接着，有关部门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
1962年12月，周恩来领导制定出《1963至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部署了氢弹的研究试验工作。
1963年8月，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办公会议上提出：
氢弹的研制要开始考虑。
同年9月，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在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总体设计之后，转向更高的目标――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因此，我国第一颗氢弹的代号就叫作“639”。接下来，我国科学家就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氢弹探索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周恩来立即指示二机部要加速研制氢弹。
在汇报氢弹情况时，周恩来问刘杰：“研制氢弹是怎样安排考虑的？”
刘杰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
周恩来接着说：
五年是不是太慢了，要快。
此后，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委报送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
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同时，刘少奇也提出：
要像炸响原子弹那样早日炸响氢弹。
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中央专委会，审议并批准了二机部的报告，决定：
力争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爆炸试验。
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要求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试验的关系。
2月底，在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主持下，进一步加紧了对氢弹理论原理的攻关工作。
这个时候，法国对氢弹已经研制了4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实现氢弹爆炸试验。
同年2月3日，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强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主旨为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向战备核武器的高级阶段发展，为此，周总理主持专委会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
于是，一场氢弹的攻坚战悄悄地在中国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打响了。钱三强为氢弹研制做准备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钱三强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8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
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
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科技的大本营。
1960年12月，钱三强的科技大本营包括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人，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紧接着，以于敏、黄祖洽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在这群年轻的科学家身上，有着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于敏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的贡献。
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在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中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
1944年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
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
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后来谈到于敏时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
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黄祖洽也是“重量级”人物。
1944年，黄祖洽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校期间，他和李政道曾经同班学习过。1946年他随清华大学回到北京就读。
1948年，黄祖洽考上了本院的硕士研究生，最初导师是钱三强，后来改在彭桓武先生名下。
毕业后他和彭桓武一起进入核反应堆的理论研究工作，成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并且在后来的研究中，成了唯一一位同时参加原子弹和氢弹两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除此之外，在黄祖洽身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绰号――半导体。
事情是这样的，1960年底，黄祖洽已是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的一个组长。一天，他被通知去钱三强的办公室。
钱三强用信任的目光看着黄祖洽，语气中带着几分严肃地说到：
小黄，今天叫你来，是要告诉你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决定。为了早日掌握氢弹技术，我们要先行一步，组织一个轻核理论小组，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以及可行结构进行探索、研究。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接着，钱三强又特意叮嘱：“你原来那个组叫47组，这个轻核理论组就叫470组，注意保密。”
黄祖洽接到任务后，紧接着就带领人员投入到氢弹理论研究当中。
1961年秋，邓稼先等人搞原子弹，想让黄祖洽到他所在的部门去做兼差，兼差有一个好处，就是原子能所的一些研究结果，可以供他们参考但是他们那边的工作是绝对保密的，黄祖洽接受了任务，从此，就开始两边兼差，一半时间进城，一半时间在原子能所。
在原子弹制造理论的研究中，有许多重要的环节，其中之一就是，提供中子原的金属如何确定，这个问题难住了所有人，几经讨论，都没有结果。
黄祖洽在一次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顺着这个想法就推导出一个条件，这个金属应符合什么条件，符合这个条件的金属，实际上就可以定是什么金属。从而使这个难题得以解决。
至于半导体名字则是由钱三强先生说的。一天，钱三强让黄祖洽去做一个半导体，并叮嘱他原子能所那边的一些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核武器研究所这边，但是这边的工作一点儿都不能透，所以是个半导体，从此，黄祖洽身上也就有这个绰号。0周光召发现氢弹图纸问题
1965年3月，为加强氢弹研制的攻关力量，二机部部党组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的黄祖洽、于敏等30多名专家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两支理论设计队伍会合在一起，迅速投入氢弹研制，展开了氢弹的攻关任务。
这个时期，世界上拥有氢弹的只有美、苏、英3个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对氢弹的原理和结构均严格保密。中国的科学家们除了知道氢弹的“标准资格”应达到的TNT当量，以及在研制过程中必须进行大量的计算外，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东西。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第一颗氢弹，只能完全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研制。
攻关的“战场”设在九院理论部几间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
紧密排列的几张桌子上，放着白纸、计算尺等简单的办公用品，连一台国外已经普遍应用的电子计算机都没有，这就是设计氢弹图纸的战场。
然而，就在这样简陋的工作环境下，科研人员个个干劲十足，为突破氢弹理论夜以继日地奋斗着。
一天中午，中国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兴奋的叫喊声打破了工作室的静谧。
周光召怀里抱着一大堆搜集来画报杂志朝桌上一摊，并大声嚷着：“都来看看，都来看看，这里面说不定有名堂!”
众人一下子拥上去动手翻阅起来。
只见一幅幅图片上，各种各样的导弹翘起尖脑袋，直插云天：大力神式、民兵式、北极星式……地对空、空对地、地对地……荷枪实弹的美国大兵在一边守护。还有机翼下悬吊8个发动机的B-52战略轰炸机，太平洋马绍尔群岛上腾起的蘑菇云……所有这些，都是用来炫耀美国其强大军事威力的。
在常人眼中，这些画报在国外属于公开发行物，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呢，可周光召却仿佛已经掌握了其中的奥秘。
他用手一指：“来看这张图，氢弹要放在这儿，有文字说明。从它的形状分析，我认为氢弹不一定是个圆球体，也可以有别的形状嘛。”
“嗯，有道理。还有什么?”“有，”周光召显得振振有词起来。“据一本书上说，1952年10月31日，美国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迈克’，长9米，重62吨，有火车锅炉那么大。可是，你们看，氢弹既然能装在飞机和导弹弹头上，这就表明：用于实战的氢弹其弹体体积和重量都可以比‘迈克’小得多，对吧？”
周光召主要从事高能物理、核武器理论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在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战略核武器的研究设计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为中国物理学研究、国防科技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周光召参加并领导了爆炸理论、内爆动力学、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机学和中子物理等领域与核武器有关的研究工作，取得多项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进展。
在高能物理研究方面，周光召首先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对弱相互作用理论起了重大推进作用，对其后流代数和涉及π介子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他是首先提出利用丢失能量来寻找新共振粒子的学者之一。他是第一个建议利用原子核吸收探测弱相互作用中的致磁效应。
此刻，周光召的这两项“发现”也许使人们有牵强附会之感，但科学有时就是如此，令人难以思议。世界上有许多在后人看来极其简单明了的成果，起初却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的精力与心血。
就拿地球与太阳来说吧，连小学生也知道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但在五百年前，哥白尼在弥留之际揭示这一真理时，他便因此而成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启蒙人。“他推动了地球并停止了太阳。”后人在他墓碑上刻下了这样的赞美字句。
周光召从画报上得出的启示，无疑使集结起来的科学家们疑窦大除，思路大开。
于是，在氢弹外形设计上，他们提出要思想解放。人们的认识总算前进了一大步，并由此而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进行氢弹理论攻关的这群中国科学家，正值风华正茂，精力旺盛。年纪最大的王淦昌58岁，是唯一年过半百的科学家。
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在40岁至35岁上下，连老邓(稼先)、老于(敏)等“老”字辈的也只有40余岁。
年轻人在一起，浓厚的学术民主风气，鼓励着每一个人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谁有道理谁就是权威。
办公室里有块黑板，只要你有了什么新想法，就可以上去讲述，绝没有人会加以阻挡。
一天，一位个子不高留有胡子的留苏生上去站在了黑板前，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示意图，歪着头端详一阵，“啊……啊……”了两声，便磕磕巴巴地解释起他的设想。
渐渐地他说上了劲，又“嗯嗯”两声，图上添几条线，写了几个大字。
下面“哄”地笑了，原来他写了个错别字。可这位留学生并没有受到影响，依旧侃侃而谈。
等他讲完，有人叫着：“老储，你这模型倒挺有意思的，但怎么能把它变为可以计算的数学模型呢?”
老储只好摇摇头，因为目前来看，他还没有根据可以回答进一步的问题。
这时，又有一个同志上去。他凭借对原子弹结构的经验，布置了热核材料的位置。图上好几个小原子弹绕着，像太阳和它的九大行星。
接着他说：“当第一颗原子弹起爆后，它的能量同时使多个小原子弹动作、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样便可以获得对热核材料高压缩度的能量……”
话音未落，下面就议论纷纷：
“这么复杂呀!”
“不行，没法保证各个原子弹的合力集中!”办公室里常常是这样热闹，在这种活跃的学术民主气氛中，年轻人的“狂”劲和想象力充分地得以发挥，提出了许多在后人看来幼稚可笑的方案。
这和德国作家罗伯特・容克在《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中描述的原子物理学兴起时的情景一样：
老年人和年轻人在这征服物质内部微观世界的过程中都是平等的同行关系……都同样地在不了解的事物面前表现出谦虚和没有自信心。连当时已经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詹姆斯・弗兰克也在进行复杂的计算，而不知道下一步计算的途径时，他就在黑板旁转过身来，向自己的一位学生问道：也许，您能看到下一步……
那些高级研究员，如程开甲、黄祖洽、秦元勋等也经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尽管他们的发言也常不客气地被否定掉。
智慧的火光，在这儿星星点点地亮起。只是可惜，它们都稍纵即逝，还未能成燎原之势。
九院人难以忘怀的是，在遵守保密纪律上，敬爱的周总理带头作了表率。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周总理、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找到刘西尧谈话，对保密问题作了专门指示。
周恩来说：
凡与此无关的都不要讲。邓大姐是我爱人、中央委员，她与此事无关，我就没有对她讲。
的确，邓颖超同志是在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才知道这一消息的。“596”的保密工作确实做得非常成功。
周恩来对保密工作要求之严，刘西尧将军深有体会，他后来回忆道：
搞这个原子弹，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基地试验，总理就规定了一条：绝对保密。他规定，就是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告诉。
想到这些，九院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尤其是青年人，有的与熟悉的朋友中断了联系，有的因无机会接触女同志而迟迟未能成家……
在生活待遇上，九院也不比其他单位特殊，学术上更没法著书立说名扬海内外。
他们也为此感到苦闷过，也羡慕过那些普通民用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但无论怎样，大家依然愿意过这种“生当隐姓埋名、死亦默默无闻”的生活，依然为此感到光荣和自豪。在睡梦中，他们与昔日的亲人朋友相聚交谈，而当天露晓色时，他们又精神抖擞地走进办公室。掀起氢弹理论研究高潮
在集中攻关前，九院理论部考虑研制一种氢弹――“加强型”，即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将其威力加大到氢弹的标准。与此同时，401所也考虑一种氢弹模型，但走的却是与“加强型”不同的另一条道路。
人员汇集后经过交流，发现双方的方案都有道理，但也都只是初步设想。为了保证正式研制出来的氢弹达到一定水平，理论部定下了未来氢弹的重量和威力标准，并让原来的两种设想继续研究下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讨论还是没有结果，所有人员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5月，本是春光明媚的季节，挫折却接踵而来。先是“加强型”，理论部中一个重要的数据，经过认真计算复查，发现与原设想有很大出入，这样就得将原先的构思方案推倒重来。
就在这个时候，40l所的新模型，也在计算中发现它达不到要求，不能成为氢弹。两种方案均告失败，所有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都震惊发怔……
往昔异常活跃的理论部办公室，一时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中年人皱着眉头端坐沉思，最爱说笑的青年人也变得沉默寡言。
院党组通过开会讨论，从新制定了研究方针，所有科研人员决定采取：“回头看”的方法，通过追忆以往碰壁的过程，来重新考虑新设计方案。
通过努力，科学家们发现，尽管两条路都未走通，但对氢弹的基本规律认识却得到深化，适应氢弹设计的基本参数和计算方法都有了新的发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能独辟蹊径，大胆创新，很可能就会出现突破。因此，尽管挫折挡道，反而涌现出一批“不取楼兰誓不还”的氢弹迷。
小沈是浙江人，家乡口音很重。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模型设想，并且断定是如何如何好。虽然一经严格论证，这些设想就被淘汰，但他仍不甘休。人家刚刚否定掉他的一个方案，他又加班加点，熬更守夜拿出另一个方案。
大伙对他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予了评价，并给他起了个外号：沈特勒(特勒，是美国氢弹之父)。
后来，当理论部“山穷水尽”时，人员作了些变动，“沈特勒”被分配到等离子体组。
但这位对氢弹入了迷的小伙子“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顽强地去构思氢弹模型。当别人对此有看法时，他振振有词地回答：“你白天不让我干，我晚上干；晚上不让我干，我总能够躺在床上想吧!”
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尚且如此，担负着领导和组织责任的科学家们的心情就更是这样了。
然而，光靠拼命蛮干是不可能成功的。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过程。它首先要求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其次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彭桓武、邓稼先、于敏等处变不惊，沉着冷静地反思已陷入绝境的两种方案。
如果你走进一条胡同，想穿过去，走到底才发现它是封闭不通的，怎么办?你应该退回到进口处，还是重新选择另一条胡同?能不能在胡同的半道上另有蹊径，当时你走过它时未加注意，或许从这就能达到目的地――我们姑且用这样的比方来说明那时的情景吧。
1965年5月27日上午，聂荣臻召集张爱萍、刘杰、罗舜初、唐延杰等人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下一步核试验问题。
会议期间，聂荣臻说：
我国核武器的发展，继去年铁塔上爆炸之后，今年又上了飞机。与中近程地地导弹配套的缩小型原子弹头正在研制，问题不大。
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现在看来，搞大当量的地下核试验，选场难，工程量大，周期长，使更快的发展氢弹受到限制。这就更清楚地看出，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主要是遏制我国的，我们要放开思想，走自己的路，不受其条约的束缚。
为此，下一步核试验规划要作些调整。核试验所必需的一些设备、仪器，如地震仪、微压计、微伦计、气象雷达等，国内尚未过关的，可以从国外买一些，不要“锣齐鼓不齐”。
要考虑一下氢弹试验场有些什么问题，应早作准备。法国为什么准备那么长时间还没有进行氢弹试验？我们应该一切问题要早下手。
氢弹技术的突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经过一番思索，科学家们选择了第二另辟蹊径的方法，从而在九院再次掀起氢弹原理突破的第二次浪潮。于敏率计算小组奔赴上海
1965年9月，从未出国留学、被人誉为“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率领一批科研人员在上海华东计算所连续奋战了3个多月，他们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
一天，于敏兴冲冲地找到邓稼先，连声对他说：“有门儿，有门儿！”“门儿在哪？快说！”
“你们原来的那个‘加强型’要用许多炸药来引起热核反应，原理说得通，但难以制造。现在我们如果不用那么多炸药，而是改用别的方法压缩热核材料，就很有可能成功。”
“嗯，对！”邓稼先高兴地拍着老战友的肩说：“那你讲该怎么办？”
“抓紧时间上机计算。能算得出就有希望。”
上机进行模拟计算是必不可少的，但北京当时还没有可以胜任这项计算任务的大型计算机，邓稼先却不气馁，他满怀信心地说：“好，我们立刻联系。”
9月25日，正值北京最好的季节。湛蓝如洗的天空与金碧辉煌的古老建筑交相辉映，枫叶被金风熏得醉红。
天安门城楼修葺一新，大小商店张灯结彩，许多人特地赶到北京游览探亲。
然而，在火车站月台上，十几名身背铺盖、手提网兜的年轻人，簇拥着一位高高前额、头发稀疏、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走向13次特快列车。
他们便是由于敏率领的计算小组，正准备抓住节日的空隙到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那里的国内较先进的F-50l电子计算机，进行氢弹新方案的理论计算，以期突破理论设计。
列车隆隆地向前奔驰，车厢里不能讨论工作，没办法，老于只好起劲地往桥牌圈子里挤，嘴里饶有情趣地嚷道：“算上我一个。”
“你会打桥牌？”一些年轻人不相信地朝他瞅了瞅。因为，老于平时总是忙忙碌碌，连上下班的路上都不肯放下工作，因此，有人与他打招呼也总是置若罔闻，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时刻处于思维空间的老于，他会打桥牌？大家在惊愕中接受了他的要求，不妨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几局下来，老于老谋深算，还真是打桥牌的好手。年轻人惊讶不已。
“老于，你还爱玩儿什么？”
“爱玩儿的多着啦！”老于微笑着，“我还是个京剧迷呢！以前呀，我拉老邓去戏院门口‘钓鱼’(买退票)，后来忙，我不常去了。谁知老邓也有这个习惯，瘾比我还大，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众人一阵大笑，接着于敏说道：我还特别喜欢中国古典小说、诗词。说着就背起了几首唐诗宋词，还讲起《水浒》、《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一些青年人听得好过瘾，硬是缠着他不肯罢休。
列车驰过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从华北到华东，沿途风光秀丽的去处：趵突泉、泰山、六朝古都、太湖风光、苏州园林……许多人的老家就在这一带，于敏的老家在天津。
然而，为了事业，他们长年无隙回去，过其门而不入，只能倚着车窗，向故地投去深情的目光。
列车抵达上海后，再乘一小时汽车，终于到了坐落在嘉定县城东门外澄桥的华东计算机研究所。
办公大楼的四楼及五楼的一角便是留给他们的工作场所，代号叫“五班“。在上海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业人员的协助下，一切都已安排到位。
为了保证这几位科学家们的安全，“五班”的工作地方成为“非请莫入”的禁区，于敏等人对此深表感谢。国产土专家攻克理论难关
于敏一行到上海不久，就开始了紧张的计算工作。
为了抓紧时间，充分利用机器，达到人停机不停的目的，于敏将五班的同志分为3个组，每组每班8小时。
计算数据是项单调枯燥的任务，眼前指示灯闪烁不停，耳中嗒嗒的穿孔卡输出声响个不断，而且一坐下就是一整天，并且不允许出半点儿差错。
艰辛和责任使他们忘却了白天和黑夜，忘却了节日和家人，因为从老于到小组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党中央以及全国亿万军民为之瞩目的氢弹能不能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出来，就取决于他们的计算结果，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在上海，在宁静狭小的机房，孕育着惊天动地的霹雳；一张张书生气十足的面孔上，闪动着憧憬和期待的希望之光。
在如此枯燥而艰苦的工作条件下，这帮年轻的科学家们，为了氢弹事业，夜以继日地操劳着，但同时也不会忘了在忙中偷闲地作乐一把。
工作之余，只要有空闲，这群年轻人就会结伴去郊游散步。嘉定城的孔庙，是上海地区的名胜景区之一，年轻人到了这里，总要去庙里庙外看个够。
有一天，老于和大家逛完孔庙来到一小商贩前，指着一个卖豆腐脑儿的对大家说：“都来尝尝吧，保管你们吃了满意。”
豆腐脑儿一角钱买一碗，物美价廉，大家吃得有滋有味，十分高兴。
一个小青年对于敏说：“看样子，你的品尝技术也很在行！”
“有好吃的谁都不会放过。”老于乐呵呵地回答，“可我手笨，在家不会做菜，买东西也买不好。有一次爱人叫我去买包子，我拿了个纸袋去，没想到刚出笼的包子好烫，把袋底弄坏了，包子全漏了……哎！这就是我干的好事！”
一阵哄堂大笑。
有人转换话题问他：“老于，你肯定出国留学过，外国有啥好吃的？”
于敏回答道：“那你问错了，我从没有出过国门，大学也在北京上的，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国产货，没掺一点洋成分。”
大家又是一阵惊讶的议论。
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在研制核武器的物理学家当中，唯独于敏没有出过国，因此，他被工作人员叫作“国产土专家”。
“老于，”又有人追问，“你是个挺好接近的人，怎么在院里上下班都不和人打招呼呢?”
老于连声大叫冤枉：“我有走路思考问题的习惯，眼前尽是公式数字打转，哪里听得见人家招呼呢?不过，大家提醒了我，我向大家道歉，下次你们再招呼我，如我不答应，你们就捶我一拳，再说话好吗?”
大家伙儿又是一阵笑闹、一阵拍打……
说笑声中，驱散了数日的疲劳。
经过连续5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计算，于敏率领的小组终于捕捉到了成功的线索，发现了热核燃料自持燃烧的关键，从而，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个问题的突破，使得整个氢弹研制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看着计算出来的结果，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紧接着于敏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后说：“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当邓稼先从事先约好的暗语中得知这一突破性成果时，他高兴得连声大叫，“我就来，我就来！”他当即赶往上海。
检验计算结果，确信无误后，大家异常开心。
邓稼先竟像个孩子似的，高兴的手舞足蹈，拍拍这个人的肩膀，捅捅那个人的胸脯，嘴里一个劲地叨念“太好了，太好了！”
意犹未尽，邓稼先从兜里掏出一叠钞票使劲地甩着：“走，上饭馆，我请客。咱们喝黄酒吃螃蟹，来个一醉方休！”
饭馆的服务员诧异地望着这些文质彬彬的人，吃喝起来怎么如此豪放不羁？满碗的绍兴黄酒，一口见底；那些不会剐蟹肉的“家伙”，索性连那硬壳一道咀嚼。
不能谈论公事，只能相互间你给我倒酒，我劝你快喝。“酒醉英雄汉”，于敏的脸上泛出酡红。
邓稼先端碗的手在微微颤抖，几位青年人也觉得头重脚轻。
然而，他们依然不肯罢休，依然用最简单的话语，表达心中最难忘的激情：“干杯！”
“干！”
1965年底，我国掌握了氢弹原理，随之产生了氢弹试验的“三部曲”，即依次进行了热核材料、氢弹原理、全当量氢弹的3次试验。
在过去的4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看着这些辉煌的成果，彭桓武院士说：
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钱三强称：
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讨论确认于敏的方案
1965年9月，从未出国留学、被人誉为“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率领一批科研人员在上海华东计算所连续奋战数月，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
具有突破性的新方案提出了，然而，要从方案变成实物，还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
1965年底，由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吴际霖主持，在西北某核工厂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确认于敏等提出的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从基本规律上推断是合理的、可行的。
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李觉、国防科委二局局长胡若嘏等参加。
刘西尧风尘仆仆从千里之外赶来。大西北刺骨的寒风卷起纷纷扬扬的雪粒，啪啪地打在玻璃窗上。但会议室内，却人心振奋，温暖如春。
吴际霖，这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制造手榴弹、炮弹、原子弹都有份儿的老军工专家首先发言：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定下氢弹突破的作战方案。理论部不久前新提出一个设想，这个设想使氢弹设计有新的突破，但还有不少难点尚未解决。以前搞的“加强型”方案，经过几个月的探索，也有可能成为较落后的氢弹装置。两者都上是不现实的，我们应集中力量搞哪个?请大家对此进行讨论。
吴际霖身上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早在原子弹理论研究的时候，他就发挥过重要作用，其间，还犯过一次“纪律”。
事情是这样的，1958年7月的一天，按照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政府派出3位核武器专家抵达北京，向我国负责核武器研制的领导讲授“压紧型”原子弹的一般原理、构件和研制、试验等方面的知识。二机部五楼会议室安静极了，只有领导们认真聆听并做笔记的“沙沙”声。
见此情景，苏联驻二机部总顾问与正在讲课的苏联专家耳语了几句，苏联专家立即停下讲课说：“不许做笔记，否则我就不讲了。”
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立即说：“我是部长，这事我负责，会后把笔记本一律收回，大家不要再做记录了。”
可是时任九局副局长的吴际霖却悄悄违反了“纪律”，他暗中记录了许多重点。
下课后，二机部和九局的有关领导及少数科技人员聚在一起，根据回忆整理出一份原子弹方面的资料。就这样我们对研制原子弹有了初步了解。
吴际霖的话音刚落，身材高大的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就以他浓重的安徽口音接着说：
我先来介绍一下新原理的设想……
接着，邓稼先以数据、图表说明新方案的原理、计算结果。
随后，于敏也站起来介绍新方案的物理基础，实现的可能性和途径，以及尚未解决的困难之所在。
在讲演的过程中，说到尽兴处，于敏滔滔不绝，满脸是汗，干脆脱下棉祆，只穿一件毛衣，边说边写，那大黑板上满是草图、数据、公式。
于敏的推断不但清晰，而且分析的非常有条理，一时间，人们感到他仿佛是运筹帷幄的将领，那些数据公式都是他忠心耿耿的士兵……
接下来，与会者对邓稼先和于敏的发言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集中在新方案与“加强型”二者只能取一的问题上。
大家清楚，突破口选择不仅决定着研制进度，而且也决定着氢弹设计的命运。
这时，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僵持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方案有独创性，但存在不好逾越的技术困难；另一种意见认为，原方案也有成功的可能，比较保险。
渐渐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一直静静倾听、尚未发言的刘西尧身上，等他表态。
刘西尧是会场的最高领导，因此，就要为此承担最高责任。
刘西尧早年曾就读于武汉大学，要不是抗日战争爆发，很可能也成了工程师、科学家。投笔从戎几十年，但他对科学事业仍旧有极大的兴趣。
此时此刻，刘西尧在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会议讨论的每一个细节，分析讨论中的每一个矛盾焦点，归纳每种不同的设汁思想。
沉思片刻后，刘西尧说出自己的决定：
我看下一步的工作应以新方案为主，尽管有风险，但这是方向。至于其他途径的研究也不放弃，要有两手乃至多手准备。
最后，他激动地站起来，手扶桌子说：
时间紧迫，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突破氢弹的工作，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项工作必须放在第一位。
为使任务进一步落实，他还指示，抽部分实验部、设计部的科研人员配合理论部对新方案作进一步的可行性论证。
会后，刘西尧将决定电告给二机部部长刘杰，刘杰也当即表态同意。
与此同时，二机部的其他工厂和全国有关单位，也为第一颗氢弹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大力协作。合力攻关完成理论冲刺
1965年12月，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吴际霖主持和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李觉，国防科委二局局长胡若嘏等参加下，核武器研究所的专家在西北核武器基地多次进行研究后，确认于敏等提出的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从基本规律上推断是合理的、可行的。
据此分析，在1967年底或1968年上半年有可能研制出体积比较小、重量比较轻、聚变比较高的100万吨级的氢弹。
因此，确定突破氢弹要以新方案为主。原定方案的研究和试验也不放松。
于敏后来感慨地说：
刘西尧当时的这个决断非常重要，进可攻，退可守，退可守是为了进可攻。这是稳妥的，积极的……
1965年12月18日下午，当聂荣臻听到二机部九院专家们已探索到了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热核聚变材料的氢弹设计原理，并提出拟于1966年底进行一次低威力的氢弹原理试验时，他高兴地说：
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热核聚变材料的这一氢弹设计原理是个好设想，二机部、国防科委要组织力量研究，尽早进行试验。
目标已定，大家戮力同心，经过专家们的进一步论证，认为新方案确实可行。接下来，氢弹研制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邓稼先提出用现有原子弹模型来做氢弹原理试验，以争取时间；实验部胡仁宇建议做若干次分节的“冷试验”以充分验证原理。在吴际霖、朱光亚的具体组织下，整个九院和核工厂都紧张地动员起来。
理论部将未来氢弹的各个技术参数一一算出，从总体上勾画了它的结构、性能。
根据理论部提供的数据，设计部绘出了一张张氢弹的零部件图纸，送交第一、第二生产部具体加工制造。
实验部则运用各种方法对氢弹的各个部件进行检验，如达不到规定要求，则要求重新修改图纸。
按新方案研制氢弹，必须解决用原子弹爆炸点火装置的技术难关。
经过科学家们上百次地爆轰模拟试验，以及多次深入地学术讨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取了巧妙的方法，终于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为确定引爆弹的理论设计方案提供了实验数据。
在进行氢弹主体的理论设计中，物理和力学工作者研究装置爆炸过程中各阶段的物理图像和发展规律，论证了引爆爆炸对氢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掌握了部件的配置和能量释放的关系，从而制定了氢弹主体的理论设计方案。
加速氢弹研制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热核材料的生产和热核部件的加工。二机部当即将原子能研究所从事轻同位素分离的科技人员调到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共同攻克技术难关。
在原子能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协同下，科技人员围绕热核材料生产中的95个课题展开全面的攻关，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63年初将工艺设备基本安装完毕。
化工部组织大连油脂化工厂和上海化工研究院，加快用电解交换法制取重水的中间试验，并分别于1963年10月和1964年5月生产出合格的重水，为重水工厂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接着，在北京化工设计院、一机部和建工部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同下，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迅速建成了一座小型重水生产车间，生产出第一批合格重水，在此期间，氖化理-6生产线投料试车一次成功，并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理-6产品。
接着，又先后取得了氯化馊和金属及制取、重水电解制氮的成功，于1965年9月11日合成了第一炉氘化锂-6产品。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负责按设计的几何形状和尺寸加工成热核材料的部件，作为氢弹的装料。
1965年初，宋家树等研制人员展开了热核材料部件的研制工作。
经过研制人员近一步地努力，制成了第一套合格的氯化理-6部件，解决了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装料问题，为研制成功氢弹创造了重要条件。
1966年初，关键的轻热核材料，由兰州核燃料厂在克服重重困难下，按期拿出了合格产品。
许多具有特殊要求的物资、元件，供测试用的各种电子仪器、专用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到氢弹生产制造厂，保证了氢弹研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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