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郑重地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际上是一种新的构想。”
●邓小平说：“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期，同一个方式解决。”
●邓小平含笑解释说：“澳门的事情不急，可以七八年内不提不谈。”
● 申明立场
共和国故事・再雪国耻中葡两国就澳门问题表态
1980年2月11日晚上，中国驻葡萄牙大使杨琪良在里斯本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和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一周年。
葡萄牙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多阿马拉尔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充满了热烈友好的气氛。杨琪良和多阿马拉尔在招待会上发表了讲话。
多阿马拉尔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感到，尽管葡、中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但我们对当前世界形势有许多共同的看法。我们希望两国更加接近。
中国和葡萄牙是在1979年2月8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打电报给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总理莫塔・平托，热烈祝贺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电文称：
里斯本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总理莫塔・平托阁下总理先生：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共和国建交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葡建交在我们两国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我相信它必将为中葡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良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1979年2月9日于北京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在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
现在，中葡建交的联合公报确认，两国政府将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维持其外交关系。我们深信，在中葡正式建交之后，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葡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必将与日俱增。
中葡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中葡双方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与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至此，葡萄牙的改变与行动为中葡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葡建交谈判可谓一波三折。
早在1976年，葡萄牙总统恩尼斯在国内政府安定后，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在会议上与当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聊起建交与澳门问题的事情。
会议结束后，恩尼斯将这些事务交给葡萄牙当时的总理处理。
经过两年多的洽商，1979年2月9日，葡萄牙国才与中国在巴黎正式交换《建交公报》，解决了两者之间一直悬而未决的建交问题。但公报中未有片言只字提及澳门问题。
中方在此之前已经多次重申，澳门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
葡萄牙国总理麦斌图在里斯本发表公报后的记者会中这样表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但仍在葡国管治之下。”
另外，葡国在1976年制定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在葡萄牙管治之下的澳门地区，由一适合其特别情况的组织章程所管治。”换言之，澳门是一个“葡国管理地”。澳门政府的法律地位也相应地由“海外省”而变成一个“具公权力的法人”。
中葡正式建交后，两国官员开始频繁互访。1980年3月，澳门总督伊芝迪应北京政府邀请进行访问。而中国亦曾派出不少官员，如任仲夷、习仲勋造访澳门。
当时在更为复杂的香港主权问题上，中国与英国已达成多项共识，包括《中英联合声明》的草案。中葡关系亦稳定发展，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条件与时机正在走向成熟。
1981年，葡萄牙在通过颁布生效的新《国籍法》第一条五款中规定，1982年后在澳门出生的人士，再也不能单靠在澳门出生而取得葡籍，除非其父亲或母亲其中之一是葡国公民。
葡国政府之所以作出此项修订，是因为澳门再也不是葡国领土，故不能单凭出生地原则，获得葡籍，而必须兼顾血统原则。
葡萄牙的态度，使澳门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明朗起来了。邓小平回答吴荣恪提问
1984年10月3日，金秋的北京景色分外富有诗意，人民大会堂格外雄伟壮丽，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这里接见澳门同胞国庆观礼团。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等参加这次会见。
在谈话中，邓小平表示希望香港同胞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为1997年政权顺利移交做出贡献。
邓小平指出：
这次回来观礼的包括各行各业和各界人士以及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协议的内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在今后13年或13年以后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概括地说，就是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说：1997年以后，现在六七十岁的人能出力的不多了，但在座的有很多青年人，年轻人有优势。
在谈到有些人怕中国的政策多变时，邓小平说：
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而且人民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反对。
邓小平说：
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动乱时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作为一个大国应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我们在协议中已讲了50年不变，我们的下一代也不会改变这些政策。50年后大陆也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那样小里小气地处理问题吗？
在谈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时，邓小平郑重地说：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际上是一种新的构想。我们提出这一方针不仅因为面临香港问题，而且我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维护世界和平。在当今世界上要解决各种国际争端，就要有新的办法。当然这种制度能否成功，要靠香港同胞的努力，但我相信时间将证明这种制度会取得成功。
会见延续了近两小时，邓小平最后希望港澳同胞多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国家的面貌和变化。
会见快要结束的时候，澳门立法会议员、出口商会会长吴荣恪抢先举手提问说：“我是澳门人，想请教邓主任有关澳门问题。”
反应敏捷、说话滔滔不绝的邓小平略加思索几秒钟后回答说：
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期，同一个方式解决，至于解决澳门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其他，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对香港有利，我还在考虑，现在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澳门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澳门及邻近地区，在秦代开始就已正式绘入中国的版图，成了南海郡番禺所属的一部分。
1498年，达・迦马发现东方新航路之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首先到中国来。其后有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再后有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以商业、炮舰和传教为手段，对中国进行野蛮的掠夺，使中国在对外问题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上看，澳门的回归已经成为必然。澳门问题和香港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怎么解决澳门问题，邓小平心中已经有了底，
邓小平就澳门问题的谈话一传到澳门，立即引起了澳门居民的反响。
大多数澳门人对以“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解决澳门问题是接受的，因为澳门与香港一样，都是中国的领土，理应在条件成熟时回到祖国的怀抱。
但由于当时许多澳门人对回归的时间尚无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对治澳人才缺乏表现出忧虑和不安，社会上一时议论纷纷。
邓小平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草签后的澳门情况非常关心。在得知澳门居民的一些想法后，邓小平又一次发表谈话。0邓小平说澳门问题不急
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国内外金融界、企业界的领导人和著名专家、学者。
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参加会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会见时在座。
邓小平对来京参加讨论会的各国朋友表示欢迎。他说，为便于大家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在会见中，邓小平说：
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这叫“自力更生”。但如果闭关自守，也不会成功，需要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中国发展。
一些外国舆论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变，对此，邓小平再次强调说：
对外开放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根本政策，要变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特意接见了澳门知名人士、全国人大常委马万祺。
在谈到澳门问题时，马万祺说：
自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草签协议之后，澳门各方面都非常关心澳门的前途。
邓小平含笑解释说：
今后澳门也是按照解决香港问题的那些原则办事。如“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只是不用着急。澳门的事情不急，可以七八年内不提不谈，甚至可以更长时间不提不谈，请大家放心，继续工作。
邓小平还说：
不要怕风险，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澳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
邓小平还特别提到：
在澳门回归祖国之后，赌业仍然可以继续办下去。这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做法。
邓小平的话，受到港澳同胞的赞赏。
对邓小平第二次“澳门谈话”最感满意的，是澳门的一些工商界人士，他们舍不得离开澳门。一方面因为这里是个经济刚刚起飞、较易赚钱的宝地，另一方面，和所有的澳门人一样，女神天后妈祖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图腾。
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本名为濠镜或濠镜澳，因为当时泊口可称为“澳”，所以称“澳门”。澳门及其附近盛产蚝，蚝壳内壁光亮如镜，澳门因此被称为蚝镜。
澳门这个名字则源于渔民非常敬仰的一位中国女神天后，即妈祖，她又名娘妈。
据说，一艘渔船在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航行，突遇狂风雷暴，渔民处于危难。
危急关头，一位少女站了出来，下令风暴停止。风竟然止住了，大海也恢复了平静，渔船平安地到达了海镜港。
上岸后，少女朝妈阁山走去，忽然一轮光环照耀，少女化作一缕青烟。
后来，人们在她登岸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世代供奉这位娘妈。
16世纪中叶，第一批葡萄牙人抵澳时，询问居民当地的名称，居民误以为指庙宇，答称“妈阁”。
葡萄牙人以其音而译成“MACAU”，成为澳门葡文名称的由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暂时不收回澳门。
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曾多次表明对澳门问题的严正立场，即：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整个澳门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有关澳门问题的两个不平等条约。
葡萄牙外交部长苏亚雷斯也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
不应将澳门看成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问题自然地要与中国进行双边磋商，以确立其新的地位。
1975年1月6日，葡萄牙外交部又发表新闻公报，指出：
澳门地位可能成为两国政府在一致认为适当的时机的谈判目标，但将严格尊重那儿华人居民的权利。
1979年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问题上达成了谅解。
葡萄牙共和国宣布，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承认中国对澳门拥有主权。双方都同意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澳门问题。
邓小平的第二次“澳门谈话”，对澳门居民起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也消除了由于过早提出解决澳门问题对香港问题的影响。
尤其是那句“澳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澳门的赌业可以继续办下去”，使澳门居民吃了定心丸。
当时在澳门问题上，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澳门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中方重申对澳门的主权
1984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以及由他率领的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
邓小平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经济要发展，就不能闭关自守，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会见出席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中外人士的时候，我讲了这个道理。我要补充一句，中国的这个政策，本世纪不会变，下一个世纪前50年不会变，后50年也难以改变。中国同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了，更密切了。要变也变不了了。
邓小平着重指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不可能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只会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再过30年、50年、7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了。等到那一天，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发展得更强大了，更不怕冲击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了。
竹入义胜问道:“今后中国制定关于香港问题的基本法的程序如何？”
邓小平说：
有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基本法就容易产生了。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不仅仅解决了香港问题，同时也可能对解决国际争端，起到某种作用。
其实，邓小平是在向日本朋友阐述解决澳门问题的办法。当时，中国和葡萄牙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正在酝酿之中。
由于香港问题已经解决，许多国家的目光开始投向澳门，他们想知道中方的态度如何，是否会影响自己在澳门的投资。
在主权问题上，中方不会作出让步，因为澳门一直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历史是不容抹杀的。回顾历史，对于主权问题更有清醒的认识。
1511年，葡萄牙人征服满剌加，他们于1513年就开始有商船到中国来。1516年，葡萄牙先后派商船到广东出售胡椒等货物，并非法占据广东东莞县属的屯门岛。
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对地方官的行贿，以租借的名义占据澳门的部分土地。1557年，他们在澳门私自扩展土地，建筑炮台，设立官署，俨然把澳门看作他们的殖民地。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境内长期非法占据的第一块土地。不过中国在澳门仍设有官署，拥有主权。
英法列强接连侵夺中国权益，进一步刺激了葡萄牙这样的西方小国对中国的侵略野心。
1553年，葡萄牙已经占据了澳门，到鸦片战争以后，眼见清政府的国防力量衰弱，便想正式吞并这块中国领土。1880至1883年中俄、中法关系紧张时，葡萄牙当局几次想趁机逼使清政府正式承认澳门归葡所有，但都未能得逞。中法战争后，葡萄牙这一侵略意图愈趋明显。
1885年7月18日，在伦敦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第九款中曾规定：中英双方就尽速“派员查禁香港至中国偷漏税之事”。
1886年，清政府派江海关道员邵友濂和总税务司赫德，同香港英国当局会商港粤间贸易征收税金，防止走私的办法。但是，香港英国当局表示，这类办法必须以澳门同样接受为前提，“澳门若不肯照办，则香港亦不肯应允”。这一先决条件，无异于逼使清政府与葡萄牙去进行交涉，这就给后者直接进行讹诈提供了可乘之机。
原来，英国强占香港后，清政府对于由香港出入大陆的船只和货物，都照中国海关税则，按洋货收取进出口税。而澳门是葡萄牙人租赁中国的地方，故而来往澳门的货物，按照国内贸易的规定计征税款。这样，香港的税率大大高于澳门，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英国对此极不甘心，总想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这次得知赫德赴香港交涉鸦片贸易协定，就把实现这一图谋寄托于赫德。赫德乘往香港之便，亲赴澳门极力诱劝葡萄牙向清政府提出永远驻扎、管理澳门并割让拱北及马溜洲等岛屿的要求。
1886年6月，赫德和澳门葡萄牙总督罗纱密拟一个约稿，送交清政府参考。清政府授权赫德派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去里斯本进行谈判，但却明确表示，中国决不割让澳门及拱北，只允许葡萄牙人在租赁并按年缴税租银的条件下治理澳门。
1887年3月26日，赫德的代表金登干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也称《里斯本议定书》。据此，葡萄牙同意按照香港的办法在澳门协同中国缉查走私，而金登干则代表清政府承认“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
金登干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时，曾应允其来华缔约。同年12月1日，由总理衙门大臣奕�与葡萄牙全权代表罗纱，在北京正式签订《和好通商条约》，并于当日交换批准。
此条约共五十四款，主要内容为：中国仍允葡萄牙永驻和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葡萄牙得派公使驻北京，并在通商口岸设领事；葡萄牙取得领事裁判权；葡萄牙人可以享受中国已给或将给其他国家的通商特权。在通商口岸有居住，租买工地，建造房屋，设立栈房、教堂、医院等权。
葡萄牙通过这个商约，肯定了在澳门的地位，同时在中国取得了与其他西方国家同样的特权地位。
这样，清统治者为了征收鸦片税的问题，竟在条约中出卖了澳门。而实际上，澳门对大陆上的鸦片及其他走私并未因此得以消弭，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反而更加黑暗了。
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当时的中国政府于1928年正式宣布：1887年12月1日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作废。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日报》曾于1963年3月8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指出：
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1972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
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合国大会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
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该委员会的报告。
由此可见，葡萄牙盘踞澳门早已失去条约的根据。因而，中国在适当的时候收回澳门的全部主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吴学谦重申对澳门的立场
1984年11月17日中午，葡萄牙总理苏亚雷斯在辛特拉宫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李先念访问葡萄牙。
苏亚雷斯在宴会上首先致词。他说，李先念主席对葡萄牙的访问是“葡中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葡萄牙方面“对这次访问寄予厚望，把他作为加强我们之间关系的因素，以期将来更广泛地合作，更好和更深入地相互了解”。
苏亚雷斯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图谋，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是葡中两国共同尊重的一些总的原则。他强调，在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上，葡中两国“有着共同立场：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谴责越南军队赖在柬埔寨，主张柬埔寨完全独立”。
苏亚雷斯说：
葡萄牙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中国为加速国家发展而进行的改革，以及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里取得的成就。
李先念在答词中说：
几年来，中葡两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使我们的友好合作关系稳步向前发展。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继续以诚相待，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任何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我们愿同葡萄牙朋友们共同努力，使中葡友好合作关系持久地发展下去。
晚上，李先念举行答谢宴会，感谢葡萄牙政府和人民给予他的热情接待。
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葡萄牙的访问，立刻成为西方记者追逐的重要目标，也在澳门的居民心中引起巨大反响。
李先念的随行人员既有主管香港、澳门问题的外交部长吴学谦，又有参加过中英会谈工作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李钟英，这一切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李先念此次葡萄牙之行，很有可能谈及令人注目的澳门问题。
西方记者很快发现，在公开场合，中国领导人总是主动谈及澳门问题，而葡萄牙方面总是千方百计躲避这个问题。
事实上，葡萄牙领导人中对澳门问题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以总理苏亚雷斯为首的是“强硬派”在1984年6月访问日本的时候，竟然声称“澳门是葡萄牙主权之下的领土，这并非幻想，而是极为明确的事实”，还说澳门，没有类似香港的“九七”问题。
以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平托为首的是明智派，他们主张澳门是中国领土，应该交还中国。
在此情况下，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在离开葡萄牙前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当记者问到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的立场时，吴学谦强调说：
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澳门问题是中葡两国间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时，葡萄牙政府明确声明，澳门不是葡萄牙的一个省，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
吴学谦郑重地说：
我们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相信，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友好谈判，这个问题是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的。
当记者问到什么时候解决澳门问题时，吴学谦说:
这个问题早晚总会解决的，也就是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两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
吴学谦还对澳门电台记者说:
我们一直把港澳同胞看成自己的骨肉同胞兄弟。大家知道，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后，香港绝大多数同胞是非常高兴的。
请转达我们对香港同胞的问候，也请转达我们对澳门同胞的问候。
吴学谦还谈到在李先念主席这次访问期间，两国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因为协议在1979年两国建交时早已签过了，现在是进一步会谈。中国政府不久将派一个工作代表团赴葡萄牙进一步会谈，今后再做进一步联系。
几个月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受命访问澳门，传递了中国政府解决澳门问题的方针政策：以“一国两制”解决澳门问题，设立特别行政区，实行“澳人治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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