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茂气势汹汹地说“我不和你谈。你们践踏国际法，战后你们就应该遣送战俘。”
●詹华忠把手枪使劲往桌上一搁，硬声硬气地说：“我请求调离！”
●“哑巴”突然大哭了起来，他说：“先生，我受到良心谴责，我对不起我的母亲呀！”
● 改造纪事平息“战犯”告示风波
1950年7月21日，日本战犯到达管理所的当天早上，一个战犯大声地在监狱里喊叫：“你们看，我们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这里！”
其他战犯顺着他的手势看了下去，原来，在他们居住的监狱墙壁上，工作人员为了方便管理，在上面张贴了一些关于“战犯需知”的告示，而这战犯手指的“监房规定”落款处，清晰地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
直到此时，战犯们才明白，自己是以战犯的身份被引渡到中国来的。
“战犯”是多么令人恐怖的字眼！“战犯管理所”的牌子，刺痛着战犯们的视觉。《战犯管理条例》让他们了解了“管理所”不同于苏联羁押的功能。
“战犯”是审判问题，“战俘”是遣返问题，前者有可能上断头台，后者才有生还的希望。一字之差，生死之别，令他们心生恐惧。
这些人在苏联时就希望不被定为战犯。在苏联5年的劳役过程中，他们也的确没有定为战犯，但到了中国却成为战犯，他们全部瘫坐在了地上。
有个战犯站起来撕掉了墙上的“监房规定”。但又有另外的人担心事情闹大，便又用米粒重新把它粘在墙上。
不久，战犯们为“战犯”事件大闹特闹。
他们在管理所仍暗中勾通，为了逃避各自的罪责，一致提出他们不是“战犯”，是“战俘”。有的口头反映，有的书面报告，甚至搞抗议、绝食，和管理所的同志们搞合法斗争。甚至狂言道：“我们到中国来是搞日、满、共存共荣，是帮助你们反对其他列强”，“我们战败是犯了扩大战线的错误，日本是个强国，有朝一日还会东山再起”，“大和民族自古就是优秀民族，你们不能随意处理我们”，“国际法规定战俘是遣送回国的，你们违反国际法”，等等。
后来，犯人们又推出了他们的代表藤田茂，要他与管理所所长进行谈判。
在所长办公室，藤田茂对孙所长说：“我要见毛泽东，你们给转达一下”。
孙所长说：“你有话和我讲好了。”
藤田茂气势汹汹地说“我不和你谈。你们践踏国际法，战后你们就应该遣送战俘。”
面对战犯的嚣张气焰，孙所长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孙所长指着藤田茂说，“你不要忘了，你就是战争罪犯的主谋之一！”孙所长提高了声音说，“中国政府是代表受你们残酷迫害的人民大众的政府，惩办战犯是我们的权利！”严厉地回击了不可一世的藤田茂。
针对战犯和战俘的问题，所长和同志们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一方面要让犯人们认识到自己是“战犯”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大家必须从法律上去说服犯人。
为此，孙所长亲自组织全体战犯召开了战犯大会，并让管理所的李团长亲自给战犯们讲《国际法》。
会上，李团长首先讲什么是“战犯”，他说：“战犯就是战争中犯罪，即违犯公认的战争法则与惯例的战争行为。战争犯罪包括‘战争罪’、‘破坏和平罪’、‘违犯人道罪’。凡是犯了上述3种罪，不管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是战争犯罪分子，简称‘战犯’。”
讲到这儿，台下发出“嗡嗡”声。犯人们认同与否，表现心声各异，这些话，真正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李团长继续讲：“‘战争犯罪’从来没有人给他下个不变的定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上述3种犯罪被《国际法》认定。《国际法》中明确表示，‘破坏和平罪’包括计划、预备、发动侵略战争或违犯国际条约、协定的战争或参与任何上述战争为目的共同计划和阴谋等。‘战争罪’亦称‘违反常规战争罪’，包括违犯各种战争法规、惯例，如杀害、虐待、驱逐被占领国的和平居民；虐待、杀害战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肆意摧毁都市、城镇、农村以及进行非军事需要所不允许的破坏。‘违犯人道罪’包括在战争前或战争中，对任何民族的和平居民进行杀害、灭绝、奴役、放逐等及其他无人道行为。还包括与战争罪行有关而以政治、种族、宗教上的理由进行迫害。”
李团长又讲了战犯在哪国领土上犯罪，就应该由哪国按照本国法律审判处理。他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3年11月1日《莫斯科宣言》及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美国、英国、苏联共同发表声明等事实。他说：“‘宣言’和‘公告’提出法西斯德国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屠杀、灭绝等暴行就是犯下了‘战争罪’，参与者包括行政官吏、士兵、纳粹成员都要送回犯罪所在国家，按照其国家的法律进行审判惩处。”
李团长说到这里，台下的战犯们又“嗡嗡”起来，他们认为这些法律只是适用于德国，不适用日本。
接着，李团长又将在1946年1月19日中、英、美、苏、荷、澳、加、新、印、菲等11个国家通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的规定，逐条逐条地念给战犯们听。
这个《国际宪章》是日本天皇亲自通过的，战犯们不得不反省自己是“战犯”的事实。
李团长讲了国际法条文之后，又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1950年编撰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审判中所包括的原则。他重点讲了以下7条，让犯人们一定注意：
第一条违犯国际法犯了罪的人，应承当个人责任，并接受惩罚；
第二条不违犯所在国的国内法律，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第三条被告的官职、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第四条政府或上级的命令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第五条违犯国际法罪行，包括危害、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犯人道罪；
第六条被控诉有违犯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得到公平审判；
第七条参与上述罪行的共谋者也是犯有违犯国际法的罪行。
李团长的报告尚未结束，犯人们听到这7条后，便发出哀叹。有些人说：“完啦！我们真是要死在中国了！”
李团长的报告最后部分，讲了中国的法律、政策。指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要求犯人们老老实实认罪，加强自我改造，改变人生观成为新人，并诚恳地告诉他们，这才是他们最好的出路。
《国际法》会议的学习，对战犯的震动很大，此后，战犯们的闹事事件得到了一定控制。调节工作人员的矛盾情绪
“战犯”告示事件平息后，管理工作人员对战犯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情绪。
一天早上，原日军特务科长岛村三郎扶着走廊的铁栏杆唱道：“看哪，南海连接着自由的天空……”
看守长詹华忠走过来说：“大清早你这是干什么？大家现在正在学习。”
岛村三岛粗声粗气地顶撞道：“今天是星期日，为什么不能唱歌？”
詹华忠驳斥道：“你这样会妨碍大家学习！你为什么不学习？”
接着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各监房的战犯们从门洞里伸出了脑袋。
“你这个蠢货！”岛村三郎骂了一句，便跑到监房角上厕所里解开裤子蹲了下来，口里还在不住地叫嚷：“人家蹲厕所，你跟着叫唤什么？这就是共产党的礼节吗？”
詹华忠气得脸色发紫，他一把从匣子里拔出手枪，又跺脚将枪插了回去。
詹华忠气冲冲地撞进孙明斋的办公室，把手枪使劲往桌上一搁，硬声硬气地说：“我请求调离！这帮狗娘养的，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今天不老实还不准揍他，老子手里的枪干什么用！”
孙明斋递给这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一支烟，他能体会到詹忠华的心情，这是一种普遍的情绪，从战犯们被送进管理所的那天起，工作人员就为此提过许多不满的意见。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生活水平本身就非常差，一般的中国人能吃到粗粮就已经很不错了，从一开始，管理所就给战犯们粗粮细粮搭配着吃。不过，战犯们并不满意，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然后发展到绝食。后来，周总理亲自下了指示，要求给战犯一律吃细粮。于是，战犯们便享受着中灶待遇，主食是以大米为主，副食每天都有肉和菜。
对于战犯们得到的这些优厚待遇，大部分干部、战士很不理解，也想不通。他们当中，有的是父母亲人被日本人杀害，有的是被日本人的“三光政策”烧了房子，有的是自己亲身受到日本鬼子的毒打。
特别是犯人们闹监的时候，管教干部们议论纷纷，主张尽快杀了他们算了。
医务人员认为自己是在“给恶狼治伤”，炊事员说“整天给仇敌做饭，难道我比他们的罪还大？”米不淘净，菜不洗干净，做好了用脚往监房门口一推，说“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爱吃不吃”，理发工人理起头来3分钟一个，并忿忿地说“瞧你那模样，神气个屁！”
针对同志们的抵触情绪，孙明斋所长和其他领导单独找到这些人一个个谈心，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为他们说明党的政策，以及改造战犯的政治意义。
孙所长告诉同志们，战争犯罪不仅是某个人的原因，还有它的历史社会原因。接着，孙所长又组织了多次工作人员调节情绪的会议。在会上，孙明斋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论述：
放下武器投降的绝大部分敌人是可以改造的。
孙明斋说：“野兽不可能驯服人，而人却能驯服野兽。既然是这样，就有理由肯定‘我们共产党人有足够的力量把恶人改造成新人’。”
孙明斋还向同志们传达了周总理和东北公安部领导同志的指示，他说：“周总理说了，过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总理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今天我们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甚至是牺牲一些自己的感情。这样做就如同跟日本鬼子拼刺刀，谁如果怕小鬼子，谁可以打报告调工作。”
经过孙明斋和其他领导共同努力，持不满情绪的同志们逐渐冷静下来，他们逐渐转变了自己某些思想，树立了改造战犯的自信心，使改造战犯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平息战犯的躁动行为
1950年9月，战犯管理所对战犯的管理稍事平静之后，战犯中又出现了几次闹监现象的发生。
这是因为，在战犯们来到管理所后不久，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且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鸭绿江上。
消息传出后，战犯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破坏监规，抗拒改造，幻想美军尽快打进中国境内，把他们从管理所营救出去。每天报纸一来，犯人们便争先恐后地阅读有关报道朝鲜战场的消息，然后凑到一起，眉飞色舞地分析形势的发展，用不流利的中国话，挑衅地对看押哨兵说：“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看押部队和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强了流动哨，围墙电网昼夜放电，以防外面劫狱。管理所利用广播加强宣传，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
当日本战犯听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朝鲜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的广播时，有的战犯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听，有的讥笑说是“胡说八道”，是“欺人之谈”。
有一次，部队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有告诉战犯，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实施民族报复手段，喜的是美国空军来搭救他们，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一个个又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根据朝鲜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我国志愿军出国参战的前夕，周总理向战犯管理所领导下令，要求管理所的领导们带着战犯北迁。
这年10月，管理所领导根据周总理的命令，决定将战犯分别在这个月的18日和19日两天，把他们分成两批转移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地区的监狱中。
为了避免犯人们对这事产生误解，工作人员在对犯人进行转移前，先由所里通过广播，告诉战犯这次北迁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等形势好转后再重新将他们送回。
战犯们听了广播内容后，公开向管理人员要求无条件地释放他们，不然将来会去联合国控告。他们甚至怀疑此次北迁是假，而秘密地将他们处决才是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
为了消除战犯们的种种顾虑，工作人员在这次转移押解中，没有像上次一样戒备森严，工作人员一路上也不动声色，就像平常坐车旅行一样放松、自然。
但越是这样，战犯们便越是心生狐疑，他们在一路上不停地观察动向，直到发现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异常后，才逐渐放下心来。
战犯们到达哈尔滨后，工作人员又将校级战犯关押在道里监狱，尉以下的战犯大部分关押在呼兰县监狱。
10月25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一听到这消息，兴奋地说这下好了，美国进攻中国找到借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
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就好比“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战犯闹监的事件很快传到了汪金祥处长的耳边。为了达到对战犯们改造的真正目的，汪处长决定抓住在这次闹监事件中表现最严重的煽动分子鹿毛繁太进行处理。他首先叫管教科把鹿毛繁太的档案材料送来，仔细地阅读了几遍，然后才叫看守员把鹿毛繁太押到办公室。
两名警卫战士，提着手枪，站在鹿毛繁太跟前，将他带到了办公室。
进门后，汪金祥直对着鹿毛繁太，厉色不语，锐利的目光，狠狠地盯着他。
鹿毛繁太不敢正视处长，看了几眼，便垂下头来。
这时，汪处长开始问话：“你叫鹿毛繁太？”
“是。”
“你在监所中的表现是什么行为？”
鹿毛繁太不肯回答问题，只是一味地狡辩说：“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维持治安？”汪金祥反问，“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
“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鹿毛繁太搬出天皇，觉得理由充分。
但他没有想到汪金祥驳斥得更有力：“天皇是你们日本的，你们天皇为什么把手伸得那么长要管中国的事情？要知道，你们天皇的命令，使你们走上犯罪的道路，在我国土地上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汪金祥猛击鹿毛繁太的要害：“你在梅河县警察局担任过首席指导员是不是？在锦州警察局当过警务课课长是不是？”
“是”
“你在这些地区有哪些罪行？”
鹿毛繁太长时间不语，问了几次，还是不答。
“你做的坏事，犯下的罪行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了？你是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你杀了很多中国人！”汪金祥继续说。
鹿毛繁太惊愣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处长。
“你在梅河县，把我们梅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杀害了，把我们抗日联军第五团副官候德清杀了，把和平居民韦景太等20多人杀害了，你还把抗日救国者50多人杀了。在大青沟、石头河子地区杀光了当地百姓，烧光了房屋，抢光了农民的财物，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你犯下这么多的罪行，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呢？”
鹿毛繁太垂下头来，恭敬地听着。
“血债要用血来还，你杀了那么多人，绞死你一百回也抵偿不了你的罪恶。千刀万剐，也解不了中国老百姓的仇恨。你不信，把你送到梅河县、锦州地区交给老百姓，你在他们面前说说你不是战犯好不好？看看老百姓怎样对待你！”
鹿毛繁太一听，处长动真格的，就害怕了，身子不由得颤抖起来说：“我相信，我有罪，我错了。”
处长看他认错了，就叫他回去认真检讨，写出认错书。同时，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做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
战犯们一直将鹿毛繁太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这样的“榜样”最后也不得不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所有战犯都受到极大地震动。
为了利用这个典型，管理所所长孙明斋乘势组织了战犯座谈讨论，要所有闹监的战犯作出检讨，保证接受管理改造。
这时我国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取得胜利，随即向日本战犯宣传我军强大的反攻，迫使美军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战争局面，打掉了犯人们的种种幻想。
同时，工作人员又一一对其开展政治攻势，鼓励他们学习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使战犯们的组织逐渐分化。许多战犯写了检讨，一些尉级战犯，也主动反映情况，揭露一些将校级战犯的所作所为，从而孤立了极端顽固分子。
从此以后，工作人员掌握了战犯们的思想动态后，闹监现象也就随即平息下来。组建战犯“学习小组”
1952年春，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周恩来总理要求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将暂时关在哈尔滨地区的战犯重新押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为了避免犯人们回到抚顺后再次闹监，管理所领导在押解前研究了教育改造的具体方案，制定了争取、分化、瓦解、孤立的斗争策略。
工作人员把100人的校官犯人分为两组。态度比较积极的50人为一组称“进步组”，态度比较顽固的为另一组称“顽固组”。
同志们将战犯重新分了监房，让“进步组”的战犯住在靠里面的4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住在临门的4个监房。
战犯重新回到抚顺管理所后，“顽固组”的战犯天天聚在一起玩用纸做的麻将和围棋，一边闹哄哄地玩，一边借题发挥地发牢骚；“进步组”则每天都在认真学习、讨论。
“进步组”的战犯们自动地组织了学习小组，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罪行》、《日本人民的前途》、《国际法》等理论书籍和历史资料，并让他们大谈读后感。
通过学习，战犯们了解到通过海盗式的掠夺掌握权力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过程和后来对外侵略的真相，使他们重新认识了日本的历史和社会。
在过去，日本战犯们认为，天皇是神主，并盲目崇拜天皇，甚至为其献身。他们还认为，自己在国内受压迫和剥削是因为命不好。战犯们通过重新审视日本历史和个人经历之后，认识到压迫和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根源，认识了战争的罪恶和历史的欠账，意识到自己盲目顺从的结果，只不过成为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屠杀世界各国人民的炮灰。
参加学习小组的日本战犯们，通过学习了解到被“武士道”宣传歪曲的历史和许多前所未知的事实，他们开始冷静地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
针对战犯们的变化，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又给学习小组的成员们提出了下面几个思考问题：
一、是谁把你们推上战争犯罪道路的？
二、应当如何看待发动战争的天皇？你们是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的？
三、怎样才能结束监禁生活，走一条新生之路？
经过学习讨论，许多战犯思想斗争变得尖锐起来，在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下，很快掀起了坦白认罪和检举揭发的行动。
日军一名大尉中队长，罪行严重，交代却比较彻底。他坦白交代说：“过去我崇拜天皇，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当做忠君爱国的英雄作为。可我那以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工人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恶吗？不是!是我的上级!是日本军国主义!我要控诉!”
通过这次学习和揭发控诉，不少的战犯开始醒悟，认为美帝国主义进驻日本，同样在践踏日本人民，所谓侵略中国是“民族生存论”，完全是欺骗日本人民。
那些没有参加学习的“顽固组”战犯，仍然不肯低头认罪。他们说：“杀人放火都是下级军官干的。”
这些话激怒了尉级战犯，他们纷纷起来揭发。
日军少将旅团长长岛勤的部下，起来指着长岛勤说：“请问哪一条罪行，不是你们发令犯下的，难道所有的罪行都是我们部下的？没有你们校官、将官的份吗？!”问得长岛勤哑口无言。
经过几次较量和瓦解，“顽固组”的战犯也开始分崩离析。从此开始，他们为了争取宽大，都纷纷坦白交代。
学习小组的坦白行动一共持续了3个月，战犯们在坦白过程中反复了许多次，内心进行着痛苦地斗争。
管教们为了早日转变战犯们的思想，也煎熬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学习小组一个阶段的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进行了总结。孙明斋所长肯定了学习小组的经验，并决定在管理所全面推广，将所有日本战犯按军衔等级编排学习小组。参加首批学习小组的几十名战犯被分在各个小组，并成为“义务宣传员”。
这些首先参加学习的犯人们向其他战犯宣传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起的作用要比管教人员的作用还大。
日本战犯的学习和坦白共进行了2年，期间有绝大多数战犯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为战犯通信提供条件
1954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以李德权为团长的访日代表团，受中国政府委托，在日本公布了日本战犯的名单，并宣告战犯有通信自由。
1955年2月10日，第一批165封家书，通过红十字会，转经绿色信使，送达抚顺战犯管理所。
1个月后的3月26日，第二批1042封家信，随同1000多个邮包，送到了战犯手里。
这些带着体温的邮件，是战犯的亲友们从日本国内寄发出来的信息，是日本战败10年后开始交接的最珍贵的物件。
为战犯们开通通信自由的事情，缘于一位看守工作人员。
有一天，这位工作人员同最先进步的兵士石渡毅谈话时，问道：“你有妻子吗？”
“有未婚妻。”
“你给她去过信吗？”
“我还可以与家里通信吗？”
“当然，这样吧，你就在这儿写吧，我负责给你投寄。”工作人员顺手递上纸和笔。
“太感谢您了！”石渡毅激动得手足无措，连钢笔都掉在地上。“先生，我的妻子等了我整整15个年头了，也不知道她还在不在人世……”
不久，石渡毅收到了母亲和未婚妻的这次回信。
“她老人家还活在人世，”这是石渡毅没有想到的，他早就断了念头的母亲还活着。妈妈的信告诉他：“不见你一眼，我是不会死的……”
石渡毅的未婚妻已经37岁，整整等了他15个年头。她在邮政局上班，独居在东京杉井区一间自建小房子里，只等着爱人早日归来。
石渡毅深情抚摸着邮包里那件恋人编织的毛衣，痴情地端详着她与母亲的几张照片，品尝着甜蜜的糖果，一种对亲人不尽的眷恋之情，交织着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一起涌上了他的心头……
爱是一盏灯，是照亮弃暗投明的灯。
妈妈的爱，让另一个“哑巴”罪犯也开始说话了。
在这九百多名的日本战犯中，有一个不爱说话的战犯，当他看见其他人接到家信无不喜形于色并感激涕零时，唯独他接到母亲的来信却迟迟不回信。他跟谁也不主动讲话，对管教员、看守员乃至医护、勤务人员更是不肯开口。可他并非失去了语言能力，耳朵也不聋，但凡听见问话，也至多只答3个字：“不知道”。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怪人。久而久之，战犯们都管他叫“哑巴”，于是他的真名大号也就闲置起来了。
“哑巴”的异常行为引起了一位看守人员的注意，这位看守人员纳闷地想：如果此人是反改造派吧，可他并没有参加多少实际的反动行为，但如果又说他是装傻而另有所谋吧，可他在某些时候又吐出几个字句。
鉴于这种情况，医生为犯人诊断后说出此人是犯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忧郁所至。
看守人员不懂看病，也不明白该怎样对其进行“治疗”，便以“母亲来信”为题对“哑巴”进行“治疗”。
“你给母亲回封信吧，让她知道你的情况，怎样？”看守工作人员对“哑巴”说。
“哑巴”不说话，神色很难过。
工作人员又沿着他的心路切入主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起了母亲的爱，母亲的忧，母亲希望他早日回家等话题。
听着工作人员的谈话，“哑巴”突然大哭了起来，他说：“先生，我在中国犯下大罪，受到良心谴责，我对不起我的母亲呀！”
“你懂得对不起母亲，说明你的本性并不坏，我相信你以前所犯的错，仅仅只是服从长官的安排而已，所以，只要你好好改造，你的母亲一定会原谅你的！”工作人员鼓励他。
“哑巴”终于抽抽泣泣地交代了他的犯罪事实。
原来，解放前，他曾在一次“扫荡”中，强暴了产妇、摔死了婴儿、并刺杀了前来救援这对母子的农民。
工作人员听到“哑巴”的坦白后，安慰了他一番，又继续鼓励他给母亲写回信。
不久，“哑巴”将自己的犯罪经过以书信的形式告诉了自己的母亲，以求得亲人的原谅。
自从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宣布战犯家属可以通信以来，战犯的信件、邮包不断。战犯管理所的收发室忙坏了，天天到各监所把寄来的信分送给收信人，再把战犯给家里、亲友的寄信收上来，贴上邮票发出。尽管每天忙碌，但收发人员为他们与家人的通信也感到是应尽的职责。组织战犯参观、旅游
1956年1月中旬，公安部第一局局长凌云同志在北京组织召开由北京、太原、济南、内蒙古、抚顺等5个战犯管理所所长、副所长的战犯管理会议。
在会上，凌云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组织战犯进行社会参观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传达的毛泽东对战犯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指出：
我们对战犯问题有个宽大的处理，准备一个不杀。现在先放他们到各处参观，不管是康泽、王耀武，或者是宣统皇帝，都让参加。前天晚上天安门放焰火，让战犯们都去看了。既然要教育他们，就要他们看看群众嘛，这样才会影响他们。完全关在屋子里，怎么能影响他们呢？这个办法，对于一些外国朋友来说，觉得很别致很奇怪了，但实行的结果是好的。日本战犯，也要他们参观。
对于战犯来说，接受社会参观教育是一种新的受教育的方式。周恩来总理在指示中谈及了战犯进行社会参观的内容、方法、路途安全等具体事项。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中央的决定是改造战犯工作的创举，打破了自古以来监狱与外界社会生活隔绝的惯例。特别是让那些不同寻常的战犯们走出牢门，到社会生活中与人民大众接触，这是古今中外也绝无仅有的事情。
战犯管理所所长从北京回到抚顺后，立即向全体战犯宣布了中央关于让战犯进行社会参观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有关指示。
开始，战犯们半信半疑，他们把这次的参观看作是被释放的征兆，但也有少数人则是担心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时走街上遭到中国人民的谴责甚至人身攻击。
这些人对建国以来中国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无所知，他们还认为中国仍然是“东亚病夫”。
这时，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报纸和广播每天都在报道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但是，日本战犯们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认为：
“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真的像报纸和广播宣传的那样快吗？”
“中国有工业吗？豆腐房很多，可工厂没有几座！”
日本战犯们的这种偏见，只能通过直观的教育才能扭转过来。
同时，让他们亲自回到当年他们犯下罪行的地方，这对他们的思想转变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管理所领导同志为了成功地组织好这次活动，首先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将战犯编成几个参观大队。
为了旅游，工作人员又为犯人们新买了绒衣绒裤，上下里外全换了新装，战犯们高兴极了。
2月8日，犯人们在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出发了。
他们参观的第一站是北京，需由沈阳乘坐列车。
战犯们在车上受到乘务员、列车长的热情服务，他们刚开始还有点拘谨，后来在乘务员热情的服务中，逐渐地恢复了常态，旅途也变得轻松愉快了。
到了北京，国棉二厂接待了这批特殊的客人。战犯们进入厂区，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这里的一切。厂区中间道路非常宽阔，两侧林立着参天大树，厂区栽种着各样花草树木，环境整洁优美，像个公园，使战犯们看得赞叹不已。
走进车间，一排排的织布机，布满了宽畅的车间，机前的年轻女工，身着洁白的工作服，有条不紊地操作生产。车间的门窗擦得透明铮亮，光线透过窗子照在不断流动的纱线上，像彩色瀑布从高处倾泻而下。通风机将室内的空气调节得清新适宜，生产劳动环境非常好。
战犯们原来以为中国的机械设备都是苏联的产品，所以在参观过程中特别注意设备上的标签，他们走过每个设备，都要看一眼标签，结果标签上注明的不是上海就是天津、郑州，全是中国生产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突飞猛进，在短期内能生产出这么好的设备，实现了车间生产的自动化。生动的事实，使战犯们更加敬佩共产党，感到新中国的伟大。
战犯们从北京到了上海，又到了武汉，返回来参观了天津、哈尔滨、长春、鞍山，最后是沈阳。
在长春，战犯们参观了日军细菌武器工厂的残迹，又参观了在它的废墟上建起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
战犯们站在组装汽车的流水线旁边，看到每8分钟就生产出1辆汽车，感到非常惊奇。
过去的中国，路面上跑的车，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一律都是外国货，没有中国自己制造的汽车。就这么几年的工夫，中国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在了不起，战犯们彻底改变了以前瞧不起中国的旧观念。
在鞍山，犯人们又参观了鞍钢的修复和生产的发展，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叹不已。
原来，鞍钢是日本人建的，称为“昭和制钢所”。日本人把这所“制钢所”看作是东北工业的中轴。他们在即将战败时，炸毁了钢厂的大部分设备。他们认为，鞍钢要恢复生产，至少需要20年。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工人阶级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并把旧钢厂建设成为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大型钢铁企业。
战犯们最后又回到了沈阳，参观了沈阳重型机械厂、第一机床厂、风动工具厂。
战犯们迈进第一机床厂大门，眼前是高大的厂房，走进车间，一行行全是自动车床，过去皮带式的旧床不见了。犯人们再次发出感慨地议论。
在各地参观的过程中，战犯们亲身体验到千疮百孔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沧桑巨变，他们感叹着，对比着，思索着，以旅游各地所见的事实改变了他们过去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确立了新中国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和中国人民伟大的意识。
通过参观的实际教育，使战犯们学到很多东西，解决了不少难解的实际和思想上的问题。
总之，战犯们走出监狱看中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教育方法，实践证明，效果非常好，对战犯的触动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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