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郗杰英、李宁、杨晓禹等工作人员，怀着一种急迫的心情，在北京后圆恩寺胡甲一号的一座不知名的四合院里，描绘着基金会这一刚刚出苞的新事物的蓝图。
●当徐永光他们问到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时，校长算了算告诉他们只有60％，巩固率更是小得可怜。
●徐永光拿过写着“春雨计划”的宣传提纲清样，用钢笔圈掉“春雨”，填上“希望”。
● 酝酿决策
共和国故事・希望工程
成立中国青年基金会
1988年5月，开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后，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徐永光，找到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奇葆。徐永光说能不能让他来搞一块实体，把事业开发搞起来。
刘奇葆两天后通知徐永光，团中央书记处同意徐永光的想法，决定成立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刘奇葆任主任，徐永光任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有了组织，就得招兵买马，这样才能干事业，谋发展。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郗杰英、杨晓禹等人主动加入徐永光的队伍当中，还有北京市委的李宁也闻声而来。
这会人马也有了，队伍齐整了。可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一时还没有确定下来。当时徐永光打算两件事同步推进，一是创办中国华青公司，一是筹办基金会。
但因后来清理整顿公司，中国华青公司就没有办下来，基金会却办成了。徐永光后来回忆说：
当时如果公司注册下来了，我会去做公司而不是做基金会。那么中国无非多了一个小商人，也许就少了一个“希望工程”。“希望工程”的出现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其中就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这也许就是命运！
1989年3月，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联合创办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
中国青基会是以促进中国青少年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为宗旨的全国性非营利社会团体。
它所实施项目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希望工程”及保护母亲河行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公益信托基金、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等。
这些项目中最主要、最有影响力的是“希望工程”。这是一项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公益事业，旨在通过筹款，资助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中国青基会的宗旨是：争取海内外关心中国青少年事业的团体、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促进中国青少年工作、社会教育、科技、文化和福利事业的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祖国统一，促进国际青少年间的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中国青基会的使命是：通过资助服务、利益表达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中国青基会倡导“社会责任、创造进取、以人为本、追求卓越”的价值观。
基金会成立后，徐永光任秘书长。
把目标聚焦在教育上
共青团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青少年服务，但是为青少年服务不能仅仅玩虚的，不能耍耍嘴皮子就完了，要来实的，要办实事，这就要有钱。
可国家没有用于青少年事业发展的财政预算，只有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经费。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人头费。
干什么事都离不开钱，而国家又不给钱，还要办事，怎么办？只有向社会募集。这就是徐永光他们创建基金会的最初始的动机，说到底就是为了运用社会的财力资源，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更好地为青少年服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如果当初仅仅把目光放在一般性的为青少年服务上，那么可以肯定，它的工作不大可能会做得像今天这么红火。
徐永光、郗杰英、李宁、杨晓禹等工作人员，怀着一种急迫心情，在北京后圆恩寺胡甲一号一座不知名的四合院里，描绘着基金会这一刚刚出苞的新事物蓝图。
为青少年服务，该做的工作太多了，应该先办哪一件？徐永光他们也感到无从下手，有点不知所措。他们在思索，他们在调查，他们在论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上这样告诉人们：
社会靠教育才能改变，社会靠教育才能实现新的项目；靠教育我们才能掌握未来。
当今世界，人类在共同前进的历程中，日益获得一个意义深远的共识，那就是教育就是一切，没有教育就绝对没有经济的发达、政治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
不是都很重视资源吗？教育就是一种巨大资源。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更是十分清楚地面临着时代的挑战。究其实质，即是对人才的竞争，对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竞争。这是关系到民族盛衰、国家兴亡的根本大计。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徐永光他们最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同一个目标上：教育。
如果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助一臂之力，那实在是太有意义了！不过一想到我国每年有400万名儿童辍学这个像沙漠一样浩大的数字时，他们的眉心又蹙紧了。400万，这个连国家都感到头疼的大包袱，要靠一个刚刚成立的基金会来背，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
“我们应该选准一个突破口，使力量更集中一些！”
“我们应该首先做雪中送炭的工作，选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对象！”
一阵热烈的议论过后，大家又陷入冷静的思索。
四十不惑的徐永光站在窗前，久久地凝思着。
忽然，他觉得一座座若隐若现的山峦在眼前晃动着。像是大瑶山，不错！是大瑶山……
青基会酝酿希望工程
徐永光的思绪回到了两年前。
那是1986年一个春寒料峭的3月，徐永光作为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带领考察组，前往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考察。那里的每座大山，都在向他们倾诉，那里的每个山村，也都在向他们倾诉。
那一天，考察组走进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共和村。
在村中心小学，他们看到了几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其中两间教室的墙壁都塌掉一半，给人的感觉是这里好像刚刚被敌机轰炸过。寒风中，有些孩子就钻在稻草团里听课。
学校仅有的两件教具，一件是一只已经转不动的地球仪，一件是一架算珠已掉了一半的算盘。让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多半的孩子上课没有纸和笔。
看到这种情境，徐永光他们心里不禁一颤。
在这个4000多人的村子里，解放后还没出过一名初中生。有一年考试时，全村250名学生中，语文、数学两门全科及格率为零，单科及格率仅占4�8％！
谈到学校的这种情况，校长对考察组的人说：“不能怪孩子太笨，只能怪他们家里太穷。他们一个星期常常要留在家里帮父母干一两天的活儿。还有，就是教师力量也太弱了，我们的18名教师中，只有两名是初中和中师文化程度，有几名教师自己才上过小学三年级，现在却在教二年级的孩子。”
当徐永光他们问到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时，校长算了算告诉他们只有60％，巩固率更是小得可怜。正在上一年级的有70多名学生，而五年级却只有7名学生，照此推算，巩固率还不到10％。
徐永光和调查组其他成员走访了几家供不起孩子上学的农家。其中有一家4口人，全家才一床破棉被。有一家有6口人，也才只有4只碗，其中一只还缺了个大口子。
金秀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但文化落后，种田也不太讲究科学，水稻亩产量只有100多斤。
徐永光问村长为什么不推广产量高的杂交水稻。村长苦着脸告诉徐永光说，上头也要求种杂交水稻，村里却说种了几辈子地了，没听过什么杂交不杂交的，县里发给了一些杂交良种，好些人都拿来熬粥喝了。
临走前，徐永光本想拍一些照片，遗憾的是那天相机出了故障，没拍下来。
然而，大瑶山、共和村，还有那些在寒风中读书的孩子们，却令他永生永世难以忘怀。
后来徐永光回忆说：
1986年，我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的调查，使我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极端落后的状况有了直接的深切的认识。可以说，“希望工程”创意的源头在广西的大瑶山。
会议室里的郗杰英也默默无语，他似乎也想起那副惊天地泣鬼神的挽联。
之前，郗杰英曾作为中央国家机关赴吉林省讲师团副团长在吉林工作了一年。在贫困的山区里调查，他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落后和群众对于教育的渴求。
有一次，到四平伊通县山区，正逢依耽乡的老百姓为在农村执教28年的老教师刘深懋送葬。自发组成的三四千人的队伍，长达五六里地。
人们举着巨幅挽联，上书：
一本教案、一支卷烟、一片深情，五十一岁清白为人，一生何求多富贵；
两间茅屋、两千弟子、两袖清风，二十八年耕耘桃李，平身已是不贫穷。
与其说这是一幅挽联，不如说这是贫困山区的人民对教师的礼赞，对教育的呼唤。
李宁、杨晓禹也都曾经在基层工作过，在农村考察过。不久前，他们还去位于太行山区的河北省涞源县考察过。那次考察，越想就越叫人感到心情沉重。
在桃木疙瘩村，面对那间已经是人走房空的破教室，纵然是铁石心肠，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从韭菜山下来，张胜利、吕成山等11名失学少年的哀求声一直在耳旁回响着：“叔叔，我们想上学，我们想上学！”
……
4个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他们一致认为：眼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应救助贫困地区那数以百万计的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
目标确定之后，郗杰英提议给这个救助项目起个名。
可什么样的名字才能更具有号召力，更具有影响力呢？几个人就在一起商议，你一句，我一句，提出很多名字，“精卫计划”、“爱心计划”、“桃李计划”、“振兴计划”……但都不太理想，好长时间名字定不下来。
由于意见一直不能统一，徐永光他们就暂时把起名的事放下，分头下去调查。
回来之后，他们写出了一个宣传提纲，提纲上写的名字是“春雨计划”，是郗杰英的意思，寓意救助工程就像“春风化雨”般给孩子们带来希望。
但徐永光认为这个名字还不太理想，建议先别发，想想再做决定。
为这事，徐永光天天想，夜里辗转反侧，夜不能眠。甚至翻起了《辞通》和《资治通鉴》。
在一天夜里，忽然，他的脑海里迸出了“希望”这个词，多闪光的一个词啊，孩子们是祖国的希望，教育是人类文明的希望，我们的这项事业也充满着希望，为什么不叫“希望计划”呢？
第二天，当徐永光把自己想到的“希望计划”说给大家时，大家都说好。
徐永光拿过写着“春雨计划”的宣传提纲清样，用钢笔圈掉“春雨”，填上“希望”。
郗杰英接过改过的清样，沉思片刻，说道：“叫‘希望计划’还不如叫‘希望工程’，这项事业既充满着希望，同时又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希望工程’，太好啦！”办公室的其他人都鼓起掌来。
在团中央的书记处会议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刘奇葆，向全体书记介绍了“希望工程”的构想，提请书记处批准。
没有异议，大家一致通过！团中央书记处批准：
在全国实施“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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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实施希望工程
1989年10月30日，以刘延东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地宣布：
为长期救助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将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这是一项着眼未来、造福后代、发展我国基础教育的伟大工程。
当天的新华社发表报道称：
这家基金会将本着取诸社会、建立基金、公诸社会、造福孩子的宗旨，为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提高我国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做出贡献。
在新闻发布会上，刘延东理事长还宣布了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的具体资助方式和“希望工程”当时的工作目标。
失学少年基金的具体资助方式是：
（1）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
（2）为一些贫困乡村新盖、修缮小学校舍；
（3）为一些贫困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
“希望工程”的当时目标是：
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在国家重点扶贫县普遍设立“希望工程”助学基金，以提供助学金的方式，实现救助失学少年的目的。对少数确有培养前途，而家庭又特别贫困的中小学生提供特别助学金，支持他们继续深造，直至中学、大学毕业。
从此，在猎猎飘扬的旗帜上，写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信念：
中国只要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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