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说：“西南鸦片烟种植面积之广，吸毒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
●吴剑平说：“新中国禁烟禁毒与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有着本质的绝对不同。”
●群众说：“共产党烧大烟，是真正禁烟，这次禁烟一定能禁住了。”
● 西南直捣产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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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规定严禁种植罂粟
1950年7月27日至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以及西南地区的军政要员。
会上，邓小平首先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接着刘伯承介绍了西南种烟吸毒的严峻形势，刘伯承在会上严肃地说：
“西南鸦片烟种植面积之广，吸毒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其流量之大，非言语所能形容。”
他要求大家拟定一个打击种、抽、贩毒的实施办法出来。
几天后，西南军政委员会拟定并通过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
《办法》制定了具体的措施，要求各级政府尽快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
《办法》指出：各县应设立一所或数所戒烟所，政府卫生机构应配制戒烟药品。
《办法》还规定，自此文件公布后，各地必须严禁种植鸦片，凡已种植的烟苗，必须一律铲除，改种农作物。并严禁制造和贩卖各类毒品，所存毒品必须在规定之日上交相关部门。
针对某些地方还有烟馆存在的情况，《办法》勒令这些烟馆立即关闭，并没收烟馆的全部财产。
1950年9月，政务院内务部再次发布《关于贯彻禁烟禁毒工作的指示》，文件指出：
临近秋播，各地要抓紧季节，在播种前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使人民认识到政府禁烟的决心。种烟不止危害民众，而且对自己也没有利益。建议种烟多的地区，可通过各族代表会、农代会讨论，做出决定，发动群众，制定公约，形成群众性的自觉禁种运动。
“形成群众性的自觉禁种运动”，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很大的难度。
以前的农民种植罂粟，一方面由于地方官吏及地主的强迫，另一方面也因种植罂粟有较高的经济利益，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
那么，现在怎样才能既禁绝农民种植，又不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呢？
西南军政委员会讨论了以公粮收兑烟毒和低价收购的可能性。
以公粮收兑烟毒，当众焚烧，对于宣传禁烟运动有巨大作用，但将增加国家财政困难。仅万县、涪陵两区就需大米730万斤。
川东区鸦片烟最多的是万县、涪陵、酉阳等3个专区所属之县。至于大竹、璧山两个专区产量则很少，如将这两个专区估计在内，所需大米必在千万斤以上方可收兑。
西康区1950年以平均3斤大米换1两鸦片，也需1800万斤大米。
而若不采取收兑办法，只采取禁止贩运、没收缴纳的方法，则大部分种烟农民生活必然会受影响。
如城口县仁和乡，90%的农民全靠以烟换粮维持生活，如果政府不给价，全部没收，至少会有农民会因此而断炊，有些地方会因此而引起一定的混乱状态，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
但如果采取低价收购的办法，一些持有烟毒者，又势必会追求高利，隐售地下，还可能引起群众错觉，认为种烟仍然有利可图，从而继续偷种。
这种做法有收兑之名，而无收兑之实，会使政府法令变成一纸空文，降低政府威信，其利弊相较，此法亦不妥。
西康地区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方法，他们想采取国民政府的旧办法，征收种烟者50％的罚金以解决财政困难，中央没有采纳。
西南军政委员会把上述情况上报中央，政务院最终决定采取只征公粮，不收烟捐的政策。
中央还特别规定，严禁以鸦片抵缴公粮，对因禁烟造成困难的农民，当地政府要给予适当的救济；对于种植粮食缺乏种子的农户，政府要发放玉米、小麦种子，鼓励改种。
随着政府严禁烟毒政策的施行，烟毒的销售渠道受堵，烟土无法外运，烟毒价格大跌，农民见种烟无利可图，而且连吃饭都成问题，逐渐开始弃烟种粮。
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这项工作开展的很早，在春播初期，他们即和各地人民政府开始发放农贷，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品种和防治病虫害。农村水利处在川东、川南、川西3个区共推广11�4万余斤改良水稻种子。
川东行署还规定农村干部必须挤出时间无偿帮助农民生产。
为保证农民利益，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决定1950年夏不派公粮任务。
是年9月，川东行署根据秋粮上市后，粮价普跌的情况，决定国营粮食牌价只降10％，全区粮食季节差价维持在20%以内。
这些措施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稳中有长，涪陵县1949年粮食产量为16�8万吨，1950年为17�2万吨，比1949年增长2�15％，弃烟种粮后的农民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
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种问题，是在发展生产和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中逐步解决的。
凉山地区是彝民聚集的地区，在禁种问题上，当地政府把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他们把禁种地区归纳为三类：
1、交际河一带，汉民无土地，租彝民地种植罂粟历史较长，采取不问不管态度；
2、金阳沿江地区，汉民租耕彝民土地，彝民叫种罂粟不敢不种，否则即被夺佃。这类地区应依靠少数民族上层做好工作，不能采取硬性办法，但对汉民要加强教育；
3、普格地区，汉民租种彝民土地或彝民租种汉民土地，种烟是彝民主动，应从做上层工作入手，限制汉民种植罂粟。
此外，当地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禁烟时，还结合生产救灾同时进行。
1950年到1951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虫灾、旱灾，各级政府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加大了扶持力度，并采取以生产自救为主，救济为辅的方针，鼓励农民改种罂粟为种粮食。
1951年，政府向另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茂县发放贷粮、救济粮，并对积极改种粮食的行动给予表彰。
茂县黑虎乡1950年有一半耕地种植罂粟，1951年底已基本未种罂粟而种植粮食，获得政府赠给“烟地变粮田，黑虎是模范”的奖旗，坚定民众禁种罂粟的决心。
粮食种植面积的增加，种植技术的提高，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
有了政策和法制的保障，各地的禁种工作卓越有成效。大部分农民自动铲除烟苗，一些农民自发组成禁烟小组，深入检查，铲除烟苗。
川北平武县旧堡乡自发举行大清山运动，参加自卫队的乡民铲除烟苗151处。
到1951年底，四川大多数地区已基本禁种。就是川南的雷波、马边、峨边，川东的秀山、黔江、城口等过去种烟极多的地区经过宣传教育后，也基本无种植。
西康省的农民积极拥护禁烟，大部分群众主动铲除烟苗，将种烟的田地改种小麦、菜籽、洋芋和豌豆等农作物。
但至1951年春耕时期，政府仍发现有偷种现象，这些偷种者都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偏僻深山地带的个别区乡。
土改结束后，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汉族地区农民主动不再种植罂粟，使禁种效果得以巩固。
到1951年下半年，禁种工作进展迅速，少数民族受到汉族地禁烟的震动，加之烟土价跌，也纷纷改种粮食作物。
这一年，凤仪、石纽、客顺、东兴、太平等5个乡已经基本禁种，靖平、白马、蚕陵、渭门等4乡已缩小80％，杂居区的纳呼、龙坪比1950年减少种植面积50％。
松潘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亦比去年减少种植，杂居区缩小面积60％。西康省的汉族地区到1951年底已基本禁绝种植。
据四川林业厅估计，禁种以后，全省增加30％农耕地。
到1951年底，四川地区除川西民族聚居地区、西康省的凉山、阿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尚未完全禁绝种植罂粟外，其他地区已实现了基本无种植。
禁种工作的顺利推进，为禁毒事务的其他环节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贵州清除百年烟毒遗害
贵州的禁烟禁毒工作在解放初期就开始了。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
1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主席杨勇、副主席陈曾固就发出禁烟布告；
同日，贵州省发出《为禁绝鸦片告全省人民书》。
《布告》和《告全省人民书》都鲜明地表明了人民政府禁绝烟毒的决心。
《布告》指出：我省人民对鸦片毒品，一向都是抱深恶痛绝的态度，凡我解放地区，一律采取坚决禁绝的方针。为了爱护人民生命财产，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恢复正当生产，繁荣经济，兹号召贵州省同胞，立即动员起来，掀起一个禁烟的大运动，把国民党留给我们的这一祸害，予以扫除，为建设新的贵州而奋斗。
《布告》还明确指出，禁绝鸦片是当前的“紧急任务之一”，特颁布禁令如下：
1、所有一切可耕土地，绝对禁止栽种鸦片烟苗。
2、已种之烟苗应迅即自动铲除。
3、绝对禁止贩卖运销鸦片毒品，违者没收，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惩处。
4、开设烟馆者，即改营其他正当职业，违者依法惩处。吸食鸦片毒品者，应及早自行戒除。
由于贵州烟毒流行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历届反动政府几乎都搞过“禁烟自肥”的花招，为了打消群众顾虑，《告全省人民书》指出：
人民政府提出的禁烟号召，与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的假作禁烟刮财自肥的行为，毫无相同之处。
贵州省要求全省人民“放弃一切侥幸、拖延、投机等错误的思想，毅然决然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号召”，彻底禁绝烟毒。
1950年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
贵州省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办法》的精神，于同年8月25日重申1月30日禁烟禁毒的规定：
坚决严格贯彻禁种，禁运，禁销贩卖，禁开设鸦片烟馆，禁止制造烟类毒品的规定。并有步骤地达到禁绝吸食之目的。
全省人民切勿用存侥幸心理。倘有故违，定予严处不贷。如有借此造谣煽动者，坚决从严治罪。
同日，贵州省发出《关于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
1950年10月27日，依据全省禁烟禁毒工作进展的实际情况，贵州省又发出《关于禁种禁吸禁运烟毒的训令》。
要求全省继续开展禁烟禁毒工作，并强调要在本年冬彻底禁绝种植鸦片。
1950年1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贵州省及时转发，并要求各地坚决依照《暂行条例》惩治烟毒犯。
1951年1月11日，为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根绝鸦片烟毒的政策法令，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
省禁烟禁毒委员会由省、市有关机关及工、农、青等人民团体和工商界与社会人士组成。
李侠公任主任委员，吴剑平任副主任委员，徐健生、吴实等17人为委员。
在同日召开的第一次委员会上，副主任委员吴剑平报告了1950年来贵州禁烟禁毒概况。他指出：
因上半年匪特猖獗，禁烟禁毒受到了严重阻碍，为了全力进行剿匪，征粮，这项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其后各地治安逐渐好转，社会秩序日趋安定后，始复动员起来。群众的觉悟逐步提高，禁烟禁毒的运动才普遍地展开
……
破获烟毒案，逮捕毒犯，禁种，铲除烟苗，封闭烟馆同，教育改造烟民，取得不少成绩。
……
但因烟毒危害贵州人民的时间过于长久，同时在反动统治时期，反动政府对于烟毒的态度不明朗，使贵州人民存在着侥幸的心理。
部分落后的分子，对人民政府禁烟禁毒的政策，抱有观望、犹豫的态度，因而影响了禁烟政策的全面展开和彻底执行。
所有这些都应坚决纠正。
主任委员李侠公作了总结。
他说：“禁烟禁毒问题，它的本质是一个反封建的社会改革问题，是一个艰巨的政治任务。所以，人民政府在坚决禁绝烟毒的决心下，必须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来完成此项任务。”
他还说：“人民政府之禁烟禁毒与反动政府的禁烟禁毒，有着本质的绝对不同的立场。”
要求“在有步骤，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坚决焚烧呈缴或查获之毒品、毒具，以表示人民政府根绝烟患之决心。”
1月17日，《新黔日报》在报道贵州省禁烟禁毒委员会成立的同时，以《进一步贯彻禁烟禁毒法令》为题发表了社论。
社论列举鸦片烟毒的种种危害，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历届旧政府假禁烟禁毒之名，牟取私利，以期对人民进行更残酷的掠夺与压榨的种种罪恶。
号召全省人民：
要坚决贯彻执行西南区禁绝烟毒的实施办法。
特别对于一些为恶成性敢于以身试法的贩运制售等不法分子，必须坚决给予严厉制裁！
贵州省《关于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发出后，贵阳市立即成立了以市长秦天真为主任委员，公安局长赵锦禄、民政局长吴道安为副主任委员的禁烟禁毒委员会。
并于1950年9月7日发出《告全市人民书》。
规定开设烟馆，贩运销售鸦片毒品者必须于9月18日前缴出全部存毒及烟具，逾期不缴者定依法严惩。
同时，在三桥、龙洞堡、茶店设立检查站，严禁烟毒进入市内。
9月份，仅三桥检查站就查获鸦片9120两，吗啡2230两。
9月14日，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在广场召开万人大会。
市长秦天真发表禁烟讲话，表示“不根绝鸦片烟毒决不终止”的决心。
会后，在河滨公园广场当众焚毁鸦片3�2万两，烟具80多套。
9月22日全市突击检查，又查获烟毒犯183名，收获大烟1812两，查封了一批开了几十年的烟馆。
11月12日，为了惩治首恶，打击偷种偷贩毒品的犯罪分子，贵阳市人民法院召开声势浩大的万人公判大会。
判处“膏精大王”王银荣、何炳森2人死刑，立即执行。当众焚毁大烟2�3万两，烟具2万多件。
不久，安顺地区公安处又查明一个名叫黄煜的人冒充公安人员招摇撞骗、制造膏精砒子贩卖牟利，立即将其逮捕归案，并于1951年1月6日在安顺西门外召开公审大会，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950年至1951年，各地在侦破烟毒案，公审公判重大烟毒犯，收缴存毒，焚毁鸦片毒品的同时，还积极发动群众禁种鸦片，铲除烟苗，组织烟民戒烟。
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吸食毒品成瘾的烟民，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赞扬。
习水县各区在1950年10月建立了“禁种大烟领导小组”，乡建禁种小分队，在对种烟户普查的基础上，召开种烟户会议，逐块检查，对己种植的当场翻挖。
未种的将烟种全部收缴，农会还派人专门巡视，一经发现，坚决取缔。
与此同时，各区由公安员统一领导，以乡为单位，由乡农协主办“戒烟集训班”，组织烟民戒烟。
全县共办57期，戒烟烟民达2781人。
1950年10月，福泉县公安局在县城、马场坪、牛场、陆坪4个区设立戒烟所，将烟民集中起来戒烟。
次年2月，该县政府又建立“戒烟劳动队”，维修马场坪至翁安的公路，通过边劳动、边戒烟的办法促使烟民戒烟。
戒烟劳动队每期1月，每期收烟民200人，一旦彻底戒除，立即离队回家。
1951年6月，铜仁城关派出所、城关区成立“铜仁城区戒烟所”，先后举办2期戒烟学习班，307人受到教育后借掉烟瘾。
1951年9月，《新黔日报》介绍了贵阳市的戒烟经验：
一是发动群众搞戒烟工作；
二是利用动员烟民教育烟民；
三是召开戒烟烟民家属会和烟民诉苦会、坦白会；
四是脱瘾烟民互相监督。
据不完全统计，贵州省从1950年至1951年两年中，共破获多起烟毒案，逮捕一批烟毒犯，缴获大量烟土16、烟具。
仅1951年，就铲除烟苗，封闭烟馆，戒烟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一年逮捕烟毒犯千余名。其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名，徒刑4163名，劳役145名，宣判无罪和教育释放1599名。
云南当众销毁毒品烟具
1950年12月29日下午，云南昆明拓东运动场上空烈焰滚滚，火光冲天。运动场周围站满了身着各种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他们满脸都是惊奇和惊叹的神色。
原来，这是云南省利用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利时机，当众销毁数月来查获的11�12万两鸦片及其烟具。
昆明市的这一行动，在全省引起巨大反响，各地纷纷仿效。
大理县于1951年4月14日召开万人大会，当众焚毁缴获的鸦片、烟具等。
这些行动，表明了人民政府坚决禁绝鸦片烟毒的决心，受到全省各族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
群众说：“共产党同国民党禁烟截然不同，国民党的官见了洋烟，如同见了金银财宝，拽住不放。共产党烧大烟，是真正禁烟，这次禁烟一定能禁住了。”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解放初期的烟毒形势十分严峻。
1950年初，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时，面临着接管政权，改造旧军队，建立人民政权，清剿土匪，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复杂斗争。
烟毒问题，与上述各项工作密切相关。
一方面，境内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利用手中掌握的鸦片，或纠集区反动势力进行反革命暴动，或组织贩运毒品，扰乱经济，破坏生产。
另一方面，溃逃到云南境外缅甸、泰国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依附国境线以种植，贩运鸦片、烟毒维持生计，并入境破坏，有的则演变为武装贩毒集团。
盘踞在缅、泰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以鸦片、烟毒作为诱饵，发展特务，窃取情报，不断向我境内进行渗透。
因此，云南的禁毒工作，既是铲除旧社会遗毒，拯救人民，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需要，也是政治上打击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祖国西南边疆，为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扫清障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云南省根据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严禁烟毒的通令，以及同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的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于1950年6月27日、8月27日和12月13日连续3次发布布告，厉行禁毒。
中共云南省委把禁毒斗争作为中心任务之一，成立禁烟委员会，定出限期禁毒办法。
与此同时，各级公安机关依据禁令，取缔烟馆，惩治贩毒分子，对烟民进行登记，组织戒断。
1950年12月28日，昆明市大张旗鼓地处决了解放前夕从昆明贩往广州等地鸦片，解放后仍抗拒禁令，继续贩运鸦片到重庆等地的大毒贩郭怀安。
1951年上半年，云南省基本铲除了烟苗，实现了部分禁种。
但是，禁毒与反禁毒的斗争仍然尖锐、复杂。少数反革命残余势力、敌对分子以及利欲熏心的贩毒分子，仍在暗中活动。
他们妖言惑众，说什么“禁烟只是一阵风，时间长不了，美国在朝鲜打起来了，留下大烟‘国军’来了还可以发财。”
有的变换手法，采取各种伪装，继续贩运，仅昆明市1950年8月21日至12月22日4个月期间，被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即达6600多两。
边远民族地区由于情况复杂，禁毒工作仅是正面宣传，尚未全面开展。
为了使禁烟禁毒深入下去，实现禁绝，1952年，云南省禁烟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制定并公布了《云南省对毒犯处理标准》。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云南在内地73个市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肃毒运动。在以禁种为重点的方针下，彻底清查、打击贩毒分子。
在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省政府也对隐藏在内部的贩毒分子进行了清查、处理。
仅据省级机关21个单位统计，即查出烟毒犯596名。
除此之外，戒吸工作也有较大进展，政府采取按年龄分期分批强制戒断的办法，使80％的烟民戒除了恶习。
肃毒运动对制止云南鸦片烟毒的流行，起了决定住的作用。截止1958年，云南再一次开展了群众性的肃毒缴烟工作，全省共收缴民间残留下来的存烟30多万两，搜捕了一批漏网的贩毒惯犯，戒断了一批烟民，在边境地区彻底实现了禁种，解决了旧中国从满清王朝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百余年来，云南烟毒为患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全省各族人民走上了健康、幸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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