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深秋，我因一项乡土文化调研回到了故乡。车子驶过新修的柏油路，当年的土路早已没了踪迹，只有路边偶尔闪过的芦苇丛，还带着旧时的模样。调研结束后，我特意绕到曾经的住处，老屋早已易主，新主人在院墙边种了一排月季，倒是那道爬满牵牛花的土墙，依旧倔强地立在那里，只是藤蔓稀疏，不复当年的繁茂。
正对着墙发怔时，身后传来一个略带迟疑的声音：“请问……你是从小在这长大的吗？”
我转过身，见是位头发微卷的中年男人，穿着深色夹克，手里提着一个帆布包——那包的款式，竟与记忆里阿明背过的有些相似。他的眼角已有了明显的皱纹，但笑起来时，眼角堆起的纹路，像极了当年那个晒得黝黑的少年。
“我是，”我心头一紧，“您是？”
“我叫阿明，”他往前凑了半步，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小时候住这隔壁，你是不是……”他顿了顿，说出了我的乳名，那个只有故乡亲人才会叫的名字。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飘过，竟与当年离别的场景重合。我看着他，喉头像是被什么堵住，半晌才说出话：“真的是你？”
他用力点头，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打开后，里面静静躺着一颗弹珠——蓝幽幽的，正是当年他送我的那颗“猫眼石”。“那年搬家，我在你家窗台上捡到的，想着你肯定很着急，一直想还给你。”他挠挠头，像小时候那样，“后来辗转打听，知道你家搬去了城里，找了好多年才问到你可能回来调研的消息。”
原来，当年他弄丢了我的地址后，始终没放弃寻找。他在城里扎下根，做了建筑设计师，参与过不少高楼的建设，却总在图纸上画起故乡的池塘和老槐树。几年前，他从一位返乡的老人那里得知我的名字，便一直留意着与故乡相关的学术动态，这次也是特意请假过来的。
我们坐在重建的村头茶馆里，点了两杯热茶。他说起这些年的经历：刚到城里时，因口音被同学嘲笑，便对着镜子练了三个月普通话；第一次领到工资，买了两斤米花糖，却发现再也吃不出当年田埂上的香甜。我说自己后来也去了城里，每次路过高楼大厦，总会想起他当年说的“比老槐树还高的房子”，只是抬头时，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少了蝉鸣和稻浪，对不对？”他接话道，眼里闪着了然的光。
那天的茶喝到暮色四合，茶馆外的路灯亮起来，像他当年描述的“比星星还多的灯”。我们沿着新修的路往村外走，路过被填了一半的池塘，他忽然说：“我打算在这里捐建一个乡村图书馆，就用当年捡稻穗攒下的那份心。”他指着不远处的空地，“你看，那里可以种上老槐树，旁边挖个小池塘，让孩子们也能有地方摸鱼、数云。”
我看着他，忽然明白，有些约定或许会迟到，却从未真正缺席。当年他说要带我看城里的大房子，如今却和我一起，在故乡重建起一片带着记忆温度的天地。
离开时，阿明把那颗弹珠重新交到我手里。“这次别再丢了。”他笑着说。
我握紧弹珠，指尖传来微凉的触感，像是握住了一整个被岁月温柔包裹的童年。车窗外，老槐树的新苗在风中轻轻摇晃，池塘边的芦苇荡里，似乎又传来少年时的呼喊——那声音穿过漫长的时光，带着稻穗的清香和池水的温润，告诉我们：有些故人，有些故乡，从来不曾远去。
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