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说我还有一个月。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稳，我要是有这么平静就好了。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几个月前还在跑马拉松，如今盖在一条薄毯下，安静得像两个摆设。
腿是三个月前废的，一场找不到肇事者的车祸。现在，脑子里的东西又来凑热闹。
“恶性胶质瘤，晚期。位置不好，手术意义不大。”
我转动轮椅离开诊室。轮子碾过地板，发出均匀的、令人烦躁的嗡鸣。经过一扇敞开的窗户，一片边缘卷曲的樱花花瓣拍在我脸上，然后滑落。
后院角落有棵半死不活的樱树。我停在树下，仰头看着交错的枯枝。
“一个残废，一棵死树，倒是绝配。”
回到病房，护工已经摆好了午饭。塑料餐盘里是千篇一律的糊状物，分不清是土豆还是南瓜。我把它推到一边，从床头柜抽屉深处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
医院禁烟，但谁在乎呢？对于一个只剩一个月寿命的人，肺癌听起来像个拙劣的玩笑。
我摇着轮椅进了卫生间，反锁上门。点火时，手指有些不听使唤的颤抖。深吸一口，久违的尼古丁呛得我剧烈咳嗽，震得头部的隐痛都尖锐了几分。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面色灰败、眼窝深陷的男人，试图从中找出一点二十八岁应有的样子。
曾经，我在金融街最高的写字楼里拥有一个能俯瞰半个城市的角落。西装革履，运筹帷幄，以为自己能主宰一切。如今，那些数字、报表、谈判，在“三个月”面前，都成了散去的沙。
手机屏幕亮起，是我妈发来的信息，问我检查结果怎么样。我划掉通知，没有点开。
我还没想好，该如何告诉他们，他们引以为傲的儿子，不仅成了废人，连命都要没了。
刚开始那几天，我大部分时间只是对着窗户发呆。隔壁床的老头因为我不肯吃饭，絮絮叨叨说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几乎要笑出声。
我的“革命”，已经彻底破产了。
自那天起，来后院成了我的日常。
只是我没想的是，我这操蛋的人生，三点一线还能遇上她。
那是一个傍晚，蓝白条纹病号服空荡荡的，她背对着我，正踮脚往樱树枝桠里藏着什么。动作很轻，像在埋一个秘密。
风送来她低低的呢喃：“……分你一点。替你疼一回。”
“你在干什么？”我出声，像呵斥。
她吓得尖叫，踉跄着撞在树上，我没有怜香惜玉的扶她。落樱如雨，遮住了我的视线。待花落定，我看清了她的脸——苍白，瘦削，但眼睛亮得惊人，像刚被切开的翡翠，使人眼前一亮。
她拍着胸口，惊魂未定，然后对我露出一个很浅的笑。
“你好。”
她说她叫三月。
之后，我们常在树下“偶遇”。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待着，有时会聊天。聊食堂永远寡味的青菜，聊窗外傻乎乎撞玻璃的鸟。
我们的聊天内容天马行空。她告诉我，她能从云朵的形状里编出骑士与巨龙的故事；她说食堂的肉丸子吃起来像泡了水的木头，但我们还是会为它是“像杨木”还是“像松木”争上半天。
她会和我讲她住院前遇到的趣事，会给我将她有对她很好的爸爸妈妈，我们聊着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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