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深圳电子工业学校。
培训班教室在教学楼三楼最东头，窗外是一排芒果树，芒果已经下市了，树叶还绿着。三十个人坐在梯形教室里，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四十多岁不等，有电子厂的工程师，有研究所的技术员，有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学生。我是唯一一个维修工。
讲台上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教授，姓孟，燕京来的，头发花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他在黑板上写下第一行板书：集成电路基础——从晶体管到逻辑门。
“集成电路，就是把很多个晶体管集成在同一块硅片上。”孟教授转过身，粉笔灰落在袖口上，“1947年，贝尔实验室发明了第一个晶体管。1958年，德州仪器造出了第一块集成电路，上面只有五个晶体管。今天，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可以集成上万个晶体管。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东西。”
台下有人吸了口凉气。上万个晶体管，集成在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1984年的中国，这听起来确实像天方夜谭。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摊着笔记本，笔帽还没摘。孟教授讲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入门中的入门——集成度的概念、TTL与CMOS的区别、光刻工艺的基本流程。这些东西上一世我花了十几年才系统掌握，这一世，它们只是我知识体系最底层的地基。
但我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一个维修工，第一次接触集成电路就全部听懂，会让人起疑。所以我每隔一会儿就皱一下眉，在笔记本上记几个问题，下课后去问孟教授。问的问题都控制在“课堂上讲过的内容，稍微延伸一点”的程度——不太蠢，也不太聪明。孟教授回答完之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基础不错。以前学过？”
“自己在厂里翻过几本书。”
他点了点头，没再追问。
培训班的课程排得很满。上午理论课，下午实验课。实验课的设备是电子工业学校刚从港湾区引进的——一套完整的集成电路设计工作台，包括图形终端、数字化仪、和一台小型计算机。整个深圳只有这一套。我们三十个人分成六组，每组轮流上机。第一次上机的时候，我坐在终端前面，手指放在键盘上。1984年的计算机键盘，灰白色，按键又高又硬，按下去会发出咔嗒咔嗒的机械声。屏幕上跳动着绿色的字符，光标一闪一闪。
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然后睁开。手指落在键盘上。
那天我输入的程序是培训班教材上的一个例题，设计一个简单的与非门电路。我敲键盘的速度控制在“刚学会打字”的水平，偶尔会停顿，假装在思考。程序编译通过，仿真波形正确。坐在旁边的组员——一个从深圳电子研究所来的技术员——看着屏幕上的仿真结果，说了一句：“你学得挺快。”
“老师教得好。”我说。
下课后，我没有回宿舍。我去了华强北。
1984年的华强北还不叫华强北，叫“上步工业区电子配套市场”。一长排铁皮棚子，沿着深南中路铺开，里面挤着上百个摊位。卖电阻电容的，卖万用表示波器的，卖进口收录机电视机的，还有卖各种说不出名字的电子元件的。空气里弥漫着焊锡、塑料、和港台流行歌曲混在一起的复杂气味。邓丽君的歌声从某个摊位的收录机里飘出来，和隔壁摊位讨价还价的声音搅成一团。
我在市场里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每一个摊位卖什么，价格多少，老板是谁，生意好不好，全部记在脑子里。上一世，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年。我知道哪个摊位的位置将来会变成黄金地段，知道哪种元器件会在未来几年价格暴涨，知道哪个老板会因为走私被抓，哪个老板会靠囤货发家。但这一世，我没有钱，没有摊位，没有货源。我只有一个培训班学员的身份，和口袋里那张厂里开的脱产学习证明。
走到市场最东头的时候，我看见了他。
周衡。
他站在一个卖进口收录机的摊位前面，穿着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手里拿着一台索尼收录机正在翻来覆去地看。他比我记忆中年轻了太多——没有白发，没有发福，眼角没有那些被岁月和算计刻出来的皱纹。但他的眼神没变。那种从下往上打量人的眼神，像在给每一件东西估价。包括人。
我站住了。他没有看见我。他正专心致志地检查那台收录机，和摊主讨价还价。他的声音从人群里传过来：“这个型号在港湾区已经过时了，你进价最多三百港币。卖我四百，你还有得赚。”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被他说得脸色一僵。周衡笑了笑，把收录机放下。“你再考虑考虑。我明天再来。”
他转过身，朝我这边走来。人潮在我们之间涌动。我侧过身，低头看旁边摊位上的万用表。他从我身后走过去，白衬衫的下摆在热风里轻轻飘动。他没有认出我。这一世，我们还不认识。
我在那个摊位前站了很久。万用表的价格牌立在旁边：上海第四电表厂，MF-47型，售价85元。我盯着那个价格牌，脑子里反复转着同一个念头。上一世，周衡找到我的时候，是1986年。我在华强北的摊位刚开张，生意惨淡，连租金都快交不起。他拿着一台进口收录机来找我修，修好了，请我吃饭，说“兄弟，你手艺这么好，不如我们一起干”。我答应了。后面的事，用了一辈子去后悔。
这一世，1984年，他还没有找到我。这一世，我不会让他找到。
“小伙子，买万用表？”摊主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我回过神来，摇了摇头，转身走出市场。夕阳把深南中路照成金色，自行车流在慢车道上汇成一条河，铃铛声此起彼伏。我站在路边，把双手插进口袋。口袋里有培训班的学生证、厂里的脱产学习证明、还有一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这个月的生活费。
我沿着深南中路往回走。走过电子工业学校的校门，走过那排芒果树，走过操场上的篮球架。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球砸在水泥地上，砰砰的声响在暮色里传得很远。我走回宿舍，坐在床边，从枕头底下拿出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开始写。
“1984年9月，华强北摊位分布：东区1-50号，主营进口收录机电视机，货源主要来自港湾区走私渠道，利润高但不稳定。中区51-100号，主营电子元器件，货源来自国营厂处理品和进口尾单，利润低但周转快。西区101-150号，主营维修服务和二手设备，技术门槛高，竞争相对较小……”
我写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笔记本记满了二十页。每一页都是1984年华强北的详细调研——摊位的分布、商品的种类、价格的波动、货源的渠道、老板们的背景和性格。这些东西上一世我用了三年才慢慢摸清。这一世，我用了不到一个月。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窗外的操场上，晨雾还没散，已经有早起的人在跑步了。我躺下来，闭上眼。手搭在枕头边缘，指尖能感觉到笔记本的硬壳封面。1984年9月的晨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床沿上。我不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学徒。我是一个带着三十年技术记忆、二十年商业教训、和一份华强北全地图的重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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