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立刻答应电子研究所的邀请，但也没有拒绝。
那张名片在我口袋里揣了三天。第三天傍晚，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深圳电子研究所。研究所在上步工业区最北端，一栋四层灰砖楼，外墙爬满了爬山虎。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深圳电子研究所。牌子是木头的，漆面已经开裂了。我站在门口，把名片从口袋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推门进去。
研究所的走廊很安静，日光灯把水磨石地面照成冷白色。两侧的房间门紧闭着，偶尔传来仪器发出的滴答声和低声交谈的人声。集成电路设计室在三楼最东头。我敲门，开门的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就是那天在摊位前站了很久的那个人。他姓孟，是设计室的主任，燕京来的集成电路专家。
“进来。”他侧身让我进门。
设计室不大，四张绘图桌拼在一起，桌上堆满了图纸、铅笔、橡皮和成卷的坐标纸。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电路图，密密麻麻的线条和符号，从天花板一直垂到踢脚线。角落里的工作站和培训班用的是同一型号——从港湾区引进的集成电路设计系统，灰白色的终端，绿色字符屏幕。整个深圳只有两套，一套在培训班，一套在这里。
“你考虑得怎么样？”孟主任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没有接水杯，而是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取出一卷图纸。“孟主任，我先给您看样东西。”
图纸是我用培训班发的坐标纸手绘的，一共十二张。第一张是一台索尼收录机的电路原理图，第二张是松下收音机的电路图，第三张是三洋电视机的电源模块图……十二张图纸，涵盖了四个樱花国品牌、六种主流型号的电路设计。不是简单的抄板，是反推——从实物电路板逆向还原出原理图，再标注出每一处关键节点的电压、电流、信号波形。
孟主任把图纸一张一张摊开在绘图桌上。他的手指沿着电路线条缓缓移动，在某一个节点停住，沉默几秒，继续移动。看完最后一张，他把图纸卷起来，抬头看着我。
“你自己画的？”
“嗯。”
“花了多长时间？”
“从九月份到现在。两个月。”
孟主任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你知道我们所在做什么项目吗？”
“集成电路设计。国家‘六五’攻关项目。”
“具体一点。”
“NMOS工艺，3微米线宽，目标是设计出一块包含两千个晶体管的通用逻辑芯片。”
孟主任的眼皮跳了一下。1984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最高水平是5微米线宽，上海贝岭刚引进了一条3英寸生产线。3微米线宽、两千个晶体管，在当时的中国是天花板级别的技术指标。他沉默了几秒，然后把图纸还给我。
“这些图纸，是你自己反推的。反推能力很强。但我们所做的是正向设计——从无到有，从功能定义到逻辑设计到版图绘制。和反推是两回事。”他顿了顿，“不过，你的基础比我想的好。如果你愿意来，可以先从版图绘制做起。”
版图绘制，是芯片设计流程中最基础的一环——把逻辑电路图转化成光刻掩膜版上实际图形，每一根线条的宽度、间距、拐角都要精确到微米级。枯燥、繁琐、容错率为零。上一世，我做了五年版图绘制，才摸到逻辑设计的门。
“我愿意。”我说。
孟主任点了点头。“待遇方面，研究所是事业单位，工资不高。每月基本工资四十五块，岗位津贴十五块，合计六十块。”六十块。华强北摊位一个月的收入，好的时候能到三百。但我没有犹豫。“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下周一。”
从研究所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爬山虎的叶子被晚风吹得沙沙作响。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砖楼。三楼最东头的窗户还亮着灯，孟主任还在设计室里。1984年秋天，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最顶尖的一批人，就在那间连空调都没有的房间里，用铅笔和坐标纸，一笔一笔地绘制着中国自己的芯片版图。上一世，我没有走进这栋楼。这一世，我走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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