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舅舅周大勇回来了。
消息比人先到。镇上就一条主街，东头到西头走路十五分钟，谁家的狗生了崽，半天之内全镇都知道。周大勇蹲过号子这件事，当初传遍了三街六巷。如今他回来，消息照样没跑出去半个钟头。
陈守一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听说的。母亲端菜上桌，多摆了一副碗筷。父亲的脸色不好看，筷子在碗沿上敲了两下，没吭声。
你舅舅下午到的。母亲坐下来，夹了一筷子豆角，语气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明天在镇上饭馆摆一桌，你爸不去，我带你去。
我不去。父亲闷声说了一句。
母亲的筷子顿了一下，没接话。
陈守一低着头扒饭，没抬眼。他知道父亲的脾气。周大勇是母亲的亲弟弟，但在这个家里是个禁忌话题。每次提起来，父亲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一句那个人，连名字都懒得叫。
第二天中午，镇上唯一的饭馆。说是饭馆，其实就是三间门面，门口支了一口大锅，煮着羊汤，膻味飘出半条街。里面摆了四张圆桌，桌布上全是油渍，拿手一摸能沾一手。
周大勇坐在最里面那张桌上。
陈守一第一眼看见的，是他瘦。不是那种饿出来的瘦，是扛过事的人身上才有的那种瘦——骨头架子撑着，皮贴上去，每一根骨头都看得清楚。四十出头的人，头发已经开始白了，但精气神不输年轻人。眼窝子深，眉毛浓，笑起来嘴角往上挑，带点痞气。
左手搁在桌上。
缺了无名指和小指。剩下的三根指头上全是老茧，掌心有一道疤，从虎口一直划到手腕，像被人用刀子犁过一道。伤口早已经愈合了，疤肉颜色发白，和他黝黑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
桌上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都是亲戚和街坊。有叫大勇的，有叫老周的，更多的是用眼神代替招呼——那种又放出来了的眼神，带着三分好奇七分嫌弃，像看一条从阴沟里爬出来的野狗。
周大勇不在乎。或者说，他装作不在乎。他端着酒杯挨个敬酒，声音大得隔壁桌都听得见：来来来，大勇敬大家一杯！这几年不在，多谢各位照看我姐！
母亲坐在他旁边，脸上的笑有点勉强。她心疼这个弟弟，但在这个镇上，有个蹲过号子的弟弟不是什么光彩事。
陈守一坐在角落里，没怎么说话。他在看舅舅的手。
那三根指头握着酒杯的时候稳得很，不像缺了两根会有什么不方便。老茧的颜色比皮肤深，在指腹上一圈一圈的纹路里嵌着洗不净的黑色——那是长年摸机器留下的痕迹，不是什么体面活儿留下的。
工厂事故——这是母亲对外面人说的。但她没对陈守一说过。陈守一也没问过。上一世他没问过，这一世他记住了。
酒过三巡，周大勇的话多了起来。他讲广州。讲那里遍地都是机会，只要你敢伸手就能抓到。讲十三行的服装批发市场，一进一出就是翻倍的利润。讲他在那边摆过地摊、倒腾过服装、跟南方人做过生意——赚过大钱，也亏过大钱。
你们是不知道，他端着酒杯站起来，舌头已经有点大了，广州那个地方，不是咱这儿。咱这儿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块，那边一天就能赚这个数！
全桌嗤笑。有人嘀咕：吹牛不上税。有人摇头：又开始了，老周一喝酒就吹。有人直接问：那你咋还蹲号子去了？赚那么多钱，还干那事？
周大勇的笑容没变，但眼神冷了一瞬。就是一瞬，快得像鱼在水面上翻了个花，又沉下去了。
年轻时不懂事嘛。他一口干了杯里的酒，坐下来。
母亲在桌下踢了他一脚。陈守一知道那意思：别说了。但周大勇根本没停的意思，转向陈守一，打量了他一眼。
守一？
嗯。
高考考得咋样？
还行。够上省城大专。
省城大专？周大勇的眉毛挑了一下，完了呢？去钢铁厂？
旁边有人接话：去钢铁厂多好啊！铁饭碗！
铁饭碗。周大勇重复了这三个字，语气说不上是嘲讽还是感慨。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残缺的左手，用右手的三根指头搓了搓断指的位置，那个动作很快，像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
饭后，亲戚们陆续走了。母亲去后厨帮忙收拾，桌上只剩下周大勇和陈守一。外面太阳毒辣，知了叫得撕心裂肺，屋里倒比外面凉快些——饭馆有一台破电扇，摇着头吹，风向一阵一阵的。
周大勇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子里冒出来。他看着陈守一，眼神不像刚才在桌上那样飘忽了，变得很安静，很稳。
守一，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嗯。
你是块做生意的料。我看了你刚才的眼神——别人在笑我吹牛的时候，你在看我手。你在想这双手到底干过什么。他弹了弹烟灰，这种心思，不是十八岁小孩能有的。
陈守一没说话。
别去什么钢铁厂。周大勇往前探了探身子，压低了声音，跟我下广州。
空气好像凝住了。电扇摇头转过来的热风扑在脸上，陈守一闻到了烟味和酒味混在一起的气息。
你想想，周大勇继续说，你在钢铁厂能干啥？守着高炉烧一辈子？然后呢？下岗？就像那些国营厂的老师傅一样，干了大半辈子，一纸通知就让你回家？
白光闪了一下。
碎片。
上一世。钢铁厂。高炉前的火光，蓝工服被汗浸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下岗通知拿在手里轻飘飘的，父亲在厂门口说了句回来了也好。
画面一闪就没了。快得周大勇根本没注意到陈守一的眼神变化。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周大勇把烟摁灭在碟子里，就是第一次从广州回来之后没再回去。要是一直在那边……算了，不说这些。
他站起来，拍了拍陈守一的肩膀。那只残缺的手落在他肩上，力道出奇地稳。
你好好想想。想好了，来找我。我住你三姨家，走之前在那边歇两天。
他走了。步伐不算稳，但背挺得很直。走出饭馆门口的时候，和进来的人擦了一下肩，他侧身让了让，左手自然地垂在身侧。阳光照在那只缺了两根指头的手上，断指的位置有一小块颜色更深的疤痕，像被什么东西烙过。
陈守一坐在那里，看着舅舅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他想起了上一世。
上一世的这个时候，舅舅也说过同样的话。一模一样的话，在同一个饭馆，同一张油腻腻的圆桌前。他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句话在他心里扎了根，扎了三十二年——从十八岁扎到五十岁，一直扎到死。
上一世，他没去。
他听了父亲的话，去了省城，进了钢铁厂。舅舅后来又去了广州，但再也没回来过。母亲偶尔会念叨：也不知道你舅舅在外面怎么样了。父亲就说一句管好你自己，话题就断了。
三十二年。他从来没有问过舅舅后来怎么样了。连打一个电话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他知道，如果打了那个电话，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没跟你走？
答案很简单：他怕。
怕跟了一个疯子走上一条谁都没走过的路。怕失败了回不来。怕别人的指指点点比穷还难受。
所以他选了最稳当的路。钢铁厂。铁饭碗。
那条路一直走到死。
陈守一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两毛钱放在桌上——半碗羊汤的钱。走出饭馆，太阳白晃晃地照着，街上没什么人。
他做了一个决定。
但先不告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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