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站口的人流像决堤的洪水，我被裹挟着往前走，脚不沾地，差点摔倒。
省城的火车站比县城那个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穹顶高得吓人，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晃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广场上，仰头看着周围那些高楼大厦，它们像一根根巨大的水泥柱子，直愣愣地戳向天空，把天都挤窄了。
街上跑的车一辆接一辆，有的车头上立着个小人的标志，听人说那叫“奔驰”，一辆就得好几十万。好几十万？那得是多少个一千块？我爹娘得种多少辈子地？
我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在广场上转了三圈，也没找到去学校的公交车。
我不敢问人。穿着一身蓝布衣裳、脚蹬解放鞋的我，跟这地方格格不入，像个闯进皇宫的叫花子。我怕一开口，人家就听出我的口音，笑话我是乡下来的。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硬着头皮走到一个报摊前，掏出一毛钱买了份报纸。
“大爷，麻烦问一下，去燕京大学怎么走？”
卖报的老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看不起，更像是一种同情。
“北大？这儿是省城，北大在燕京。你坐错火车了吧？”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燕京？
我要去的是燕京，不是省城。
我买的票是到省城的，因为省城有中转站，可以从这儿再转车去燕京。但我以为省城就是燕京。我以为“省城”这两个字，就是指燕京。
我站在报摊前，腿都软了。
“小伙子，”老头递给我一张地图，“这是省城地图。你要去燕京，得从这儿坐火车，还得坐一天一夜。”
我接过地图，手在抖。
一天一夜。
我的钱，够吗？
我摸了摸兜里那点钱，心沉到了谷底。
从省城到燕京的火车票，硬座，三十八块。
买了票，我就只剩八块钱了。
八块钱，在省城，能吃几顿饭？能住几天？
我蹲在广场边上，把地图铺在地上，手指头沿着铁路线一点一点地挪。
省城到燕京，一千多公里。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站起来。
走。
我买了票，最便宜的，硬座，三十八块。售票员把票递给我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上面的字：省城——燕京。开车时间，晚上八点。
现在才上午十点，还有十个小时。
我不能在候车室干等，那儿人多，我怕丢东西。我把包袱抱在怀里，找了个角落蹲着，闭上眼睛。
但睡不着。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起我娘站在村口的样子，一会儿想起舅妈那张脸，一会儿又想起那个给我五十块钱的胖女人。
下午三点，肚子开始叫了。
从昨晚到现在，我就啃了两块葱花饼，早就消化完了。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胃里像有只手在挠。
我摸了摸兜里那点钱，咬了咬牙，去站前广场的小摊上买了个馒头。
一毛钱。
馒头是凉的，硬邦邦的，咬一口掉渣。我蹲在广场边上，就着凉水，一口一口地啃。
啃完馒头，还是饿。
我又去买了个馒头。
又一毛钱。
兜里的钱从八块变成了七块八。
晚上八点，火车缓缓启动。
这一次，我没有座位。
过道里挤满了人，连蹲的地方都没有。我把包袱垫在地上，靠着座椅，两条腿伸不直，只能蜷着。
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工作服，身上一股机油味。他看了我一眼，往里挪了挪，腾出巴掌大一块地方。
“坐这儿吧。”
“谢谢大哥。”
我坐下来，把包袱抱在怀里。
“去哪儿？”他问我。
“燕京。”
“上学？”
“嗯。”
“哪个大学？”
“北大。”
他愣了一下，竖起大拇指：“厉害！我儿子今年也高考，考了个大专。你们这些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啊！”
我苦笑了一下。
国家的栋梁。
我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还栋梁？
一路上，他跟我聊了很多。他说他是东北人，在省城打工，干电焊。一个月能挣六七百块钱，但活不多，有时候一个月只能干半个月。
“大学生好啊，”他叹了口气，“不像我们这些大老粗，一辈子就只能干苦力。你好好读书，以后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那才是人过的日子。”
我没说话。
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坐办公室，但我知道，我现在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火车在黑暗中穿行，窗外的灯光一盏一盏地闪过。每到一个站，就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车厢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我，一直蜷在那个角落里，动都没动过。
夜里两点，车厢里安静下来了。
大多数人都在睡觉，打呼噜的、磨牙的、说梦话的，什么声音都有。
我也困了，眼皮重得像灌了铅。
但我不敢睡。
包袱里装着我全部的家当：几件换洗衣服、两个煮鸡蛋、还有那张录取通知书。
我抱着包袱，眼睛半睁半闭，一有动静就惊醒。
后半夜，实在撑不住了，靠着座椅睡着了。
梦见我娘了。
梦见她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端着一碗红薯稀饭，喊我回家吃饭。我跑过去，路怎么都跑不到头，我娘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里。
“喂，醒醒！到站了！”
我被人推醒了。
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车厢里乱哄哄的，都在拿行李，准备下车。
燕京。
到了。
我跟着人群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仰头看着头顶那块巨大的时钟。
燕京，我来了。
广场上人山人海，比省城火车站还要大，还要乱。我被人流推着往前走，好不容易才挤到一个稍微空旷点的地方。
我掏出地图，找去学校的路。
问了三个巡捕，转了两次公交车，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学校门口。
站在校门口，我愣了。
那大门，比我老家的县城电影院还气派。两根大石柱子，上面雕着龙，盘着云，看着就像古装戏里的皇宫。门里头是一条宽得能并排走三辆卡车的大路，两边种着法国梧桐，叶子绿得发亮，风吹过，哗啦啦地响。
楼是红砖绿瓦的，有的还带着那种半圆形的窗户，上面镶着彩色玻璃，阳光一照，五颜六色的，好看极了。
我站在门口，腿肚子转筋。
不敢进去。
我怕门口的保安拦住我，问我找谁。我怕我这一身打扮，跟这地方不搭调。
我蹲在门口，蹲了半个小时。
最后，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中年人停在我面前。
“同学，你是新生？”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像个老师。
“嗯。”
“哪个系的？”
“经济系。”
“经济系？”他笑了，“我就是经济系的。走吧，我带你去报到。”
他推着自行车，我跟着他，走进了校门。
一路上，他跟我聊天，问我从哪儿来，家里几口人，怎么来的。我一一回答，但不敢多说，怕说多了露怯。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拍拍我肩膀：“别紧张，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当年从农村来的时候，比你还土。”
我笑了。
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让我觉得温暖的话。
报到处在一栋旧楼的一层，排着长长的队。
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负责登记的老师，她看了看，又看了看我，眉头皱了一下。
“学费交了没有？”
“交了定金，剩下的......”
“剩下的九百，开学前必须交齐。不然不能注册。”
我心头一紧。
九百块。
我去哪儿弄九百块？
“老师，能不能宽限几天？我——”
“不行，这是规定。”
我站在那里，手心全是汗。
这时候，旁边一个老师开口了：“你是贫困生？”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
“那你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去学生处填个表，学校帮你办。”
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真的？”
“真的。国家有政策，贫困生可以贷款上学。毕业以后工作再还。”
我差点当场给他跪下。
办完手续，领了宿舍钥匙，我拖着包袱去找宿舍。
宿舍楼在学校西北角，红砖房子，看着有些年头了。楼道里黑咕隆咚的，灯泡坏了也没人换，我摸着墙，一步一步往上爬。
三楼，303。
推开门，一股混合着肥皂、香烟和脚臭的气味扑面而来。
宿舍是四人间，上床下桌。已经有三个人到了。
靠门那个，穿着一件条纹POLO衫，正对着小镜子抹发胶，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苍蝇站上去都得劈叉。
靠窗那个，正摆弄一个黑色的小盒子，盒子上有个按钮，一按，就传出软绵绵的歌声。后来我才知道，那叫“随身听”，好几百块一个。
还有一个，白白净净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正坐在那儿削苹果，皮削得长长的，一圈一圈的，断都没断。
他们三个齐刷刷地看着我。
空气凝固了几秒钟。
“你是......新来的？”抹发胶的先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疑惑，好像在打量一个闯进瓷器店的大象。
“嗯，我叫李建国。”
“李建国？”听随身听的男生笑了一下，声音不大，但屋里每个人都听见了，“这名字，挺朴素的。”
我没接话，默默地把包袱放在靠门那个空着的床位上。
床板是木头的，硬邦邦的，铺上一层薄褥子，还是硌得慌。我从包袱里拿出被褥，是我娘用旧棉花套子絮的，又硬又黄。褥子上还有补丁，是我娘用碎布头缝的，五颜六色的，看着像个万国旗。
而那三个人的被褥，是那种轻轻软软的太空棉，颜色鲜亮，带着好闻的洗衣粉味。
我铺好床，爬上上铺，坐在床上，看着他们三个聊天。
他们在说高考分数。一个说考了六百二，一个说考了六百三，抹发胶的那个说考了六百一。
“建国，你考了多少？”抹发胶的问我。
“六百四。”
他们三个同时闭嘴了。
宿舍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那天晚上，我躺在上铺，听着下铺偶尔翻身的动静，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盏日光灯，没开，灯泡灰蒙蒙的，积了一层灰。
我摸了摸枕头底下那张助学贷款申请表。
九百块的学费，算是有着落了。
但我的兜里，只剩下四块六毛钱了。
四块六。
够我活几天？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上有一股子霉味，是我娘从柜子底下翻出来的，晒了好几天才晒干。
我把鼻子凑在枕头上，使劲地闻。
我闻到了我娘的味道，闻到了我老家的味道，闻到了那股子熟悉的、让人安心的烟火气。
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流进枕头里，把那一小块布洇湿了。
窗外，燕京的夜空看不见星星。
但我还是对着那一片漆黑，在心里说了一句话。
李建国，你给老子记住。
你身后没有退路。往前冲，是死；往回走，也是死。
既然都是死，那就往前冲。
冲过去，你就是人。
冲不过去，你就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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