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车停在殡仪馆后门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晨光落在职工宿舍的红砖墙上，看起来和任何一个普通的早晨没什么两样。扫地的大爷在扫落叶，锅炉房的烟囱冒着白烟，食堂那边飘来稀饭和油条的香味。
如果不是副驾上的林芷还坐着，如果不是我手腕上还留着红线勒出的红印，我几乎要以为昨晚只是一场噩梦。
“你接下来去哪儿？”我问她。
“回局里。”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那个黑色的伞形印记还在，颜色比刚才淡了一点，但轮廓很清楚，“我要调档案。”
“十年前的？”
她点了点头，推门下车。晨风吹起她的风衣下摆，她站在那儿，背影挺得很直，但肩膀是绷着的。我知道那种感觉——当你用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在一夜之间被撕开一道口子，你要么拼命把它缝回去，要么就顺着那道口子往下看，看看下面到底藏着什么。
林芷是后者。
我看着她走远，然后才下车，拎着帆布包往后院走。
老馆长的办公室在最后一排平房，门口种了两棵半死不活的苏铁，叶子黄了一半。我敲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喝茶。
桌上摊着一张旧报纸，日期是十年前。我不用凑近看，就知道是哪一张——这种老报纸，殡仪馆的柜子里多得是，发黄，脆，一碰就碎。
“回来了？”老馆长没抬头，吹了吹茶杯里的浮沫。
“回来了。”
“收干净了？”
“没。”我拉开椅子坐下，“东西跑了。”
他把茶杯放下，终于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浑浊，但瞳孔深处有一点很亮的东西，像藏在泥里的玻璃碴。
“跑了就跑了。”他说，“本来也没指望你能一次收住。”
“那把伞上有字。”我说，“周。”
老馆长没接话，只是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推到我面前。
最上面是一份死亡证明，死者姓名：周建平。死亡时间：十年前，11月7日。死因：高空坠落。
我翻到下一页，又是周建平。死亡时间：九年前，3月14日。死因：溺水。
再翻一页，八年前，心脏病发作。
每一份死亡证明上，都有同一个名字，同一个身份证号，但死法各不相同，时间间隔一年左右。
“他每年死一次？”我问。
“不是每年。”老馆长说，“是每十年。今年是第三个十年。”
我盯着他。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不是人，也不是鬼。”老馆长端起茶杯，茶已经凉了，但他还是喝了一口，“他是‘锚点’。那个东西把他钉在这儿，每十年借他的身子出来走一趟，看看这个世界有没有变。”
“看看有没有变什么？”
“看看有没有人能把它送走。”
我后颈的胎记又开始发烫。
“为什么是我？”
老馆长放下茶杯，从桌下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摞黑白照片。他抽出一张，推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三个男人，站在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笑得很开心。背景是还没封顶的十七号楼。
“左边这个，叫刘三。中间这个，叫赵六。右边这个，叫孙九。”他一个个指给我看，“十年前，他们三个一起失踪，没留下尸体，也没留下血。巡捕查了半年，最后定性为‘意外失足，遗体未寻获’。”
我看着那三个人。他们的脸很陌生，但那种笑容很熟悉——是那种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还能赚很多钱的年轻人的笑。
“周建平是他们三个的工头。”老馆长说，“他没死。或者说，他死得最彻底。”
“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了。”
“看见什么？”
老馆长没直接回答，而是从盒子里又拿出一张照片。这一张不是工地合影，而是偷拍的——画面很模糊，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用长焦镜头拍的。
照片里，十七号楼的楼顶，站着一个人。
背对着镜头，撑着一把黑雨伞。
伞柄上，隐约能看见一个字。
周。
我盯着那张照片，喉咙发紧。
“那天晚上，周建平一个人上了楼顶。”老馆长慢慢说，“第二天早上，下面的人发现他不见了。三个月后，刘三失踪。半年后，赵六失踪。一年后，孙九失踪。再后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建筑工人死在这栋楼里，死法都不一样，但现场都有一个共同点——”
“没有脚印。”我接上去。
“对。”他看着我，“没有脚印，但有影子。”
我猛地想起昨晚天花板上的那团尘埃，那条裂缝，那把黑雨伞。
“他们没死。”我说。
“他们也没活。”老馆长说，“他们被‘它’吃了。吃得只剩一点影子，挂在楼里，替它守着那个锚点。”
“那我是什么？”
老馆长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扫地声都停了，锅炉房的汽笛响了三声。
然后他说：
“你是饵。”
我坐在那儿，一动没动。
饵。
用来钓鱼的饵，用来捕兽的饵，用来把那个东西从楼里引出来、然后想办法收掉的饵。
“我七岁那年，在太平间……”我慢慢说。
“你没死。”老馆长打断我，“你差点死了。有人把你捞了回来，代价是——你得替他守着这儿。”
“守多久？”
“守到你死，或者它死。”
我站起身，抓起桌上的照片，转身往外走。
“沈略。”他在后面叫我。
我没回头。
“守则第三条，”他说，“别信老馆长。”
我停了一下，没说话，推门走了出去。
外面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但我只觉得冷。
我回到宿舍，关上门，拉上窗帘，从床板底下摸出那本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是我自己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是刚入行时记的：
收尸人守则：
一、不收活人的钱。
二、不看黑雨伞。
三、别信老馆长。
原来第三条，不是玩笑。
我拿起手机，拨通林芷的号码。
她接得很快。
“沈略？”
“档案调出来了吗？”
“调出来了。”她的声音有点哑，“十年前，东郊烂尾楼，三个工人失踪。名字是刘三、赵六、孙九。他们的家属去年集体申请了死亡宣告，但就在上周——”
“上周怎么了？”
“有人看见他们了。”
我握紧手机。
“在哪儿？”
“在十七号楼。”林芷说，“就在周建平死的那天晚上。保安说，他看见三个人从楼里走出来，上了路边的一辆白色面包车。”
我低头看了看窗外。
我的车，就是白色的。
面包车。
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