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号仓没有地址。
陶师傅指出的附件是一页转运沿革，上面只有项目编号和上一接收单位，旁边的联系人栏被涂成了黑块。不能凭零号两个字推断出藏着另一座仓，也可能只是内部命名。
他把这个疑点写进自己的工作记录，交给站方和来核对的人，不把附件带走，更没有宣布设备来自什么犯罪集团。
我站在门外听完，发现自己很想沿那条黑线继续往里看。
前面一夜，谁说一句话我都想追到底。到了这时候，才分清想知道和有权去查不是一回事。
与我有关的旧厂资料，已经有正式争议记录。LC-47的来源和验收需要由后续人员核对。我不能为了某个更大的答案，把今天好不容易分开的证据又塞进自己的袋子。
六点十分，负责后续核查的工作人员再次向我确认实际入职和到场时间，问我是否允许提交属于我的证明材料用于这项核验。我逐份读清用途，只提供与身份冒用相关的部分，并保留交付清单。
对方没有当场给我一份郑衡有罪的结论，也没有保证我三天内拿到工钱。
我收到的是事项已接收、后续配合的安排。
听起来不大，拿在手里却比郑衡所有回头再说都重。
叶真走出办公室时，天色终于泛白。
她一夜没有换外套，肩上搭着个帆布袋，袋口露出普通饭盒。她站在我旁边，问我是不是把她也写了进去。
我说自己陈述了她向我出示八号附件、说明录入来源的经过。后面保全申请是她自己发的，调查怎么评价那些步骤，不由我决定。
她点了点头，却没走。
“我录那些名字的时候，真以为后面会有人核原件。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拿来签设备。”
“那你按这个说。”
“可我后来知道照片和日期不对，还想着先把这批做完。”
这一次她没有再问有没有关系。
我也没有拿一句谁都不容易替她消掉这件事。她需要的不是我替她演一次宽恕，是自己说完整，然后让事情按完整的话去查。
她看着自己饭盒，忽然笑了，很苦。
“我妈给我带的。我昨天跟她说，月底忙点，忙完就好。”
我说我母亲也留了饭。
这两句不能把两个母亲的担心换成清白。可它们让我不再只看见资料室里一个翻扣工牌的人。
她往公交站走时，郑衡从办公室叫她回来，说还要补几份文件。
叶真停住，问补什么、保留旧版本没有、谁负责核对。
郑衡没有马上回答。
她站在那里等，没有再凭一句按名单先录就往回跑。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保住这份工。至少这一步由她自己问了出来。
六点四十，本来要走的LC-47还在黄线里面。
不是因为它闹鬼，也不是有人一夜发现了所有罪证。
它只是没有得到一次能被证实的合格验收，站方又收到暂停出库的指令，因此暂时不能按原安排走。
杜师傅从车里下来，拿着调度发的新安排。今天换去另一处收货，空跑时间如何结算还得跟派车方核。他把手套往兜里一塞，对我说，你们再有事早点讲。
我说昨晚一看见就讲了。
他想了想，拍一下车门：“不是说你。说他们。”
这不是一场盛大的和解。司机没有拥抱我，老许没有给我留新的工作，郑衡也没有在人群前低头认错。
车发动时，我往后退，给它正常离开让路。
这一回，我知道没有一台写着我已经验过的机器被放在车上。
七点，老许交班。
新来的门岗翻到夜更簿末页，看见密密麻麻一夜的记录，皱了皱眉。他问怎么这么多，老许说多就慢慢看，没法用一行安全正常代替。
两个人按流程点钥匙、核门岗事项，涉及争议的旧牌单独登记，不再给下一个沈更刷。
轮到我，我没有钥匙可交了，工具也没领走。
十九点开始的夜班，没到七点就被取消。
纸上的另一班却更早，从九号开始，一直没有真正结束过。
我在自己的最后记录旁写明离开现场、未完成任何技术验收，请接班人员不要以我名义补交接。老许看过，让我签真实这行，旧本仍由站方按保全要求存着。
我不把别人手里的本子当成自己的胜利奖品。
周既白送我到公交站，问去不去医院看李游。我说改天，他需要休息，我也要先回家。
她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我，只用于后续这一项巡查核验，不承诺任何时候替我找所有资料。我同样没请她帮我追零号仓。
她摘下帽子，头发贴着额角，终于显出一夜的疲惫。
“你今天至少没把那台东西修好。”她说。
这是我学维修以后，第一次因为没有修好得到一句肯定。
我笑了一下，没笑出声音。
公交车来，我把早餐纸袋抱在膝上。路上太阳从楼缝里一点点移出来，玻璃映着自己那张脸，和旧工牌里油点还没擦掉的照片一样年轻，也一样笨。
我仍会想去修机器。
只是以后得先确认，拿工具的那双手，最后会被写成做过什么。
到家附近时，母亲已经开了店。她看见我衣服脏，先拿一块干净布叫我擦手，没问案子破了没有。
她听了大半经过，问钱有没有结。
“还没有。记录留了，后面去核。”
“那明天找别的工。这份能不能回来，以后再说。”
她把留的饭热起来，锅盖一揭，水汽扑到脸上。我握着筷子，突然不知道先吃还是先把纸袋放好。
隔壁卖面的人过来取碗，听说我回来了，问明天能不能看看他那台停用的小电机。我先问型号和故障，不答应当天一定修好，也不接自己资质以外的活。他说不急，先看，能做再谈钱。
我把明天下午记下来。那不是能立刻抵上一夜工资的大生意，却是一份不用我先在空白结论上签名的活。
母亲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空饼干盒，把桌上的油布挪开，给我留了一块干净地方。
“纸放这里。饭趁热。”
我吃了第一口，眼泪就掉进碗里。
不是委屈终于全被讨回来。
有些还没有。
只是那张写我已经验过的纸，没有把我现在坐在这里的人一同带走。
我睡到下午，被敲门声惊醒。母亲隔着门问是谁，是楼下代收点的人，来送上午投递的普通快件。
没有陌生人直接闯进店里。寄件栏写着设备协作资料，联系电话是空的，只有一串送件批次号。
母亲没拆，等我自己核对收件人。我把外包装和送达信息保留，再打开那只比昨晚更薄的纸袋。
又是一张旧工牌。
名字不是沈更。
陈启，维修协作。
他是原厂关门前带我最后一班的人。厂子停后，他去了别的城市，我们已经两个月没联系。
牌背面也贴着一小张纸。
十月十一日，复查完毕。
不是六号仓的章，是零号。
袋里还有一张普通纸条，只有一句，没有落款。
他那天也没去。
我没有把它当成陈启的口供，没有按袋上的不明号码回拨，更没有带着牌往一座没有地址的仓库闯。
我先拨了自己通讯录里陈启原来的电话，准备确认他是否安全，再把新收到的材料按原渠道报明白。
等待音响到第三声，电话接通。
陈启开口却没有叫我的名字。
“请问，你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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