簿房很小。一张桌。一把椅。一个笔架。桌上摊着一本没有纸的簿子，簿子上也没有字。可穿青衫的那个人坐在这张桌子后面，像坐了一辈子。他抬起头看我，笑了笑。穿青衫的那个人说：这位先生，你终于肯抬头了。
去名册库要过一道月亮门。月亮门上挂着一块小木牌，牌子上写“簿房”。牌子下面那道门框上有一层水。不是雨。昨天下过雨，今早停了，院里别的砖都干了，只有这一道门框底下还在渗水，渗得慢，一刻钟才滴一滴，滴在门槛上，砸出来的坑跟指甲盖那么大。老猫推了推我。
“进去。”老猫说。
“掌簿让我去名册库。”
“名册库在簿房后头。你要去名册库，就得过簿房。”老猫的手从布包上收回来。
我说：“那为什么是掌簿在里面等我。”老猫看了我一眼。她没说。她把布包背带往上提了提，站在月亮门外。
“我在这儿等你。”老猫说，“一炷香。”
“超过一炷香呢？”
“超过一炷香，你就当我在外面。”老猫说，“我说过，我不解释我为什么懂。”
她从布包里掏出一根线香，点上了，插在门框上的一个小铁槽里。香很细。她点香用的是牙咬开香头那一下——她两只手都不空，左手抱着布包，右手在衣襟上擦了两次才去捏香。擦完那两只手她没有再碰包。
我进门了。簿房真的只有一张桌。桌上三样东西。笔、砚、簿子。桌后面坐着一个人。他穿一件青衫，洗得发白。领口磨出了毛边。他很瘦，坐得很直，两只手放在桌面上，左手压着簿子，右手捏着一支笔。
笔尖是干的。他抬头看我。他不是飘着的。他的脚踩在地上，两只布鞋，一尘不染。他有影子，影子很短，缩在椅子底下。我看见他的右手小指翘着。翘得不高，也就一点。我站在门口，忘了往前。
“沈先生。”青衫说。我一愣。
“方才堂上，你报了一遍名字。”青衫说，“堂上报名字，三十年来，你头一个。”
“我叫沈昭。”
“我知道。”青衫说，“我记了三十年，还没记到第二个。”
他站起来，走出桌子后面。他走路没有声音，青衫的下摆扫过地面，地面不响。
“请坐。”屋里没有第二把椅子。他指了指我面前的地。
“坐。副本里不讲究这些。”
我看了他一眼，坐下去了。地上是砖，砖是凉的。凉得不对。这砖不是放了一夜的凉，是从井里捞上来晾的那种凉，凉里有水气，水气往上顶，顶在脚心上。他在那张桌后面坐回去，把笔搁上笔架。
“你问我为什么在这里等你。”青衫说，“我告诉你。”
“因为我让你去名册库。”
“不是。”他把簿子往我这边推了一寸。
“是因为你在堂上说了一句话。”青衫的手按在簿子上。
“哪句？”我说。
“‘它叫了我三遍，我不能不答。’”我把它重复了一遍。
他抬起眼看我。他的眼睛很老。老得不像三十岁的样子，可他的脸是四十岁上下的脸。
“沈先生，你错了。”青衫说，“它叫了你三遍，你确实不能不答。可你先叫了你的名字。”
“我没有先。”
“你有的。”青衫说，“你的手放在胸口，你吸了一口气。你在开口之前，已经决定要说了。”
“因为我不能不答。”
“所以我说你错在这里。”青衫把手放在簿子上，“规矩是给不答应的人定的。沈先生，你可以不答。你可以跪下，可以磕头，可以装死，可以什么都不说，只是不说。”
“我试过。”我说，“我什么都没说。”
“你什么都没说，你就站着。”青衫说，“站着也是答。它等了三遍，是因为它知道你会答。”
他说完这句，屋里静了一会儿。我听见外面那根线香烧了一点。
“我说不过你。”
“你不用说服我。”青衫说，“我这里是记案子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他停了一下。
“可你偏偏坐下来了。”青衫说。
我坐在这儿看他。我在殡仪馆三年，见过的家属分两种。一种是哭的，哭的人我不用管，我给他们递纸、递水、把孩子的鞋摆正。另一种是不哭的，不哭的那种人站在我旁边，看我工作，看得很仔细。不哭的那种人，我从来不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等下会自己说。眼前这个就是。他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两只手放在桌上，等我，等得很稳。他跟那些家属一样，只是他等的是另一个东西。他等的那个东西，摆在桌上那本没有纸的簿子里。
＊＊＊
“你为什么叫我先生。”我说。他笑了。那是真的笑，眼角皱起来，笑得很客气。
“因为我姓掌，名簿。”青衫说。
“掌簿。”我叫了一声。
“或者你就叫我掌簿。”掌簿说，“全阴司衙，都这么叫。”
“那你的名字呢？”我说。他拿起笔，在指间转了半圈。
“名字这个东西，在你们这边，是喊出来的东西。”掌簿说，“在我们这边，是写下来的东西。”
“那你叫什么？”
“你为什么问这个？”掌簿说。
“因为你要我报名字。”我说，“三十年，你让四百九十七个人在这间堂上念过名字。念的是别人，报的是你自己——你自己一次都没报。”
他的笔停住了。就停在半空。停了大概两秒。然后他把笔放回笔架上。放的时候他让笔尖朝上，放完还用手指把笔杆扶正了一毫米。
“沈先生，”掌簿说，“你这话问得外行。”
“哪里外行？”
“堂上规矩，堂上人守。”掌簿说，“我守了三十年。三十年前我也很想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一行。”
“后来呢？”
“后来没有后来。”
“那是你卖掉了。”老猫的声音从门口传进来。
我不回头。我听得出来是她。她是走到门槛边上了，声音从外面送进来。老猫很少说这么直的话。掌簿也不生气。他把手里的笔又拿起来，在砚台上蘸了蘸。
“卖。”掌簿把这个字在嘴里含了一下，“也可以说换。”
“换什么。”
“换一整套规矩。”掌簿说，“换六个副本，换七百条明文禁令，换三十万册没烧完的卷宗，换一个地方——”
他停了。
“换一个地方，让这些案子不至于散。”
老猫没说话。掌簿把笔在砚台边上刮了两下。刮的是笔尖的外侧，刮完他把笔提起来对着窗看了一眼，笔尖上挂着一滴墨，那滴墨没有掉下来。
“这位姑娘在阴司衙外面待了七年。”掌簿说，“她应该知道，堂上一年结多少案子。三百七十二件。三十年了。”
“我当然知道。”
“一年三百七十二件，三十年，一万一千一百六十件。”掌簿说，“这些人，本来一个都不会剩。”
“卷宗三把火就没了。名字没人记得。坟是空的。”
“人在下面叫，上面没有人应。”他把笔举起来，对着那本没有纸的簿子。
“我要让这些事有一本簿子。”
“有人骂我。”掌簿说，“骂我弄了个吃人的地方。骂我一天判三百七十二条人命。骂我第七条。”
“第七条是我写的。”我的耳朵烫了一下。
“你写的？”我说。
“三十年前我写的。”掌簿说，“那时候我在村里做账房。”
“你是那个账房先生。”
“我不是先生。”掌簿说得很平静，“我是账房。先生在东家那头，我在灶房外头那间。”
“我一天记两样东西。”
“一样是收了多少钱。”
“一样是谁家的孩子，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没的。”
“村里人不识字，所以没人自己记账。死人是我记的。活人也是我记的。”掌簿低下头，看着簿子。
“我不识多少字。可我记得住。”
“三十年前有个夜里下大雨，账房地漏了。我把账本挪到高处，人没挪。”
“我在水里泡了一夜。”
“我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支笔。”
“我攥了一夜，笔都没松。”掌簿抬起头。
“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记着。”
＊＊＊
外面有靴子落地的声音。不重，可很实。一下，又一下，走得不快。掌簿把笔放下了。他放笔的时候把笔尖朝下压了一下，压在笔架的凹槽里，压得很稳。秦荼从他身后那道屏风似的门里出来。院子在她脚下。
那院子我进来的时候从月亮门外瞥见过一眼，是一方天井，四面墙，地上全是水——不是塘，是雨积起来的那种水，铺满一整块地，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灰。一个院子全是水。可她没有溅起水。她走过水，靴子踩下去，水面凹一下，再抬起来，水面合上。她的官服下摆离水面还有半寸。
她的官服是干的。下摆是干的，衣襟是干的，腰带是干的。那块青布上连一个水点都没有。我在殡仪馆见过很多种干。有烤干的干，那是脆的，摸上去发涩，凑近有一股味。有晾干的干，那是平的，会起皱。有喷过定妆的干，那是滑的，指腹按下去不留印。
她的干不是那几种。她的布还是布，硬的，垂的，一提起来会自己落回原处。一个人站在一个全是水的院子里，出来的时候身上一点水都没有。她进门先看地上。看了一会儿，她抬起头。
“袖口的线。”秦荼说。掌簿的手在案上顿了一下。
“什么线？”
“你袖口那两寸。”秦荼说，“针脚一针长一针短，全歪在同一个方向。”
“还能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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