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很多年，孟姜每年都来一次。她带着两样东西：一束白菊，一壶酒。她把酒倒在水塘边上，把白菊放在酒旁边，对着空气说几句话就走。她从不问“他在哪儿”。因为她也知道——他不在了。又从没有不在。
阿窈走出阴司的那天，我送她到桥头。桥还是那座桥。木的，桥栏上的漆掉了一半。三十年前，她就是在这儿等着我爹来找她的。三十年后，我从这儿送她走。
“过了桥就是阳间。”掌簿站在桥那头说，没有跟过来，右手小指翘着，“你现在还能过。第七条破了，她能过，你也能。”
“我过了桥，能干啥？”我的手在桥栏上按平，“回去上班？化妆？对着死人的脸过日子？”
“能活。”掌簿说，“你回去，还是沈诒。你还能被机器读到名字，你还是个有名字的活人。”
我笑了。我按了一下胸口：“可我的名字已经签在第七条上了。”
“签了，就是阴司的人了。”掌簿说得很慢，像在念一条规矩。
“签了，我就是个有名字的死人。”我把手从胸口放下来。掌簿沉默了很久。
“你想清楚。”掌簿说。他的眼睛落在我鞋前那一块木板上。
我没想清楚。我从来就没想清楚过任何事。
送遗体的路上，推车的人不说话，不笑，不跑。推歪了不算错，推快了家属要心疼。走哪一侧，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抬，都是定死的。定死了才不出错。
我抬脚往前迈。脚下一沉。我低头——我还站在原地，一寸没动。我蹲下去摸桥板。木头。凉的。有纹。是实桥。沉下去的是我脚底下那一步。
可我看见了另一样东西。桥那头，站着一个穿睡衣的女人。棉拖鞋，头发乱着。就是副本里被我们拉进来那一晚，站在我旁边看红轿的那个女人。那一晚她替我撕了一截袖口的布，缠在我虎口上。她撕的时候牙咬着布头，眼睛不敢看我。
三十年过去，她站在桥那头。她那一身还是那身棉睡衣，可鞋换了——是布鞋，不是棉拖鞋了。她还在笑。然后她没有转身。她的笑停在那儿。不是收了。是停住了——嘴角在那个位置，眼角的纹在那个位置，脸上的肉一动不动。
我在桥这头站着看她。我数到一百。她一直是那个样子。我等她转身。等了很久。她没有转。我不知道她在那一头站了多久。掌簿只说了一句：她在外面等着。等你喊她一声可以走了。我冲着桥那头喊：“可以走了。”
声音出去了。没有人应。她没有动。她的笑还停在那儿。可我知道她听见了。桥那边最后一点光，慢慢暗下去。暗得很慢。暗到一半停了停，像有人在那头扶着。然后它才暗完。我转回来。
“我就是沈诒。”我按着胸口站直，“沈诒三十年前就淹死了。活下来的那半个，是他的名字在找人。”
“你——”掌簿的声音在桥那头断了一下。
“我要留下来。”我按着胸口的手没有拿开，“不是为了赎罪。”
“我爹害了她，我替我爹赎。我自己没做错过什么，可我是沈家的种，沈家欠她的。”我朝桥那头抬了一下下巴。
“可我还不是为了赎罪。”我把脸从桥那边收回来，“我是不想一个人活。”
“人活着，得有个念想。”我伸手把桥栏上卷起的那一卷漆抠下来，“我这辈子没什么念想。就想过一件事——让阿窈能走在阳光底下。”
我用指甲在桥栏那道旧刻痕里划了一下：“她走了，我活着，图什么？”
“她走了，我也不走了。”我把指甲从刻痕里抽出来，“我就当这条规矩。”
掌簿看着我。很久很久。然后他笑了。不是那种假笑。是真的笑。笑得眼角都皱起来了。
“沈家的人，”掌簿的声音落在我鞋前的木板上，“怎么都一个样。”
掌簿的手指在笔杆上按了一下：“我三十年前蹲在塘边，写了三十年——塘中一妇，无名。”
掌簿的笔尖在自己掌心点了一下：“你也一样。你蹲在这儿，蹲了三十年。”
“我们沈家的人啊，”他右手小指翘着，“就爱蹲着。”
我也笑了。
“我蹲着，我等她。”
我把手插进袖子里。他的脚步声在桥板上顿了一下。我抬起眼看他。他没有回头。“她现在算什么。”
掌簿的声音从桥那头飘过来：“算在册。”
我的手指在袖子里收住：“在册是活着，还是走了。”
他停了很久才答：“走是走了。”
我的喉咙发紧。他说：“可她那一页上写着‘待查’。‘已结’是办完了。办完的事，没有人再翻。‘待查’是还在查。还在查的案子，人就在册上，人就还在。”
我的指甲掐进掌心：“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掌簿没有答。
掌簿没有再说话。他只是把手里的笔，在袖子上蹭了蹭，收起来了。然后他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
“对了。”人没有回头，“还有件事。”
我抬起眼：“你说。”
掌簿的声音从桥那头传过来：“孟姜来过。”
我心跳了一下。他说：“她在现实里给你立了个衣冠冢。”
我的手指头，攥紧了。掌簿把她那句话学了一遍：“她说，他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不吭声，死了更不吭声。可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没了。”
“立衣冠冢得有个名儿。”他说，“她不知道你叫什么。”
掌簿的手在笔袋上按了一下：“她只知道你是个殡仪馆化妆师。”
掌簿的声音压得更低：“她刻的是无名氏。”
我站在桥头，没有说话。我把手放在桥栏上。栏杆上的漆掉了大半，掉的漆卷在木头上，一卷一卷的。我用指甲抠下一卷，底下是白木，白木上有一道很深的旧刻痕。不是字。是有人拿刀在木头上试过手，试了很多下。
三十年前她就在这桥上坐过。坐的人不一样，下刀的位置是同一个。他说：“你要是哪天想改，让她改。”
他接着说：“她现在在市三院家属院，能找着她。”
我抬起头：“她住精神病院？”
“我没查。”他说，“我查了就犯规了。”
我把手从刻痕上收回来：“你连她在哪儿都不查。”
他说：“查了就有人知道有人在找。”
我把手在桥栏上收紧：“谁查？”
掌簿答得很快：“办手续的人。”
掌簿把笔尖在那道旧刻痕上比了比：“办手续的人会问一句，逝者姓名。”
掌簿的声音压下去：“名字一报上去，人就到了。”
我闭上眼睛。孟姜。那个话少手稳的实习生，在纸人巷里被周小满的死吓得脸都白了，还是没跑。她在现实里给我立了坟。因为不知道我叫什么，刻的是无名氏。
眼泪下来了。我把它擦在手背上。
不能对着死者的方向哭——眼泪掉在盖布上，家属看见了要跟着难过。这规矩我守了三年，今天守不住。我把脸往边上转。眼泪还是掉。桥板三十年没干过，木头吃水，一滴下去就没有了，连个印子都不留。
后来的事，我知道一些。“沈诒”这两个字，是我托人带出去的。带出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它笔画这么多。
她刻碑的时候手抖了一下，诒字刻歪了。她想重刻。我托捎话的人又跑了一趟，带回去三个字：就歪着吧。
刻完她退了两步。立碑都要退两步看整块，站近了只看得见笔画。她退两步，站住，又往前挪了半步。
她挪那半步的时候不看碑，看手。手上全是石粉。石粉进了指甲缝，是白的。石粉底下还有一层别的：黑，洗不掉，黑得发青，渗在掌纹里——那是她在阴司衙替我按住案卷角、按了一整夜的那只手。出了副本，那层墨跟着她出来了。她搓到皮都红了，还在。
墨进了肉就是进去了。她一整天没有洗手。
碑座旁边放着一只笸箩。旧竹的，编得密，边上磨得起了毛，是常年提着走的。笸箩里没有线，只有一件黑短褂。叠得很方，领口那圈毛边收得整齐，袖口留着一截没缝完的针脚——一针长，一针短，全歪在同一个方向。
那是只有两只手、一只用针一只扶线、扶线的那只把线拽偏了，才缝得出来的走线。
她缝了三十年。碑上刻的是两个字，褂子上缝的是她没说出口的那半句。一样歪。一样都没重做。
碑立在枣树底下。石料是新凿的，边上还没长苔。树是她种的。八月的枣熟，她来摘。摘一筐，摊在碑前头晒，晒好了拿红纸包了，一包一包塞在碑座底下。
阿窈走之前来找过我一次。就是那座桥。她站在水边，还是那身红衣，还是湿的。可她没有再往水里沉。
“沈诒。”她说，“我要走了。”
她转过脖子，转得很慢，像后颈上有什么东西拽着。“我要去看一眼我娘。”
她一句一顿：“我临死前最后见的一个人是沈砚。他在塘边蹲着。”
“我一辈子没机会叫她一声娘。”她说，“我想去找她。”
“我陪你。”
“不用。”她看着桥那头，“你现在是不能被叫名字的人了。你陪我走，就没人知道你去哪儿了。”
我按了一下胸口：“我记住了。我一直记着。你就顺着这个名字走。”
“我一个人走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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