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把手机收回口袋，往座椅靠背上靠了靠，闭上眼。但他没有休息。他的神识沉入了丹田——那面银白色的镜湖此刻几乎已经完全干涸了。湖面缩小到只有筑基时的一个角落那么大，镜面上遍布细密的裂痕，边缘的金色纹路全部消失，只有正中心一点极其微弱的银光还在亮着，像是即将熄灭的蜡烛上最后一点火苗。他把意识贴近镜面，感受那点银光的温度。很凉。不是冰冷，是一种像深秋井水一样的清凉。它在——它在极其缓慢地恢复，速度比他预想的还要慢，但它在恢复。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车子已经驶出了江城界，路牌显示距离省城还有一百二十公里。这时杨杰的手机再次震动了。
一串陌生号码。他接起来。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而谨慎，像是在说话之前先确认了周围环境是否安全。杨杰认出这是刘启民的声音——他之前在车上给刘启民打过一通电话。
“杨杰。你父亲留下的东西，我知道在哪里。他要我告诉你一句话。”
“你说。”
“什么东西都可以烧掉，但人不能烧。烧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杨杰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这句话不是刘启民自己的话。这是江国涛说的。它被另一个男人记在脑子里，存了整整十三年，现在原封不动地递到了他耳朵里。“我要你，自己来拿。”刘启民说。
“你在哪里。”
“省城中医院，住院部九楼，康复科九〇三病房。我父亲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了。我每天晚上七点以后都在。”他停了一下，像是犹豫了片刻，然后压低了声音加了一句，“你来的时候，不要走正门。”
电话挂断了。杨杰放下手机，发现周成正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一秒，然后周成把方向盘一打，别克凯越在下一个出口驶离了高速，朝省城市区的方向拐了进去。
省城中医院是一栋灰白色的老式建筑，外墙的瓷砖在多年的风吹日晒下已经泛黄发暗，有几块还脱落了，露出了下面深灰色的混凝土。住院部在门诊楼后面，穿过一条种着法国梧桐的窄路就能到。杨杰按照刘启民说的没有走正门，而是从住院部侧面的消防通道绕到了后门。后门的门禁已经坏了，门虚掩着，门口堆着几个废弃的氧气瓶和两把掉了腿的候诊椅。他推门进去，沿着楼梯走上九楼。
康复科走廊里的灯光很暗，有几根灯管坏了还没换，明灭不定的白光在走廊地面上投下不断跳动的影子。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旧床单混合的气味，偶尔有一两个护士推着推车经过，车轮在塑胶地面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九〇三病房在走廊尽头，门半开着，里面透出暖黄色的台灯光。
杨杰走到门口，抬手轻轻敲了两下门框。里面传来压低声音的对话，几秒后，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迎到门口。刘启民大约四十岁出头，清瘦，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深蓝色衬衫，袖口的纽扣扣得一丝不苟，但衬衫领子上有几点没洗干净的茶渍。头发剪得很短，鬓角已经花白了，眉间有两道很深的竖纹，是常年皱眉思考留下的痕迹。他的表情很警觉，目光在杨杰身上迅速扫了一遍——不是不信任，是一种职业习惯，像是在第一次见委托人之前先打量对方会不会对自己的案子构成风险。
“杨杰？”他的声音低沉，微微带着砂纸打磨过一般的沙哑，似乎是与病榻上的老父亲低声说话太多年养成的不自觉习惯。
杨杰点了点头。
“进来吧。”刘启民往旁边退了一步。
病房不大，两张床，靠里的那张空着，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暖水瓶和一束已经干枯的康乃馨。靠窗的病床上躺着一个老人，身上盖着洗得发硬的白色床单，床头摇起来大约四十五度，老人半躺着，头歪在枕头一侧，嘴角微微下垂，口水沿着嘴角流下来，在下巴上留下一道亮晶晶的痕迹。他的眼珠是浑浊的灰白色，但眼白里还保留着几道暗红色的血丝，那双眼珠缓慢地转动着，在看到杨杰走进来之后停了片刻，然后继续转动，移向站在床边的儿子。
老人正是刘德柱。
他瘫痪了。身体几乎完全不能动，只有右手的三根手指还能勉强曲张，左手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说话是不可能的——气管切开过，虽然伤口已经愈合，但声带受损严重，只能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气音。但他的眼睛还能动。当刘启民凑到他耳边，提高了声音说“爸，这是**的儿子，来看你了”的时候，那双浑浊的眼珠忽然定住了。然后老人的眼角开始分泌泪液，泪水沿着深深的皱纹淌下来，流进耳朵里。他的右手三根手指开始在床单上急促地屈伸着，指甲刮着棉布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拼命地想要抓住什么。
刘启民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条干净毛巾，替父亲擦掉眼泪和口水，动作娴熟而轻柔，显然已经做过无数次了。擦完之后他把毛巾叠好放回抽屉，然后拉过一把折叠椅放在杨杰面前。
“坐吧。”
杨杰坐下。他注意到病房窗户的窗帘是拉上的，但窗帘布很薄，外面的路灯光透过布纹洒进来，在墙上投下暗淡的橘黄色光斑。窗台上放着一个旧式收音机，天线折了一截，用胶带缠着。收音机旁边是一个相框，相框里的照片他见过——就是老冯饼干盒里那张，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七日，一群码头工人站在老式龙门吊前的合影。刘德柱把这张照片放大洗了出来，放在自己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的地方。
“我爸刚转到这家医院的时候还能说几句。”刘启民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声音压得很低，“后来那年冬天感染了一次肺病，上了呼吸机，拔管之后就不能说话了。现在跟他交流全靠猜——他眼睛往左看是‘对’，往右看是‘不对’，眨两下是‘很重要’。”他苦笑了一下，那抹苦笑消失得很快，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我这几年别的没学会，看他眼珠子比看判决书还准。”
杨杰把帆布包放在脚边，从里面拿出韩同生留下的那本硬皮笔记本，翻到二〇〇二年那一页，摊开来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刘启民低头看了一眼，当他看到防波堤七号闸”几个字旁边那个红笔圈和圈里的“老孙偷货”四个字时，他的表情变了——不是震惊，而是“终于等到了”的那种深沉而无声的释然。
“孙广军。”他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像在法庭上念出一份证据编号，“你们查到他了。”
“还没有。”杨杰说，“但你父亲认识他。你父亲是七号堆场的仓管员，孙广军是码头上的人，他们一定打过交道。”
刘启民沉默了一会儿。他弯腰从病床底下拉出一个老式旅行袋，拉开拉链，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个文件夹和几个牛皮纸档案袋。他从中抽出一个档案袋，打开，从里面倒出一叠发黄的纸片和几张老照片，然后捡出其中一张照片放在小桌上。
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浓眉深目，表情严肃，穿着一身工装，站在一个铁皮棚子前面。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陈志强。二〇〇二年摄于东港三号堆场值班室。”
杨杰看着照片上的人，忽然觉得这张脸有些眼熟。他在记忆里搜索了很久，然后忽然想起来了——不是见过这个人，是见过这个人的脸型轮廓。颧骨高、下巴方、眼窝深。这个面部特征，他在另一个人身上见过，只是那个人的气质完全不同，更加年轻，更加警觉，脸上的线条更加锐利。
“这个人，”杨杰指着照片上的陈志强，“他是不是还有个儿子？”
刘启民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掠过一丝意外。“你知道？陈志强的儿子叫陈松。他爸当年也在码头上干过，后来被调去做了夜班仓管。你怎么认识陈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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