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家老宅出来之后，杨杰在车上沉默了很久。
别克凯越驶过江城大桥的时候，周成终于忍不住了。他把收音机关掉，车厢里安静下来，只剩下轮胎压过桥面接缝时规律的闷响和江风从车窗缝隙中挤进来的呼啸声。他偏头看了杨杰一眼，发现杨杰靠在副驾驶座椅上，眼睛睁着，左手摊开在膝盖上，掌心朝上，盯着掌心里那枚已经暗淡到几乎看不见的镜纹发呆。
“想什么呢？”周成问。
“想何运。”杨杰说，“他在南城库房里跟我说，我爸越出大事越稳。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跟平时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像在回忆一个很久以前的下午，而不是在拿情报跟我做交易。”杨杰把左手缓缓攥成拳，掌心的镜纹被压在指缝间消失不见，“何运这个人，滑了一辈子。他在各方势力之间左右横跳，给每个人都留了退路，唯独没有给自己留。我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
周成没有接话。他单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薄荷糖，剥开糖纸丢进嘴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你爸救过何运的命。”他说，“不是那种替你挡一刀的救命，是更重的——在你十六岁那年，被所有人当成野狗踢来踢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把你领回去，管你吃住，教你手艺，让你觉得自己是个人。这种恩，欠了就是一辈子。何运这辈子什么账都还得起，唯独这笔命债，他还不清。”
杨杰转头看向窗外。江面在桥下展开，灰色的水波一层层推向岸边，有几艘运沙船在江心排成一列缓缓行驶，船身吃水很深，甲板上堆着黑乎乎的沙堆。他想起老冯在石桥村翻开饼干盒的那一刻——那张泛黄的老照片上，十六岁的何运蹲在杨怀远旁边，肩膀挨着肩膀。老冯说，何运管杨怀远叫“大伯”，管江国涛叫“大哥”。这两个称呼不是随便叫的。在一个码头上，把别人叫成你的兄长和父辈，意味着你承认自己在这个人的屋檐下吃饭、在这个人的庇护下活着。何运在交出信封的那一刻，用命把二十多年前欠下的那声“大哥”还给了江国涛的儿子。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张知遥发来的消息只有一行字。
“我查到了。”
然后第二条紧跟着弹出来。
“二十年前的资料显示，防波堤七号闸，二〇〇三年八月因防台加固工程被水泥整体封堵，闸室内所有空间全部永久性封闭。孙广军在封闸之前两天，把一个铁箱子从七号闸里搬走了。他不是偷货，他是转移——他是在帮某个人藏东西。”
杨杰把这条消息反复看了三遍。防波堤七号闸被整体浇筑封死了，这解释了为什么韩同生从来没有去找过那批“货”。他知道去了也白去，混凝土封得死死的，除非用炸药炸开。但孙广军在封闸前两天把铁箱搬走了——搬去了哪里？帮谁藏的？
“能查到孙广军后来的下落吗？”
“查不到。”张知遥回复得很快，“但查到了另一个人。孙广军有个表弟叫孙广民，曾经在张永发的侦探社做过一年临时工。二〇〇四年离职，同年搬去了滇南边境城市瑞川。如今他仍然在瑞川经营一家小型修车铺，地址是前哨路三十七号。孙广军最后一次被目击，就是在瑞川长途汽车站，时间是二〇〇四年底——也就是说，他去了瑞川，去找他表弟。”
杨杰把手机屏幕转向周成。周成看了一眼，眉头就皱了起来。
“瑞川？那是滇南跟掸北交界的地方，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我师傅当年确实雇过几个临时工，帮忙跟踪盯梢什么的，但名字我记不全了——他只带了两个徒弟，其余的都是干几个月就走。如果这个孙广民真在瑞川，那孙广军失踪前最后一个落脚点就是那儿。”他把嘴里的薄荷糖换到另一边腮帮子，“从江城开车到瑞川，走高速至少得三天。你要去的话，最好先处理完省城的事——刘启民还在等你。”
杨杰点了点头。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低头给张知遥回了条消息：“帮我查刘德柱的医疗记录。他瘫痪之后住哪家医院，主治医生是谁，有没有被转院过。另外，查一下你的父亲张文忠出狱后的居住记录，特别是在二〇一一年前后有没有短暂离开过省城。”
张知遥回了一个字：“好。”然后追加了一句：“我爸的事，我自己问。今天晚上我回家见他。”
杨杰看着这条消息，没有回复。他知道张知遥跟她父亲的关系有多复杂——张文忠是省城人，早年开过一家小商贸公司，张知遥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一个人把她带大。后来张文忠因为被人利用卷入洗钱案锒铛入狱，判了六年，在滇南惩教所服刑。张知遥来江城念大学、考进图书馆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远离省城的一切。她从来不主动提起父亲，周成也只见过张文忠一两次，还是在张知遥不在场的情况下。现在要她主动回家去问父亲关于惩教所里认识刘德柱的事，对她来说，那道门槛比任何一次信息攻坚都更难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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