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叶剑英带领中苏专家，不辞劳苦，翻山越岭，深入到雷州半岛、海南岛实地考察土地、气候及橡胶树的生长情况。
●叶剑英号召大家说：“一粒种子，一粒黄金。种子问题很重要，一粒都不能浪费。”
● 打破贸易禁运新中国面临禁运威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自愿军为了保家卫国，浩浩荡荡的开进朝鲜。
这时，总后勤部是最忙碌的，出兵打仗需要大量的战略物资，粮食、石油、武器……但新中国刚刚成立，物资十分缺乏。
更可恨的是，美国为了阻击中国部队出兵朝鲜，在国际上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实施禁运。
1950年6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
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
30日，美国政府要求英国采取同样措施，之后又向菲律宾政府提出类似要求。
7月10日，美国驻巴统代表在巴统会议上提出：既然美国已对朝鲜实行禁运，其他巴统国家也应采取相应措施，并要求巴统国家对中国实行像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的贸易管制。
巴统各国在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方面起先各执已见，美国一再施加压力，有关各国遂于7月17日同意对中、朝实行像对东欧国家一样的管制。
7月18日，英国政府又向美国表示，准备把一切石油制品列入1号国际货单，并将要求新加坡、香港采取同样办法。在香港的存油将归英国海军部处理。
7月24日，美、英两国代表在巴统会议上提出，把一切石油产品，包括原油、汽油、柴油、燃料油、润滑油，列入1号国际货单，有关各国随之表示了有保留的同意。
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的行列。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美国政府就确定了要利用经济手段对新中国施加压力的方针。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2月28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关于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的报告时就说：
共产党既要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又要重建国家，它势必寻求外援，寻求与西方的贸易，因此在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现实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地在经济领域中产生。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最有效的武器。
美国要对新中国实行禁运，需要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日本的合作。
当时，美国通知英国说：
美国准备对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实行禁运程序，并要求英国配合，尤其是严格限制对香港的出口。
同时，国民党在美国的封锁下加紧封锁大陆沿海，1949年6月，美国指使蒋介石集团封锁中国一切沿海城市，包括永嘉、宁波、天津、青岛、上海、秦皇岛等。他们不允许任何商船通过，驶往中国大陆港口的商船不断受到拦截和武器袭击。
1949年6月23日晚20时，埃及货船“苏伊士之星号”在长江口被蒋介石集团炮舰轰击，中弹8枚，被迫就地抛锚。次日不得不改驶日本神户。
1949年9月5日，美国驻日武装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提议使用美国空军帮助蒋介石集团封锁和摧毁中国大陆沿海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杜鲁门政府采取的政策是：
政治上不承认、经济封锁和反对自由世界与大陆之间的几乎一切形式的联系。
1949年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
上海港及其航路是一危险区域，美国船只不应冒险驶往该地。
12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又发出警告：
凡把船驶往国民党封锁港口的美国船主，皆可丧失其航行许可证。
1950年1月，美国陆军部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48号文件又做出新指示：
禁止向中国及北朝鲜出口1A类物资，1B类物资的出口要向华盛顿报告，这些物资的出口只准用于正常的商业用途，而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1950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了《战略物资管制办法》，被管制的范围包括机器、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及化学原料物资等共达600余种，声言：
凡“战略物资”出口，必须具备许可证。
4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其就对华禁运问题写的一封信中称：
原则上同意应该把共产党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来对待，对向该地区出口的控制应与适用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贸易原则相一致。
1950年3月29日，美、英政府联合致电比、法、荷三国政府，要求它们在对中、朝两国贸易方面实行与对苏联一样的管制措施，美国并就此对菲律宾施加影响。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还去游说英联邦国家。
为了抗击美帝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开始赴朝鲜作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终于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
到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12月8日，美国宣布《旧金山执行港口管制法令》，上面规定，无论何种货物：
经由美国口岸转达中国旅顺、大连、香港、澳门者，均需卸下，如要装运，必须特别许可。
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
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并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驶往中国港口。新中国展开反禁运斗争
针对美国的禁运制裁，新中国马上做出反应。1950年12月25日，周恩来发布命令：
管制和清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财产，并立即冻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美国公私银行的公私存款……
12月28日，周恩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和冻结在华存款的命令》。
命令宣布：
鉴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禁运和敌视行动，为防止其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破坏和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起见，特采取如下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之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各该财产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应负责保护这些财产，不得加以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为维持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必需的费用。亦需经当地人民政府核准后始得动用，其动用数额，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规定。
根据这一命令，全国各地立即行动，对美国在华企业进行清理管制，并冻结了美国在华的公私存款。
1950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对外正式宣布禁止猪鬃和桐油运销美国和日本。
1950年12月14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决定自1950年12月15日起出口猪鬃、花生油、桐油、花生等货物一律征收出口关税。税率猪鬃为30％、花生油、桐油为10％、花生为15％。
面对美国政府及港英当局的“禁运”，中央贸易部也制定抢救方案，规定：
在港英当局实施“禁运”前，要迅速提取已订购的“禁运”物资并尽快运往内地；输美货物，凡未完成装船的一律撤装，正运往美国途中的立应刻在港变卖提单套现；存在银行的美元外汇及时转移，并换成黄金或其他外币。
中国政府为防止“禁运”对日后业务造成损失，同时制定了防范措施：
所有出口尽可能采用易货方式进行贸易，保障收汇安全；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禁止使用美、日、加、菲船只装运。
大量采购在香港列入“禁运”范围的物资，由于措施及时得当，成功地抢救了大量资金和大批物资，减少了国家的损失。
同时，中央贸易部在阐述中国针对美国实施的“禁运”和封锁采取的相应措施时，指出：
1950年年底，若干国家对我国实施了冻结黄金、封锁、“禁运”等非法措施。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及人民的合法利益，除大部物资已采取易货方式进行外，结汇方式也规定得比较严格。出口货必须先交电汇，或凭提单交电汇方准出口，进口货原则上必须到达我国口岸后方准付款。
采取这种方式的意义是抵抗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封锁的自卫行动。陈云提出反禁运的对策
1950年6月29日，中财委针对美国禁运和封锁台湾海峡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出《关于稳定金融物价的指示》，指出：
迅速而有步骤地购买国内市场上缺乏的各种进口品，如五金器材、电料、化学药品等，以保证进口品价格平稳。
1950年12月12日，中财委向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报告美国对中国经济封锁的新政策及中国初步拟议的七项对策。报告说：
12月2日，美国政府下令，凡出口我国和香港、澳门的许可证一律作废，已启运的要一律停泊于美国岛屿接受检查。
我国为从美国进口而开出的购买证一律不准延期或修改
我国用美元从欧洲订货，并由美国转开购买证，美国银行一律不予转账。另外，日本亦宣布禁止向我国和港澳输出货物。
中财委报告就此分析了我国可能遭受的损失，并为减少损失提出以下对策：
令各地停开一切向美日的进口购买证及出口许可证。
令贸易部限期退回一切已开美日两国的购买证。
装运在途之美货，即设法转运远东其他口岸或者转售他国。
向欧洲国家及英镑区之订货，应尽速抢运，否则撤汇，或改买其他现货。
在中立国的存款应即购货运回。
各地除对外易货贸易外，一律暂停签发出口许可证。
今后，在国际贸易上，国家应采取易货的办法。
陈云对美国的“禁运”、封锁及冻结中国在美资财的情况，提出了这种“易货贸易”的方针。
中国从港澳进口“禁运”的战略物资，许多的情况还是直接付外汇，而不能实行易货贸易。
因此，陈云说：“外汇对我们从秘密通道进口‘禁运’物资是不可缺少的。正是我们掌握了一定的外汇，所以才能保证进口‘禁运’物资的资金需求。”
为渡过难关，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就外汇使用问题复电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复电指出：
我们必须掌握一定的外汇头寸，才能打击黑市。
从长期需要看，银行至少应当经常储备外汇3000万美元。毛泽东关心前线物资
1951年1月份，自愿军后勤部司令员洪学智从朝鲜前线回北京总后勤部汇报情况。一天晚上，毛泽东要接见他，于是，洪学智马不停蹄赶往主席的住处。
他们一直谈到23时，开始，毛泽东详细向洪学智询问了部队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作战情况，生活情况和后勤保障情况。
洪学智说：“由于美国禁运，前线的很多物资都供应不上，战士的生活条件很差……部队由于营养缺乏，不少人得了夜盲症！”
毛泽东听了这些，脸上不禁露出了焦虑的神色，关心地说：“应该给战士们增加营养，给战士们每天吃一个鸡蛋，这我们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吧？”
洪学智说：“鸡蛋我们还是有的，但往前线运送很不容易，不但要转几次火车、汽车，而且美国的飞机沿路封锁，很难输运。”
毛泽东说：“你们想想办法嘛。”
洪学智说：“好吧。”
1951年2月2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朝鲜前线的情况。
彭德怀汇报说：
一是志愿军伤亡很大，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战斗力已越来越弱，如不迅速补充战略物资，将难以阻止敌军进攻。
二是敌机昼夜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运输很困难。
三是朝鲜北部的城镇、村庄、道路、桥梁，经过美军飞机轮番轰炸，到处残垣断壁。所有经济作物，几乎全部被毁，因此，志愿军所需物资装备、生活用品全部靠国内供应。
四是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谈不上蔬菜供应，断炊现象经常发生，广大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我们如不能有效地保障后方的物资补给，是无法坚持长期作战的。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回报，就说：“看来关键问题是保障兵员、武器、弹药、被服、粮食等必需品的供应问题。我已对恩来同志讲过，应尽快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尽快解决。”
毛泽东还说：“朝鲜地域狭长，不易大部队迂回，且筹粮困难，运输又难以保证，所以李奇微说我们是一礼拜的攻势，说我们的部队靠战士背的那点干粮和弹药打光了，就难以再打下去了。敌人把我们的供应切断，空中封锁，一个星期就想把我们拖垮，所以，李奇微是动了脑子的。”
有此可见，物资供应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力的根本保障，毛泽东对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工作的每个环节都高度重视，并给予明确的指示及有力的支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禁运的形势更加严峻。
美国政府知道，仅仅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实行禁运而无盟国的配合，禁运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于是，美国政府一方面与有关各国频繁接触，争取他们加入到对华禁运的行列中，一方面力图通过他把持的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
1951年2月1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错误决议，要求各国对美军给予一切援助，对中、朝军队勿给予任何援助。
联合国还成立了由美、英、法、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埃及、委内瑞拉等组成的所谓“额外措施委员会”，专门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
2月17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美国驻联大使团，为“额外措施委员会”定下了工作原则和方案，专门讨论针对中国的切实有效的经济措施。
关于经济措施，委员纷纷抱怨：“对中国是全面禁运还是有选择的禁运更切实可行？”
“如果是有选择的禁运，是制定一个总的方针呢，还是确定具体的货单？”
“是强制实行某种措施呢，还是实行联合国监督？如实行监督，如何实行？”
“是否应当建议各国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各国代表看法不一，但艾奇逊说，
对华禁运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有心理和政治上的影响。
如果只有那些一般认为容易接受美国压力的国家实施对华禁运，这种影响是不能被完全感觉到的，只有联合国中所有非共产党国家都实施禁运，对共产党中国实行制裁的道义影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5月14日，在美国一再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额外措施委员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
5月18日，五届联大在苏联、波兰、捷克等国拒绝参加投票，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弃权的情况下通过这一决议。
决议鼓动每一个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北朝鲜当局控制下的地区实行禁运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有用的物资。
5月22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就五届联大18日决议发表声明：
这是联大又一破坏联合国宪章，侵越安全理事会权限并蓄意扩大侵略战争的非法行动，美国每一个扩大战争的表示与行动，都只能凝聚中、朝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志。
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对中国实行的禁运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造成了一定困难，所以毛泽东和彭德怀很关心前线的物资补给。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在战略物资上封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能种橡胶，中国应开辟橡胶园生产橡胶。
中苏两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相互通信研究橡胶树的种植问题，并且分别指示两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与合作。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派专家组到中国协助开辟橡胶树种植园的工作，并提供技术指导。
原来，在朝鲜战争期间，汽车是志愿军后勤部门的主要运输工具。由于敌机疯狂轰炸，道路状况差，夜间行车多，任务繁重，致使运输车辆损失严重。
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写道：
敌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60%至70%能达前线，有30%至40%在途中被炸毁。
在运输汽车零部件的损坏中以汽车轮胎的损坏最为严重。根据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统计，全军运输汽车，平均每车消耗5套轮胎。
当时，《海关统计年报》的统计资料：
1950年进口汽车外胎12�4万个，内胎10万个；1951年进口汽车外胎23万个，内胎21万个……
贸易部计划局发布的统计资料指出：
橡胶进口数量，1949年为2�5万吨，1950年为7�2万吨，比1949年增加了两倍。
上述资料说明，中国需要大量的橡胶，但橡胶却是美国的禁运物资之一。
当时，中国从陆路进口轮胎采取了这样一种办法：把从香港经过边境口岸进入内地的汽车，换上全新的轮胎入境，同时在车上载运原有的旧轮胎。待车进到内地后，再卸下新轮胎，换上原有的旧轮胎返回香港。
当时从陆路进口轮胎的另一种普遍应用的办法就是人挑肩扛。从香港岛运到内地，一个民工要翻山越岭，行走的速度很慢，往往需要两天。
民工在运输途中可能路过自己的家，就将轮胎放在家中休息，第二天再继续运。有的汽车轮胎又高又重，民工就把轮胎摆平，站到轮胎中心，巧妙地挑起轮胎行进。但这样的运输很难满足战争的需要，所以中苏领导才决定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橡胶。
毛泽东下达指示后，中共中央责成陈云负责筹建橡胶园工作。陈云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开始部署橡胶种植工作。
1951年6月，陈云就橡胶种植工作向毛泽东写报告，介绍了海南岛的种植历史和现状，以及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种橡胶的可能性。
1951年7月2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致电中南、华东、西南军政委员会。
致电指出：
橡胶是工业的重要原料，帝国主义国家已禁止橡胶输入我国。为此，一方面应尽可能扩大海南巴西橡胶树种植面积。另一方面必须在粤、桂、滇、川、闽等省找寻宜于种植印度橡胶树的地区，并找寻其他胶树胶草。
1951年8月11日，陈云、薄一波致电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中财委与林垦部召开的专业会议拟订的在大陆播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
1951年8月13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个计划。叶剑英指挥种植橡胶树
1951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南地区建立橡胶生产基地，并由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直接挂帅，负责组织领导工作。
1951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了华南垦殖局，叶剑英兼任垦殖局局长。
1951年8月，林垦部起草了《政务院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该决定指出：
我国军队以陆军为主，所以仅在海南岛种植橡胶树不保险，要想法在大陆培植。
1951年8月，中财委和林垦部共同召集粤、桂、滇、川省及中南、西南、华南军政委员会林业主管人员开会，研究在大陆播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
橡胶树是多年生的热带作物，从播种到成熟后可以割胶大约需7年的时间。中国的海南岛适宜橡胶树的种植，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只有零星的种植，没有形成规模。在中国南方的其他一些地区，经过实地调查也发现了一些橡胶树，说明广东、广西的某些地区也可以开辟橡胶园的种植。
为了组建一支橡胶科技队伍，叶剑英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国家应该号召橡胶专家和技术专家前来胶园工作。
经中央批准，中央把当时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两所大学的林业专修班，改为橡胶训练班，提早毕业，并全部派往华南地区。
叶剑英指示：将广东懂橡胶种植技术的归国华侨动员起来，培训一下，都派到胶园担任技术人员。
叶剑英这位久经沙场的开国元勋，为了种植橡胶树，带领中苏专家及有关负责人，不辞劳苦，翻山越岭，深入到雷州半岛、海南岛实地考察土地、气候及橡胶树的生长情况。
当时，叶剑英和考察人员在徐闻县发现了老橡胶树2000多株，在茂名县发现了7株。
根据实地考察，证实了位于北纬22度以南的地区均可种植橡胶树。叶剑英将上述调查情况亲笔写信向毛泽东并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的汇报。
1951年12月26日，叶剑英在华南垦殖局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暂时不公开种植橡胶树的事情，故报纸上也看不到我们的消息。这叫做了不讲。做了不讲是为了不让敌人知道，因为我们的事业是一件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事业。在人民民主阵营中，苏联有一些橡胶草和人造橡胶，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没有，整个人民民主阵营都依靠华南这地方。
接着，叶剑英详细说明了橡胶在经济建设及国防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他说：
我们缺乏橡胶，南洋有橡胶，帝国主义又禁运不给我们。工业没橡胶像人没有脚，走不动。没有橡胶就没有轮胎，飞机没有轮子飞不起，车子没有轮子走不动，机器没有橡胶带转不动。我们要工业化，国防要现代化，缺乏了橡胶都不成。
到1951年底，叶剑英根据专家的建议，做出了在华南垦植局下面设立橡胶研究所的决定。接着，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正式成立了。
在当时，橡胶树的种子来源十分困难，主要依靠海南岛一带原有的老胶林来解决种子问题。为了收集种子，在种子成熟的季节，他们先将胶树下的草除净，然后派战士昼夜守在树下，及时将成熟落地的种子一粒粒收集起来。
叶剑英还号召大家说：
一粒种子，一粒黄金。种子问题很重要，一粒都不能浪费。
为了将采集到的种子及时运出海南岛，叶剑英责成垦殖局在海口市设立了运种指挥部，在海口码头设立转运站，并请当地驻军支援车辆和舰艇参加抢运。
1952年1月4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苏联专家考察组关于在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合浦区种植橡胶树及在某些地区试种的建议。
1952年1月11日，中财委致电叶剑英：
请华南考虑使用军队屯垦植胶问题。
叶剑英向中财委的建议，还提出了组建华南林业工程部队的实施方案。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迅速抽调了约两万名士兵，组建了林垦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分驻湛江、海南和广西地区，担负起了种植橡胶树的艰巨任务。
在叶剑英、陈云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从搜集橡胶树的种子做起，到使用军队垦殖，开始了大规模的橡胶生产，这将大大缓解前线的需求。
1952年8月20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友好会谈。
期间，斯大林兴奋地说：“中国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在国内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也是对苏联的援助。”
1952年9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协定》。斯大林亲自过问橡胶的生产，并将中国生产橡胶与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相提并论，作为两件大事之一，可见当时橡胶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的程度。
事实上，抗美援朝时期，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两大阵营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严重对峙。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橡胶，不仅可以打破帝国主义的禁运，缓解了物资紧缺问题，还有利于国家的战略安全。陈云化解棉花禁运危急
抗美援朝期间，棉花紧缺，陈云在会议上说：
棉花虽然增产丰收，但如果全国纱锭每周全开工6天6夜，每月需要9700万斤原棉，工厂仍缺棉花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我们需要大量棉花啊！
原来，美国对新中国的禁运，不仅包括了所规定的战略物资，还禁止向中国出口棉花。禁运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损失，进口货物急剧减少，最受影响的是原料严重依赖进口的纺织工业。
抗美援朝开始后，前线急需纱布，为了预防被敌人轰炸出现停工的情况，因此需要先开足纱锭加工，多存纱布。
1951年5月，工厂改为每周开工五天五夜。这样，虽然保证了前线的需要，但棉花供应却跟不上了，棉花危机日益严峻。
到5月底，国内纺花库存只有1�3亿斤，其中9000万斤是保证调运和工厂混棉所需的最低限度，剩下的纺花仅有4000万斤。
照此下去，国家存棉用完，新棉收购尚无把握，全国纺纱厂将断料停工，而市场接近需求旺季，处理不好有可能发生全面经济危机。
为了克服棉花危机，陈云多次通过电报与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及各大区负责人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反复商议。
陈云说：“应当将经济手段和政治动员措施结合起来解决危机。”
陈云在主持中财委工作，采取的措施是:
节流、统购、调控、促收。
1951年5月21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代表中财委做出紧急部署，要求全国公私营纱厂6月1日至7月15日停工一个半月，上海、天津、青岛专织军布工厂仍照常开工。
7月28日，陈云、薄一波又代表中财委提出《关于解决纱厂棉花不足问题的几项措施》，要求在8至10月采取有效办法，停止各地手工纺织业的发展。
陈云还签署了由中财委制定的《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主要内容是：
凡公私纱厂自纺部分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公司纱厂现存棉纱棉布均行登记，停止在市场出售，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承购。
收购价格，需确切计算厂方的成本，并给以适当利润”。
公私纱厂为国营花纱布公司加工代纺、代织的棉纱棉布，其工缴费的规定，亦需适当。
贸易部“应根据棉纱或各种棉织品的生产和需要情况，规定棉纱的分配、销售、加工办法。各地人民政府，对纱布市场必须负责管理，取缔投机囤积，协助国营花纱布公司作有效的分配销售工作。
这样就控制了市场棉纱、棉布的销售，减少了各地自行其是对物价的冲击，从而稳定了市场。
1951年12月19日，全国合作总社向陈云的报告中总结了包收棉花的初步经验，提出改变由过去花纱布公司、合作社、私商收购棉花的旧办法，实行由合作社一头收购棉花和向棉农供应工业品的新办法。
12月24日，毛泽东肯定了该报告，对中财委批示说，报告原则上是正确的。
后来，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国终于渡过了棉花危机。号召海外华侨反禁运
1950年5月，广州召开第一届省人代会，开始酝酿筹备建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公私合营的公司，目的在于，更广泛地吸收海外华侨的大批资金，缓解美国禁运的压力，为沟通国内外物资交流而努力。
1951年2月底，经过8个月长期的酝酿和筹备工作，华南分局统战部和广东省商业厅决定下属8大专业公司以出资入股方式作为公方，由邓文钊动员港澳爱国人士及华侨用外汇入股作为私方，成立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中外合资公私合营企业，也是一次新的尝试。邓文钊通过廖承志将这事向周恩来汇报。由于华企的成立符合当时国家需要，很快就得到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获得15年的经营权。
原来，在美国实施“禁运”后，中国采取的反“禁运”重要措施是进口，由传统集中运输改变为分散“走私”的方式。
国家为了有计划的诱导必需物资进口，对于“私商”的经营，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措施。这里所说的“走私”方式是指通过秘密渠道，采用违反美国和港英当局制定的管制法律的方法，冲破美英的封锁和“禁运”为中国进口急需的战略物资的方式。
广东是全中国华侨最多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东南亚、美洲、澳洲，拥有巨大的资金，港澳的工商界也有不少资财。有广大的华侨的支持，美国侵略者禁运的阴谋就无法得逞。
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邓文钊就和过去在香港时的朋友，香港工商俱乐部的积极分子，亲近中国的陈祖沛、黄长水、王宽诚、陈君冷等人联络，得到他们大力支持。
接着，邓文钊拉拢了澳门的何贤、马万祺，美洲的司徒美堂。
公司第一期募集到的股金就达到人民币100亿元，即旧币，第一届股东大会上，邓文钊被选为董事长，黄长水、陈君冷、陈鸣为副董事长，陈祖沛为执行董事兼工业部经理。
这100亿元资金，其中包括有国营机构、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致公党，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资金，还有暹罗、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华侨的资金，另有香港、澳门工商界人士的资金。
这些股东们，不但在国际市场上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又有较广泛的国际贸易关系，透过他们可以顺利地进行进出口的贸易业务。
公司成立20天后，他们就顺利地做了第一批30多亿元的进出口生意，把大批桐油输出去，购进了大批工业原料和五金器材。
华企从事的出入口业务，为对抗美援朝和打破美英“禁运”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家借助华企得到大量急需的战略物资，1951年抢运交通器材，仅轮胎一项就进口5000套。1952年抢运西药和供志愿军用的手表。
不过当时的运输是很艰难的，他们进口的物资多数是港英严禁出口的，为了抗美援朝前线冒着很大风险偷运进口的。
成立后的华企共进口了30万支油剂盘尼西林和60万支肺炎针剂，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而且帮助政府打击了趁药物短缺囤积居奇的国内奸商。
由此可见，广大爱国侨商在“禁运”、反封锁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积极同各国贸易
1952年4月3日，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来自49个国家的471名经济贸易界人士参加了会议。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周恩来亲自确定了以南汉宸为团长的代表人选。
原来，中国针对帝国主义实施的“禁运”，开始把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
在1950年，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4％，1951年则占52�9％，1952年占到72％。
中国从苏联、东欧进口了大量的钢材、石油、有色金属、交通运输工具和各种机器、仪器等。中国还采取许多措施，积极开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会议期间，许多人士表示说：
应改变美国实施“禁运”带给国际经济关系不正常的状况！
也有的说：“这明明是冷战产物，我们不应该孤立中国，这样不利于和平的发展。“
还有的说：“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不同，并不足以妨碍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贸易关系！”
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呼吁：“各国应摆脱美国禁运政策的限制，恢复正常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社会制度相同的和不相同的世界各国建立贸易关系。并为推进世界和平而努力！“
中国的态度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赞同。各国纷纷表示愿意适度和中国展开贸易。期间，中国代表团分别同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芬兰、锡兰、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代表签订了总额2�23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这些贸易协定，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破坏而未能完全实行，但这表明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工商界人士强烈要求冲破美国阻挠，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的愿望。
事实上，英国、法国的许多工商界人士，也一直与中国保持民间贸易关系。
针对美国操纵“联合国”实施的“禁运”，中国努力扩展了进口渠道，如从锡兰进口橡胶，从巴基斯坦进口棉花，从澳门继续进口石油制品，这样使中国急需的许多重要物资仍有大量的进口。
1952年10月4日，中国同锡兰签订了为期五年的贸易协定。协定议定：
锡兰每年卖橡胶5万吨给中国；中国每年卖大米27万吨给锡兰。
这一协定使锡兰的橡胶有了稳定的销售市场，并获得了中国物美价廉的大米，这是对锡兰经济极其有利的事情。
锡兰把橡胶卖给中国，使美国压抑橡胶价格掠夺锡兰橡胶资源的企图破产，其“禁运”政策遭到锡兰人民的强烈抵制。
美国获悉很恼火，就命令驻科伦坡大使“警告”锡兰政府，但锡兰政府并不屈服美国的恫吓，1952年2月26日，锡兰政府外交部于发表声明称：
锡兰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请示。
接着，印度尼西亚也步锡兰之后尘，抗拒美国的“禁运”命令，提出，欢迎任何国家向印尼采购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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