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强调说：“目前的重点是先打通珠江和长江的出海通道！”
●“海上霸王”慌作一团，左一炮、右一炮地乱开火。“先锋”号的前后左右，激起了冲天水柱。
●陈毅把双手朝张爱萍一拱：“请你转告指战员们，就说我陈毅拜托了！”
● 突破海上封锁
共和国故事・冲破封锁新中国面临海上封锁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了上海。国民党军队向台湾和舟山等沿海岛屿撤退。由于我军没有海、空军和缺乏海上作战经验，10月26日，金门登陆战受挫。
节节败退的国民党转守为攻，依靠海、空军优势，向大陆发动了反扑。
国民党统帅部制订了反攻大陆方案：以台湾、舟山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为了遏制新生的人民政权并准备卷土重来，蒋介石开始了“闭港政策”。依据这个计划，舟山岛国民党军开始对大陆实施海上封锁和破坏。
国民党封锁了北起辽河口，南至闽江口。其中包括秦皇岛、天津、永嘉、宁波、上海等重要口岸的沿海区域。并向全世界宣布：在上述海区“严禁一切外籍船舶驶入”，“一切海外商运均予停止”。
随着东南沿海省市的相继解放，台湾当局实施海上“闭港”的区域，也逐步扩大，凡是他们能够到达的沿海港口、近海航道和岛屿都实施封锁。
美国对台湾当局的“闭港政策”从默认到公开支持。尽管美国的商船也遭到过袭击和截留，但美国政府依然从“大局”出发，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台湾当局。
就这样，国民党在渤海、长江口、华东及华南沿海布放水雷，查缉前往大陆的各国商轮，没收与大陆通商的货物。重点查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轮船，并巡逻台湾海峡。
执行封锁长江口任务的是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舰队司令刘广凯指挥“太和”、“太康”、“太昭”、“太平”4艘驱逐舰及“永丰”、“永泰”等炮舰，从舟山出动百余次，拦截过往的美、英籍货轮41艘，捕获汽船25艘、机帆船200余艘。
有媒体就报道了，国民党军队阻止外国商船同新中国进行贸易的例子：
1949年11月下旬，英国“宁海”号、“怡生”号等7艘商船，在英国远东舰队驱逐舰队队长杰伊率领的“黑天鹅”号、“布里迪斯贝”号、“蒙茨贝”号等4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到达长江口，试图进入上海港。
11月24日，当船队航行到长江口外九段沙灯标水域时，遭台海军“太康”号、“永泰”号两艘军舰的拦截，英船被迫停航。
随后，台海军“太和”号和“太平”号两舰也在第一舰队司令刘广凯率领下赶到。4艘军舰在英舰上游2000码处一字排开，拉开作战架势。英舰也不示弱，将所有炮口对准台湾军舰……
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在关键时刻，杰伊向刘广凯提出质疑。
刘广凯声称：
“台湾海军舰队奉令执行关闭港口任务，任何出入长江口的船只，绝对无权擅自放行。英舰队应立即呈报英国政府向台湾当局交涉，由正式外交途径解决。”
杰伊无奈，只好向远东舰队司令部报告情况。在等待上峰命令期间，英方一方面做好战斗准备，一方面让3位商船船长出面直接与刘广凯交涉。
11月27日，船长们登上“太和”号，直接与刘广凯面谈。
船长们首先质问：“我等奉各公司之命，满载客货驶往上海，为何不许我们进港？”
刘广凯答道：“我军奉令执行关闭港口政策，任何船只无命令均不得出入。”
船长们指出：“贵海军一定要阻止我们英国商船去上海经商，恐怕要引起英国政府从速考虑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如果英政府真正承认了中共政权，那么贵海军在国际上就失去了地位，那岂不变成海盗了吗！”
刘广凯声称：“本人只知就军事上的观点就事论事，未奉命令就不能准你们去上海，至于英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与否，这是属于英国外交政策问题。”
双方的谈话最终不欢而散。就这样，台英双方互不相让，僵局持续了3天之久。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美国商船“富兰克林”号自长江口外驶来，不听台海军的警告，强行疾驶进入长江口，台军舰鸣炮示警，该船毫不理会，台军舰瞄准射击，几乎将其击沉，但该船还是勉强驶入上海港。
见此情景，英舰队为避免发生海战，于27日中午主动退出长江口。
英国船队见国民党海军如此野蛮，被迫驶向外海。为了遏制外轮进入上海港，国民党海军于12月24日继续在长江口布雷。
据统计，从1949年6月至12月，仅半年时间，台海军就向长江口派出舰艇100余艘次，阻截外国商船41艘，多是欧美商船，劫夺大陆船只25艘，机帆渔船200多艘。
对于国民党的阴谋，新中国也开始做应对准备，想尽办法突破封锁。早在6月17日，陈毅在市政府一次政务会议上提醒说：
国民党对失败并不甘心。他们知道上海困难，没有原料，也缺乏粮食，因为火车船只都不够。没有棉花上海200多万纱锭就不能开工……要注意，他们到处钻空子，肯定还会从各方面整我们！
当时上海工业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棉纺业需进口原棉60％，毛纺业的毛条全部要进口，面粉业所需小麦全部靠进口，造纸业所需纸浆也靠全部进口。卷烟业所需的烟纸、烟丝一半以上要靠进口，上海人赖以为生的粮食有一半也是靠进口。此外，动力生产所用的80％的油料和20％的煤等等，都需进口。
依赖进口的还有许多生活消费品。国民党的封锁使上海经济陷入困境。上海解放时，全市的存煤只有5000吨，粮食储备只有4000万斤，只够市民半个月的用量。国民党搬走了工厂设备，拖走了轮船，破坏了大批带不走的船只和机器，使上海一片狼藉。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原来使用燃油锅炉，每月消耗燃油3万吨，全部依靠进口。进口来源断绝后，燃油储备很快陷入恐慌。
北方煤炭源源不断运到后，上海的几家发电厂都改造锅炉，从烧油改为烧煤。
公共汽车原来都是烧进口汽油的，由于汽油紧缺，公司将汽油、柴油等其他油按比例混合使用，减少汽油的消耗。
有的职工还制造出烧木炭的锅炉，拖在汽车后面。这样改装的40多辆公共汽车走在路上，颇为别致，也反映了解放初期国民党封锁给中国造成的困难。
当时，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10余天消耗，停工的纱厂从5家发展到100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
这时，国际上反动势力联合封锁。帝国主义纷纷表示说：
共产党只会搞政治，只会打仗，就是管不了经济，管不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海是冒险家乐园！
共产党在这里维持不了3个月，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的进来，白的出去……
上海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混乱，将导致全国财经工作失去控制。
上海经济陷入了困难，陈毅说：
这样下去，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
大家纷纷说：“怎么办？”
有的商家担心：“没有原料，我们的工厂拿什么去生产啊，敌人太无耻了！”
工商界许多人惊慌了，有人准备跑香港、台湾。这时有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说可以用他们的商船帮他们运棉花到上海，但要由对方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
工商界有人心动，跑来告诉陈毅，陈毅几乎不加思索地一口回绝了。陈毅说：
这是利用我们的困难，想打开我们的缺口。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四川万县、南京下关，中国老百姓死了成千上万，他又想到我们海域来干什么？
中国海域让外国军舰自由出入，还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决不能开，不能接受这种变相的侵略！
陈毅虽然很着急，但他却很冷静，他将上海解放之初所遇到的这种困难与“长征中的困难”、“三年游击战争的困难”相提并论。
他这样说：
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
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到底该如何突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呢，如果任敌人这样嚣张下去，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将雪上加霜。
这时，共和国领导人开始思考对策了。0周恩来命令打通珠江口
1950年的一天，北京中南海阳光明媚，周恩来伏在办公桌上埋头整理文件，这时，他见聂荣臻走进门来，就立刻起身迎了上去。
原来，中央也十分关注国民党的海上封锁，多日来，周恩来忧心忡忡，特别是听说万山守敌、舟山守敌依靠强大的舰队和匪徒封锁珠江口、长江口，让新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时，很气愤，就找聂荣臻来商量对策。
这时，周恩来面带着微笑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快坐下！”
周恩来招呼聂荣臻坐下后，警卫员倒上了一杯热气腾腾茶水，然后说：“找你来，是同你商量打破敌人海上封锁的问题。”
小小的房间里被茶水的热气笼罩着，但是聂荣臻却看到了总理脸上的忧虑，不知道会有什么任务向他交代，莫不是派海军打通航道？
两人坐定之后，周恩来向聂荣臻传达了几位常委的决策。周恩来说，中央常委们在一次会议上，分析了敌人对海上封锁所出现的情况。
周恩来说了如下问题：
由于敌人海上封锁，国内外贸易受到重大影响，闽、浙、粤对南洋、港澳的航行已经中断。通往上海、广州等地的海路很不安全，一些外轮不得不在吞吐量极小的一些偏辟小港卸载货物，致使物资大量积压，无法疏通。
为了开展必要的对外贸易，我国政府在经济极端桔据的情况下忍痛以高价租用外国轮，每月支付租金人民币1750亿元，指旧币，一万元旧币等于一元新币，而这些外轮仍不时遭到国民党海军的扣留和袭击。
同时，渔业生产也受到重大损失，有50万渔民不能出海捕鱼，被劫走渔船达2000余艘，被抓走渔民一万余人。这一切，都直接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为此，常委们决定，要尽快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
周恩来强调说：“目前的重点是先打通珠江和长江的出海通道！”
聂荣臻点点头说：“明白！”
周恩来又问：“你们有什么想法？”
聂荣臻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我们也多次作过研究，并拟定了一个方案。”
周恩来笑着说：“什么方案啊？”
聂荣臻说：“我回去后，根据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再进行修改上报。”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
很快，周恩来就接到总参谋部的方案。
周恩来报请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个方案后，也表示同意，并嘱托要快速行动。
后来，周恩来一面敦促聂荣臻抓紧实施，另一方面又给叶剑英打电话，和他商量解放万山群岛的事情。
在电话中，周恩来对叶剑英说：“你们那里的海军力量比较弱，但是也要千方百计把万山群岛拿下来，打开珠江的出海航道，突破敌人的海上封锁！”
叶剑英表示说：“我们会立刻筹备的！”叶剑英给洪学智交任务
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感到责任重大，不敢怠慢，他马上把江防部队司令员兼政委洪学智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叶剑英向洪学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总参谋部的计划，让他们必须解放万山，从而打通珠江的出海航道，突破国民党的沿海封锁。
洪学智显得很兴奋：“是吗？太好了！”
叶剑英笑这问道：“好像你已经有了什么想法？请说说看。”
原来，洪学智对解放万山群岛早有想法。因为敌人依靠万山进行海上封锁，做了很多坏事，他早就忍无可忍了，很想给国民党一点颜色看。
当时国民党海军舰队进驻万山群岛以后，在珠江口无恶不作，敲诈勒索渔民，向来往于香港、澳门的商船要“买路钱”，死死地封锁了航道。
后来，万山岛上的敌人竟然抢劫香港拖轮“新生”号，劫去客商黄金562两，引起了轰动香港的一桩“海鲨诉讼案”。
作为江防部队司令员的洪学智，时刻关心着打通珠江口的事情，他已着手进行了研究，临来前，还与兵团司令员邓华交换过意见。洪学智坐在叶剑英的身旁，端着桌子上的热水轻轻地喝了一口，然后就谈了自己的初步设想，并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珠江口的形势。
叶剑英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你回去后，先拟订一个作战方案送给我，我也要马上向中央军委写报告，待批准后再行动。”
洪学智大声说道：“是！保证完成任务。”
临走的时候，叶剑英再次强调说：“在拟订作战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兵力，特别是要搞清楚敌人舰队的活动情况和部署，不能打糊涂仗啊！”
叶剑英继续说道：
对我们的陆军，我很放心，只要能登上岛，敌人再多也不难解决。对于我们的江防部队，由于装备很差，又没有海战经验，所以要慎重行事，只有搞清楚敌人舰队的情况，才能拟定对策，掩护和运送陆军登岛作战。
对于上级的嘱托和安排，洪学智铭记在心，他回去之后，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他信心百倍，决心要像解放海南岛那样解放万山群岛。
在解放军准备打通珠江口的时候，国民党也做着准备。一天，台北的天空一片阴沉。在草山脚下“士林”别墅里，蒋介石正听着桂永清关于封锁大陆的汇报。
原来，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于1949年6月成立了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
蒋介石命令阎锡山：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
阎锡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了封锁计划，规定了封锁范围，明确了封锁重点：华南地区以珠江口为主要对象，华东地区以长江口为主要对象。
蒋介石和美国对海上封锁寄予很大希望，1949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断言：关闭匪区港口，断绝航运，摧毁匪区经济……
但是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国内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的势力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已经岌岌可危，其封锁的威胁也未能改变战争的局面。
到了1950年，在海南岛等岛屿相继被解放军占领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美梦正走向破灭，所以万山群岛成了他最后的寄托了，希望这里能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和中转站，进而封锁大陆。
为此，他决定召见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准备让他去守卫万山群岛，如果万山群岛丢失，那么国民党封锁也就破产了。
桂永清得知蒋介石要召见自己，就让司机开着车子来到了蒋介石的住处。
在路上，桂永清还在琢磨，总裁会有什么重要任务向自己交代呢，莫不是和万山群岛有关吧。
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刚刚从舟山撤军，如今也只有万山群岛的敌军还可以和解放继续对抗。
唉！做最后一次挣扎吧！桂永清在心里叹气道，但是他又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如果总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以后肯定会得到器重，或许他还可以官复原职。
来到蒋介石的住处后，蒋介石就迎面走了过来，示意他坐下，之后就跟桂永清长谈了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一些忧虑，桂永清也汇报了海军封锁大陆的进展。
蒋介石问：“率真，你下一步有何打算？”
桂永清报告说：“在长江口，打算增加兵力，并进行布雷，在珠江口，进一步强化万山群岛防务，我打算亲自去珠江口一趟。”
蒋介石强调说：“对，这两个方向是我们封锁的重点！就目前而言，守住万山群岛尤为重要，你亲自去一趟很有必要。”
蒋介石说完，桂永清起身告退。他刚走几步，蒋介石又把他叫了回来。
蒋介石望着窗外说：“率真，那次给你的‘撤职留任’处分，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决定撤消对你的处分，你就放手地干吧！”
桂永清谢过蒋介石就离开了，回到家里稍事安排，就驱车来到码头，登上一艘“太”字号护卫舰，向广东珠江口驶去。
桂永清乘着“太”字号护卫舰，来到了万山群岛垃圾尾的马湾港。之后，他就召集各级指挥官开会，转达蒋介石的嘱托，并部署有关事宜。
桂永清带着自己的傲气对大家说：“我刚从总裁那里来！总裁亲自给我下达了继续封锁珠江口的指示。你们要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只是盯着几条商船，几条渔船，我们要看到广州市，看到广东省，看到整个大陆。一定要封锁大陆的航道，困死他们！”海军顺利打通珠江航道
1950年5月24日，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即江防部队司令员洪学智，下达了攻击万山群岛、打通珠江口的命令。
这个命令确定在5月25日发起攻击。
万山群岛位于珠江口外，有大大小小共40多个岛屿，遍布于香港与澳门之间的海面上。敌人占据在这里，也就封死了珠江口。
敌人退守万山群岛的目的是：封锁海口，策应大陆，准备反攻。为此，国民党在这里部署了海军第三舰队、第四巡防处和一个巡防处、一个陆战团、一个由海匪组成的“广东突击军”，共3000余人，并设有“万山群岛防卫司令部”。
在万山群岛诸岛屿中，有一组岛屿叫垃圾尾岛。它位于珠江口东侧，是广州、黄埔及珠江各港出海的门户，香港和澳门居其左右，是海上、空中航线的要冲。由于它所占位置的重要性，敌人的“万山群岛防卫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敌人的舰艇主力就驻泊在垃圾尾岛的一个可以停泊10多艘舰艇的港湾，即马湾，国民党就视其为“海上封锁堡垒”。
逃窜到这里的国民党残军，经常抢劫来往于香港、澳门的商船，奇袭“海上封锁保垒”敲诈勒索渔民，无恶不作。
国民党的800万军队都被打垮了，要解决这3000余残匪，要是在陆地，对人民解放军来说，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
可是，现在要越过大海去，才能消灭敌人并打通航道，这样做不但要有船、有舰艇，而且要有会操纵舰船、敢于战斗的人。
5月25日深夜，解放军经过一系列准备就出发了。解放军火力舰队的“解放”号、“桂山”号、“先锋”号等6艘舰艇，先后分两批从广东省中山县的唐家湾起航。凌晨4时许，悄悄地摸进了马湾。
黑夜笼罩着港湾，那里一片寂静，只有海潮击船拍岸的“哗哗”声。透过朦胧的海雾，隐约可见有20多艘敌舰停泊在海湾里。果然，其中千吨以上的就有5艘，最小的也比“解放”号大。
指挥“解放”号的是火力队副队长林文虎，他坚定地下达了两道命令：
“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开进去，打他个肚里开花！”
艇长梁庭魁观察了一会儿，决定对准距离800米远的敌旗舰“太和”号攻击。他下令：两挺机枪打指挥台、打炮位；火炮打敌舰的舵机、油舱部。
“解放”号像只小老虎，直冲到“太和”号跟前100米处。艇上所有炮火像无数火龙向“太和”号扑去。炮手顾振华“轰”地一炮就撂倒了指挥台上的敌舰队司令齐志鸿。
“太和”号被击伤，“中海”号坦克登陆舰也中炮起火。只见两艘敌舰的甲板上一片慌乱，水兵们光着脚。提着裤子像老鼠似的东逃西窜，爆炸声中夹杂着绝望的哭喊声。有几艘炮艇顾不上解缆，就炸断缆绳仓皇外逃，有两艘炮艇还挂起了白旗。
当“解放”号等袭击马湾的时候，正按预定方案在垃圾尾岛以东海面担任侧翼警戒的。先锋号突然与敌二十五号炮艇遭遇。
这条在珠江口无恶不作的家伙，号称“海上霸王”。解放军“先锋”号虽比敌二十五号炮艇吨位大，但是火炮小，又是木壳艇。两相对比，也是敌强我弱。
敌二十五号炮艇一下没有识别出是解放军的“先锋”号，首先发信号询问。“先锋”号一面回信号迷惑对方，一面快速迎敌。
“海上霸王”慌作一团，他们也顾不得向“先锋”号瞄准，左一炮、右一炮地乱开火。“先锋”号的前后左右激起了冲天水柱。“先锋”号毫不示弱，对准敌艇的指挥台、炮位猛烈射击。敌艇长当场毙命。
当敌我两艇相距近10米时，排长商善禄一挥手喊道：“靠上去，抓活的！”
还没等两艇相靠，商善禄就端着冲锋枪跳了过去，当场击毙两人，其他几个抱头钻舱。
简善禄大喝一声：“再跑，打死你们！”
7个敌人乖乖地举起双手跪在甲板上。这时，班长孙元禄带着几个战士也跳上了敌艇。就这样，“海上霸王”连同上面的蒋军官兵，都被我方俘获。
奇袭垃圾尾的海战告捷，攻破了这座所谓“海上封锁堡垒”，减轻了敌人对珠江口的封锁，从根本上动摇了敌人守岛的信心，迫使其仓皇弃岛撤逃。
5月27日，解放军全部占领了垃圾尾岛及其周围的牛头岛等岛屿。解放军乘胜追击，又先后解放了三门岛，外伶丁岛及其周围岛屿。
解放军顺利打通了珠江口航道，各国的商船就可以自由航行，大大缓解了新中国的经济压力。有了原料，很多工厂也开工了。周恩来命令打通长江口
1950年的一天，打通珠江口的战役正激烈进行时，周恩来又接到上海市政府的报告。
报告说：
由于长江口被封锁，上海的经济一直处于滑坡状态……
长江口是万里长江的出海口，是上海港和长江流域各港口对外贸易的咽喉，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素有“中国东大门”之称。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蒋介石立即下达了命令：
利用海空军优势，封锁长江口，摧毁大陆经济。
敌封锁范围，几乎覆盖了东南的所有沿海港口、近海航道以及能够控制的全部岛屿，长江口就是其中之一，上海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
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圆圆沙、新港、横沙东北江面及南航道上布设了水雷，妄图使上海港变成一个死港，将新中国经济扼杀在摇篮之中。
国民党《中央日报》幸灾乐祸地报道说：
上海的生产将因此日益陷入瘫痪之中，而共产党又缺乏扫雷舰及人员，使共产党政权更感到问题的复杂。长江口乌云密布，巨浪翻滚，新中国备受煎熬。
当时，偌大的江面一片萧条，商船和稍大一点的货轮基本停航，偶尔有三两艘小船通过，却不敢在主航道航行，只能战战兢兢地紧贴江岸行驶。
告急！
告急！
长江口被封锁以来，上海经济就一直不振。
1950年1月2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马寅初在上海某电台广播讲话说：
百货业有了东西卖不出去，机械业几乎濒于崩溃，纺织业的成本超过了卖价，粮价上涨，其余物价也跟着上涨……
长江口被封锁，不仅影响着上海经济的滑坡，还影响着整个国内经济的恢复。
周恩来认为，必须迅速打破敌人对长江口的封锁！
周恩来拿起桌上的电话，叫通了南京，呼叫着华东军区。
电话通了，周恩来问道：“你是粟裕同志吗？我是周恩来。”
听到是周恩来的声音，粟裕连忙说：“我是粟裕，周总理有什么要吩咐？”
周恩来介绍了当前国民党对长江口封锁的严峻形势，接着又说：“你找张爱萍同志谈一谈，要求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扫清水雷，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苏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彻底摧毁国民党对大陆的封锁。”
粟裕在电话里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会认真安排的，一定打通长江口航道。”
周恩来说：“好，希望上海能度过眼下的难关！”陈毅令张爱萍加快扫雷
和周恩来通过电话后，粟裕就把张爱萍叫到办公室，然后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了张爱萍。
粟裕用期待的眼光问：“这个任务艰巨，你一定要出色完成啊！”
张爱萍当即表示：“一定想办法打通！”
粟裕说：“你快去行动吧，等你的好消息！”
为了便于对部队的指挥，张爱萍就把华东军区海军机关搬到了上海水电路522号。这里原是国民党的装甲兵司令部。
几天后，张爱萍被一个紧急电话召到陈毅市长的办公室。陈毅面对着墙上的上海市区图，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
一见张爱萍进屋，他便急切地问：“爱萍同志，长江口扫雷的情况进展如何？”
张爱萍回答道：“已经让孙公飞同志筹建扫雷大队，不过由于缺少器材，加上又不懂技术，困难应该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陈毅急了：“我现在不是要你汇报有什么困难，而是要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把长江口的水雷给我扫清？你看，昨天又有一艘商船触雷沉没……”
说着，陈毅将一份通报递给张爱萍。
上面写道：
沉没的商船是我国租用的一艘香港商船，载有大批从香港采购来的急需物资。
在人民海军组建初期，主要靠缴获敌人舰艇作战张爱萍可谓是海上英雄，而此刻，他心里像压了无数块铁石一样沉重。
陈毅面带忧虑地说：“爱萍同志，你们要加快进度。上海有大量物资要运出去，外面也有大量物资急需运进来。再这样困下去，恐怕连饭也没得吃了，你叫我这个市长当个什么样子嘛！”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陈毅市长也不失本色，他把双手朝张爱萍一拱：“请你转告指战员们，就说我陈毅拜托了！”
张爱萍了解老首长的性格，不是情况特别紧急，他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张爱萍只好说：“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一定要把长江航道的水雷清理干净！”
陈毅严肃的表情舒展开，笑着说：“爱萍同志，你是海上英雄，我相信你！”
在这之前，张爱萍为了打通长江口航道已经奔波了很长时间。崇明岛以内的海匪清除以后，张爱萍就指示司令部拟订了“打通长江口通道”的作战方案。
这个作战方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扫除长江口的水雷；二是攻占长江口外的苏南诸岛。
早在1949年12月初，张爱萍就把孙公飞和另外几个同志叫去，要求由孙公飞牵头，组建成立扫雷大队，并抓紧做好扫雷的各项准备工作。
接下组建扫雷大队的任务后，孙公飞几个人非常激动，回到教导师就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从教导师三团和侦查营抽调干部战士，从原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和招商船上选调一些技术骨干，还从新参军的同志中要来一批有技术、有知识的青年，并请了两位苏联专家。
此外，他们把刚从国民党军缴获过来的“联”字号登陆舰改装成扫雷舰，很快就有了“古田”、“枣庄”、“周村”、“张店”、“秋风”等舰船。
到1950年4月8日，新中国第一支扫雷舰大队就这样正式成立了。扫雷舰大队长兼政治委员是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参谋长孙公飞，副政委是李兰森。大队下设2个中队。
在装备上，匆匆组建的扫雷大队没有一艘正规的扫雷舰艇。扫雷编队的指挥舰是征用招商局的“中字一一一”号坦克登陆舰，将10艘25吨登陆艇用作扫雷船，仅有的4条扫雷索只能将就使用。
大队成员大多数是从陆军调来的，以前谁也没有上过军舰，更没有见过水雷是什么样子。舰艇技术设备数量不多，也很落后，要以这样的条件去完成扫雷任务，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全国刚解放，形势很好，部队士气非常高涨，具备完成新的使命的信心和决心。
任务一布置下来，大队本着急学先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各舰艇除了学习本部门业务知识，还组织学习航海知识和扫雷技术。他们一边学习理论，一边进行实际演练。
在请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讲课的同时，战士们发扬优良传统，开展官兵互教互学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有关航海知识和扫雷技能。
接着，他们就拉到海上进行编队训练，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提高了指挥员的组织指挥水平，使部队熟悉了舰艇生活，增强了适应能力。
大队成立后，孙公飞首先调查了国民党布雷的情况。据情报证实：
1950年1月，桂永清曾亲自登上一艘“永”字号布雷舰，布了大约20多颗水雷。雷区主要是在长江口南航道九段沙灯标至福庆沉船浮标一段。
周恩来和陈毅、粟裕的指示，使张爱萍更加感到打通长江口航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张爱萍从陈毅那里出来后，就驱车来到了吴淞口的扫雷大队。他听取了孙公飞的汇报。
张爱萍急切地问孙公飞：“你们现在能不能马上出去扫雷？”
孙公飞说：“能！”
张爱萍侧身问两位苏联顾问：“你们的意见呢？现在这样出去行不行？”
苏联顾问：“根据现有条件，也只好这样了。”
张爱萍笑着说：“好，马上行动。”扫雷失利商船多次触雷
1950年6月19日，朝霞映红了天，在张爱萍一声令下，从招商局征用来的“中字一一一”号坦克登陆舰作为临时指挥舰，与10艘“扫雷舰”成正三角队形，驶进了长江南航道。
到了雷区后，孙公飞等人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让10艘“扫雷舰”排成“三三四”编队，拖着长长的扫雷索前进。
长江口航道狭窄，流速非常快，加上风大浪高，扫雷舰像一只只小瓢似的剧烈地摇晃着，很多战士都晕船呕吐了。但是，一想到这是中国海军实施的第一次扫雷任务，他们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纷纷下定决心打它一个漂亮仗。
这时，孙公飞站在指挥舰上，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命令各舰保持好拖带队形。编队在海面上犁出两条银灰色的航迹。
编队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来回不停地清扫着。
一个来回，再一个来回。3个小时过去了……5个小时过去了……
孙公飞奇怪地说：“真是见鬼了，竟然不见一颗水雷的踪影。”
天快黑的时候，中国租用的巴拿马商船“伏虎”号，载着一批货物从入海口驶进。
战士们停止了作业，望着“伏虎”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地经过雷区，全都为它捏着一把汗。
突然，一声巨响，海面上飞溅起几十丈高的水柱，“伏虎”号触雷！
孙公飞见状，马上指挥部队抢救商船。“扫雷舰”官兵纷纷扔下救生圈，有的干脆跳下海去相救。当他们将24名船员救上艇时，“伏虎”号很快就沉没了。
战士们的心里失落落的，一个星期后，孙公飞率部队再次进入雷区。水雷依然没有扫到，而在航道上航行的侨商“香山”轮再遭厄运，触雷沉没。
第一次扫雷，宣告失利！
扫雷编队回到码头的时候，张爱萍带着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技术部长曾国晟，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获悉扫雷失败后，张爱萍马上召集大队干部开会，分析原因，总结教训。
会上，大家纷纷发言，孙公飞及大队其他干部分析了扫雷失败的三个原因：
1、长江口风浪大、水流急，25吨的小登陆艇犹如一片树叶，难以进行扫雷作业。
2、自己制造的三号扫雷索太细，拉不动水雷，4条扫雷索拉断了3根，也没有把水雷拉上来。
3、部队热情虽然很高，但是缺乏技术。
当大家热烈讨论时，周恩来从北京又打来电话，询问扫雷情况。
陈毅、粟裕和肖劲光也打来电话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清扫水雷。”
张爱萍放下电话，心情感到格外沉重。但是，他望望大家沉闷的脸色，却鼓励说：“这次扫雷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有不少的收获。”
张爱萍说：
熟悉了长江口航道和雷区情况，摸清了水深、流向、流速及雷区位置。
对扫雷的组织指挥和扫雷技术进行了一次练兵，从中得到了有益的经验，学到了本领，找到了教训。
打消了一些人的思想顾虑，适应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张爱萍接着说道：“同志们，只要你们认真研究一下教训和收获，进一步作好准备，扫雷就一定能成功。”
张爱萍最后表示：“我把曾国晟部长留在这里，同苏联专家一起，帮助你们解决技术上的难点。”
张爱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把第一次扫雷情况及下一步打算，专门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报告，报告中还提出从苏联进口一批扫雷具的请求。
就在扫雷大队进行准备期间，又发生了三起轮船触雷事件：7月20日，“新宁海”号轮触雷沉没；8月16日，“济南”号轮触雷后被抢救回来；8月21日，“捷喜”号轮触雷沉没。
商船连续触雷事件，在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关注。而且对人民海军舰艇出海训练、作战也构成了重大障碍。
这五起船只触雷被炸事件，震惊了党中央、军委。
战士们的压力更大了，要扫除长江口水雷的决心也更大了，他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张爱萍又来到了华东军政委员会。
他说：“必须迅速制止这种轮船触雷事件的发生！”荣毅仁建议不要封港
一天，张爱萍来到上海市政府，同马寅初、黄敬、荣毅仁等上海财政、交通、工商方面的领导商量突破长江口的对策。
张爱萍向马寅初建议：“为了防止商船触雷事件再次发生，在海军实施第二次扫雷之前，暂时封闭长江口航道，禁止所有船只通行。”
在这以前，马寅初已经与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研究过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不同意张爱萍的做法。
这时，荣毅仁首先表态说道：“上海自2月大轰炸以来，市面萧条不景气，近来略有转机，为便利物资交流，活跃市场，繁荣经济，长江口不宜全面封闭，我们要打通和外界的联系。”
张爱萍申述说：“过去由于不封闭，又接连发生三起商轮触雷事件。现在再不封闭，将会产生更严重后果。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请马副主席再考虑一下，我回去也作进一步研究。”
马寅初接着说了4点不宜封港的理由：
1、上海如果封港一个月，不但影响财政收入，而且物价又会发生波动，损失就更大。
2、华东贸易部在香港购得的一批物资，由于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英国扬言要冻结这批物资，因此，必须尽快运回，以防不测。
3、北方也有大批物资急需运来上海。
4、如全面封锁航道，千万渔民的生计也将陷入困境。
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早在8月24日，中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就加强长江口外扫雷工作，致函中央军委，内容如下：
据交通部8月19、21两日报告：自舟山解放后，上海港外曾连续发生伏虎、香山、新宁等轮触雷沉没事件，损失巨大。现华东海军扫雷工作时断时续，至今已停顿一个月，长江以及由沪待运北洋货物拥塞。
北洋来沪货物以青岛、连云港、营口之煤、粮、盐、棉花、石油及工业品催运尤急。据悉，青、连两埠铁路已有两三星期停拨车辆，影响江海物资交流极为严重。
查关于长江口外扫雷问题，交通部送来报告，以该项工作关系江海货运至为重要，要求迅速解决。因此特再报请军委转海司设法积极加强扫雷工作以利航运，并望将扫雷进行情况查询示复为荷。
主任陈云
副主任薄一波
马寅初
李富春
1950年8月24日
张爱萍对此十分理解，他回机关后，就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大家感到，全面封闭不行，不封闭也不行，是否可以寻找一个折衷方案呢。
就在这个时候，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来电话建议，采取部分封闭的办法，即对已测定的雷区基本都封闭，其余航道宁肯冒风险也要通航。
接到电话后，张爱萍认为这是目前最佳方案。于是研究了采取这一方案的可能性。长江口扫雷爆破成功
几天后，张爱萍马上把实行部分封闭长江口的意见直接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很快表示赞同部分封闭长江口的方案。
张爱萍感到这是一副千斤重担，扫雷大队每位官兵，都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些日子里，扫雷大队官兵吃不香、睡不踏实，“扫雷”成了唯一的话题。
在实行部分封闭期间，张爱萍又要求司令部采取了如下措施：
加紧进行扫雷准备，争取早日扫清航道。
加强武装巡逻，严禁大型船只进入雷区，并防止敌特进行破坏。
扫雷期间另辟一条新航道。这条新航道在长江口南航道以南，水深3�5米，潮涨可达9米，一般船只可以出入，并不影响扫雷活动。
接着，张爱萍根据第一次扫雷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指示司令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他们让指挥舰的“中”字号一一一舰不变，又将4艘小型步兵登陆舰改装成新的扫雷舰，以代替4艘小登陆艇。这4艘登陆舰，排水量都为380吨，1800匹马力，时速为8至12节，特别是舰尾装上了锚机，可用于收放扫雷索。
这时，苏联援助的10条扫雷索也运到了上海，立刻进行了安装。扫雷舰改装后，又根根据雷区的水文地质情况，重新制定了清扫计划，进行了技术训练，开展了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恐惧、疑虑以及盲目乐观的情绪。
各方也大力支援，海道测量局加修了九段、克伦浦、南汇、横沙四处测量立标，并在沉船和水底暗礁障碍物处设置了标记。
上海政府和水文、测绘等相关部门及时抽调扫雷所需船只，印制长江口雷区图纸，提供潮汐气象资料，还给扫雷部队增加了伙食补助，帮助改善生活和医疗条件，给了参战官兵以极大地的鼓舞。
上海政府还考虑到出航期间可能遇到技术上的难题，就决定抽调江南造船所和海道测量局的技术人员随舰工作。
为了确保扫雷区域不被敌人骚扰，陈毅命令海军组织有关单位联合清剿海匪，控制佘山岛。
佘山岛位于长江口中部，系南北航线要道口，是海匪久居之地。岛上有惯匪袁国样、施元苟部400余人，机帆船40艘，经常抢劫过往船只，无恶不作。
根据陈毅的命令，华东军区海军迅即召集有关单位进行部署，决定长江口两岸及祟明、横沙岛一带海匪由当地陆军负责清剿；攻占佘山岛及海上清剿任务由海军负责。
华东军区海军出动舰艇18艘，搭载步兵两个连，于9月11日拂晓奔袭佘山。狡猾的海匪已于日前闻讯逃窜，登陆部队便留下步兵一个连驻守佘山岛，以掩护扫雷。
一切准备就绪。1950年9月11日，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副司令员林遵和袁也烈、副政治委员赵启民联名签署扫雷命令：
扫雷大队务必于9月16日开始，至10月1日国庆一周年前，必须扫除长江航道中的水雷，打通长江航道。
这是条死命令。接到命令后，孙公飞与大队几个领导研究分工，制定各种方案。孙公飞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扫雷方案和防空袭方案，因为他们扫雷时，国民党的飞机经常飞来干扰、袭击。
9月21日，孙公飞率领新的扫雷编队进入雷区。雷区分为甲、乙、丙、丁区段。4艘扫雷舰使用MT-3型扫雷具，定深为6�7米，以梯次队形在雷区往返清扫。先是用密集队形进行清扫两次，然后用疏散队形再清扫一次。
在这期间，时有飞机在空中盘旋，敌人海军舰艇也在外海活动，因战士们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敌人飞机、舰艇未敢靠近骚扰。
9月29日，编队像往常一样清扫着。12时57分，“周村”舰的扫雷索猛地抖动了一下，顷刻间，一个黑乎乎的铁家伙漂浮在海面上。
突然，不知是谁第一个喊了起来：“水雷！我看到了一个水雷。”
过了一会儿，许多人也跟着大声喊了起来：“是水雷！是水雷！”
孙公飞听到喊声，就用望远镜一看，果然看见一颗水雷。他迫不及待地对着报话机，急切地报告：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现在报告，我们扫到一枚水雷啦！
听到前方的报告，整个指挥室顿时沸腾了。张爱萍对其他人说：“真是太好了！”
张爱萍马上向扫雷大队复电：
“黄河”，我代表华东军区海军党委和全体官兵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早日扫清长江口的所有水雷！
10月11日，在丁区又扫到一枚水雷，接着又扫到第3枚、第4枚。这4枚水雷，除一枚拆卸作研究用外，其余都由爆破组拖到岸边进行爆破。
这些水雷，与过去多次捞获的断索漂雷型号相同，是日本制造的“九三”式锚雷，都已陈旧。从扫出的第一枚水雷上，发现上面还缠着钢索，显然是第一次扫雷时给拉断的。
这次扫雷，他们还找到了第一次扫雷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扫雷索太细。
长江口的水雷扫清了，马寅初专门给海军机关打电话：“表示深深谢意。”
就这样，长江口的水雷清除了，航道上的船只可以自由航行了，同时，敌人对长江口的封锁也宣告破产。陈毅进行反封锁斗争
反封锁斗期间，陈毅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首先制定了“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报中央批准后向全市人民公布进行大动员。
与此同时，陈毅领导市政府数管齐下，采取如下措施应对敌人的封锁：
其一，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业，渡过困难。缺资金的给贷款，缺原料的贷原料。
当时，永安纱厂总经理郭棣活有300多万斤棉花及一万纱锭的瑞士纺机搁在国外出产地运不来，陈毅专门关照银行、铁路、贸易各部门通力协助，甚至专派车皮去香港拉运，终于将原棉和纺机全部运到上海，让工厂很感动。
又如，成品纱布运不出去滞销，20支纱每件市价只11万，即低于成本，陈毅就要求就以12万元收购。私营工商业真正感受到国家的扶持。
其二，开展整编节约运动，大力减少开支。
陈毅说：“要靠我们党员干部自己首先紧缩，拿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来克服困难。”
陈毅首先身体力行，当时在国民党特务伺机刺杀他的紧张情况下，他坚决地将自己的警卫人员从16名减为6名。
同时，从1950年7月初起，陈毅带头在机关食堂改吃大灶，所有高级军政干部无一例外。领导干部这样与人民同甘苦，自然振奋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7月份，解放军指战员省下20万石军粮，运来上海支援反封锁斗争，上海各界群众很受鼓舞。
其三，发挥工人阶级积极性创造性，节约原料，试用代用品。
上海电厂烧油，每月要消耗3万吨。上海市委和陈毅积极支持工人进行锅炉大改装，以煤代油，终于将99�7％的燃料改为煤炭，仅此一项每月就节约大量外汇，减轻了能源的压力。
当时，耗用汽油最多的公交公司，也研究改用煤气动力牵引汽车。其间有一位朝鲜籍技术员金官奎，因忘我工作患脑溢血猝然病逝，陈毅非常惋惜，亲自交代要开隆重的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不久，改装获得成功，许多因缺油停驶的汽车都挂上了煤气发生炉，奔驰在上海马路上。
其四，妥善处理经济萎缩造成的10万失业工人。
政府发救济米，组织他们修海塘“以工代赈”。同时号召在业工人捐献每月工资的1％用做救济。工人们表现了顾大局的政治觉悟。
反封锁斗争的结果，纺织业7月中旬只有4成开工，到11月达9成以上，私营纱厂产量增加了75％。机器工业原开工20％，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大来了大批定货，增到60％。
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走上了复苏。
陈毅表示：
敌人曾轻蔑地说，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共产党下了“海”就会淹死……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
7月6日，上海几十万军民举行了纪念“七七”抗战并庆祝上海解放的盛大游行。
陈毅英姿飒爽地登台检阅。当游行进行到一半时，一美国人驾车擅自闯入游行队伍，阻断队伍行进，态度蛮横地抗拒交通警干涉，引起群众公愤。
陈毅果断下令道：“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
这位美国原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终于被拘留，老老实实向中方人员交上一份“道歉书”。
消息公诸报端，立刻引起轰动：
中国这头东方睡狮苏醒了，不可欺侮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必将失败……
上海市民拍手称快，他们兴奋地说：“过去美国吉普压死人只有对天哭，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办他，人民政府有志气，更能打破敌人的封锁！”
当然，进行反封锁斗争并非盲目排外。早在进上海前，陈毅就向接管干部们强调过这一点：
对守法外侨，我们要保护，对外商企业，依中央方针区别对待，逐步接管，时间上有先后，方法上有没收、代营代管、对价转让等几种。对于电、水、公共交通及有利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要发动中国职工团结外籍职员继续生产经营。
这样做，就使接管稳妥有序，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但对跑马厅、跑狗场这些洋老板办的赌博营业又不一样了，禁止其营业，又不没收，只征高额地价税款。不到一年，英国老板吃不消了，请求将跑马厅产权无偿交给人民政府。
陈毅亲自参与设计规划，将它北边建成芳草如茵的人民公园，南边建成人民广场。同样，后来跑马场变成文化广场，法国夜总会建成文化俱乐部，哈同花园建成了上海展览馆。一个个外国资本家设立的吸血窟和淫乐场，先后回到人民手中，化腐朽为新生。
从1950年夏天到冬天，经历了反封锁斗争，经历了三次物价大波动的考验，上海经济日渐走向康复发展之路。但华盛顿和台北却传来切齿之声，一场针对中国的又一次“禁运”风暴正在掀起。
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