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帅摇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相继成立

一、军事学院成立 领取口令

发布时间:2019-06-25 10:44:38

●刘伯承走出机舱,见朱德正向他挥手,他急步跨下舷梯,与朱德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朱德显得兴致勃勃,一边走一边讲战争年代看地形的笑话。

●刘伯承用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前面,单膝跪倒在军旗前,双手捧起军旗的下角,吻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接过军旗致答词。

● 军事学院成立

共和国故事・将帅摇篮刘伯承出任校长

1950年10月27日,一架银白色的客机从山城重庆呼啸而起,在蓝天上画了个优美的弧线后,一路穿云破雾向北京飞去。

宽阔的机舱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透过舷窗,深情地望着脚下这片他为之奋斗的土地。

大巴山雄峻高大,层林尽染,江汉平原似绿色的锦缎一般伸展到天边,奔腾的长江在锦缎上蜿蜒出一条闪亮的光链,像一条银龙在扭动飞舞。

这就是我的祖国!

刘伯承俯瞰着脚下的锦绣河山,不禁思绪如潮,心潮澎湃,他想到了新中国建设的灿烂前景,想到了军事教育事业即将出现的繁荣春天。

1950年6月间,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军事学校,各军、兵种都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技术学校,作为先导,全军要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

一听到这个消息,刘伯承心中立即萌动投身军队院校教育的念头。

全国解放之后,随着战争的硝烟淡去,全党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心任务也由主要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使人民军队的建设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即兵种单一,只有陆军和少量炮兵、工程兵,装备落后,步枪加小炮,特种装备中全军坦克不到100辆,军队编制、制度也不正规,作战指挥也不集中、不统一,部队打仗还带有游击痕迹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的统一政权,控制了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并拥有强大而可靠的经济基础,人民军队的建设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新时代给人民军队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今后,人民军队将主要担负保卫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责。这就给军队提出了如何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军队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即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这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又一次伟大转变。

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任何工作都是以人才建设为先导的。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创办、扩建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刘伯承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主动请求让自己去办军校的。

建国后不久,有人向刘伯承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刘伯承听后,幽默而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4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吧。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就这件事,中共中央也曾非正式地征求过刘伯承的意见。刘伯承明白,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关怀,要为自己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刘伯承心里更明白自己的情况,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是军队建设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刘伯承认为:潜心钻研学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对自己来说倒是最合适的。于是,他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军事学校。

在信中,刘伯承恳切地写道: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他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而在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军队的转变。

为此,毛泽东和朱德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并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创建正规化现代化高级指挥学府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对如何给刘伯承递交信件,中共中央也很重视,特地委托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办理。聂荣臻决定派遣华北军政大学副教育长陶汉章专程前往重庆送信。

聂荣臻对陶汉章说:“你在红二方面军时就认识刘伯承同志,所以送信的差使让你去。”

陶汉章到达重庆见到刘伯承,递上了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

刘伯承看完信,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高兴地说:“古语说得好,‘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啊!请你转告聂老总,就说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我把这里的工作给小平同志和贺老总交代一下就走,不日即到京复命。”

几天后,当陶汉章向刘伯承辞行时,刘伯承再次请他向聂荣臻转述自己坚决服从调动,愿意去学校的愉快心情。还托他捎回一些四川榨菜、豆瓣酱之类的土特产食品,说:“朱老总、聂老总都是四川佬,这些东西又便宜又好吃,他们一定喜欢。”

就在刘伯承准备交接工作,到北京筹建陆军大学的时候,朝鲜战争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帝国主义随后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派遣海军进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大举向北朝鲜不断进犯,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东北边境,熊熊的战火隔江可见。

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

现代战争打的是人才和装备,朝鲜前线急需大批干部,而大批干部又需要加速培养,需要系统地教育与训练。形势逼人,创办陆军大学已经刻不容缓。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四天,毛泽东给刘伯承发了一个急电:

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

刘伯承接到电报,他在重庆再也坐不住了,他把西南的繁忙公务迅速交代完毕,便匆匆地登上了飞往北京的客机。

飞机一路穿云破雾,把巴山蜀水一股脑儿地抛在身后。几个小时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相继映入眼帘,在峰峦之间逶迤奔腾的长城,以及紫禁城里金碧辉煌的建筑群刚刚在机身下掠过,飞机已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上了。

刘伯承走出机舱,见朱德正向他挥手,他疾步跨下舷梯,与朱德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学院定址南京

1950年6月间,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成立陆军大学筹委会,从全军各单位抽调得力干部参加,并派人到东北等地勘查地形,选择建校地址,准备动工兴建陆大校舍。

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所以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具体地点授权刘伯承选定。

为了确定陆大的校址,刘伯承顶着北京11月里凛冽的寒风在北京寻找适合办学的地点。

一天上午,刘伯承和陆军大学筹备委员会萧克等人,乘车出北京城寻找未来的陆大校址。朱德听说要为陆大选校址,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看。”

刘伯承、朱德等人先坐车到府右街附近原北洋军阀陆军大学的旧址,一看,过去的建筑不大适合于现代教学。同时,房子太破,一下子修不起来,不行。又到五棵松一带,还不行。后来,一行人又驱车来西郊的红山口,一连跑了四五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

接下来,他们又向西到永定河沿岸,最后向东折回到八里庄忠烈祠。

他们不顾风沙扑面、寒气袭人,几次登上山岗,兴致勃勃地察看地形、水源,选择营建陆大的合适地点。朱德兴致勃勃地,一边走一边讲战争年代看地形的笑话。

但是,由于当时这一带供水电困难,只好放弃。

第二天一早,刘伯承又驱车向西,出西直门,来到圆明园勘查。

圆明园位于京郊西北,西与颐和园、玉泉山遥遥相对,占地广阔,环境幽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办学校的理想场所。

但是,圆明园对中国人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圆明园曾是盛极一时的清朝皇家园林,在当时是与法国卢浮宫等世界著名皇家园林齐名,但是,英法联军1860年放火烧毁了它,至今只剩下一片废墟。

刘伯承认为,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历史见证,对于教育后代,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军队不应该占用。于是,刘伯承最终放弃了在这里建校的想法。

经过两次实地勘查,刘伯承考虑到,要兴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而国家刚刚走出战火纷飞的年代,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而且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迫切需要大量军事人才,如果中规中矩地建校,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显然不符合当下的要求。

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刘伯承建议:陆大的校舍暂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刘伯承的意见得到陆大筹委会的赞同。

于是,刘伯承把目标投向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华东军大设在南京城的科南隅,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各类设施也较齐全。

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主政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并向中共中央专门作过汇报。那时,刘伯承就考虑过将来在那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

萧克从南京去考察回来后,报告说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址比较好,并提出军事学院的校址设在南京。刘伯承欣然地说:“这事你定就行了。”

这样,刘伯承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0周恩来会见刘伯承

1950年11月初,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就筹建中陆军大学的相关事宜交换意见。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起床,早饭还没吃。

周恩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与周恩来久已相熟,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到1932年5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刘伯承曾与周恩来共事,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也对刘伯承很尊重,常常对人称赞刘伯承博学强识,通晓古今,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

听到周恩来如此说,刘伯承百感交集,他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不能按时睡眠。刘伯承深情地说:“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是睡久了。听说你每天要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这时,工作人员端来了早餐,周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便开始用餐。

刘伯承仔细地看了老战友的住所,房间陈旧,设备简陋,靠墙排满了书柜,3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房间里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

周恩来的餐桌上,摆着3块烤馒头片、1碟咸菜、1杯牛奶和1个煎鸡蛋。

已经成为大国总理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看着这一切,刘伯承和同来的人都很感慨。

周恩来用完早餐后,谈话开始。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向周恩来报到。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马上就会来。”周恩来的话语里透着十二万分的满意。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又谦逊地说。

听到这话,周恩来笑了,鼓励刘伯承说:“你搞得好,搞得好的。你有几个特长:有学问,有搞教育的经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

面对老战友,刘伯承诚恳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和要求:“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也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

接下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几天后,周恩来再次会见刘伯承等人,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

毛泽东的指示基本精神是:

按照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二年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谈话中,周恩来还告诉刘伯承等人,为办好陆大,毛泽东主席已经从苏联聘请了一批顾问。

听到这个消息,刘伯承想起当年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交往。

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于是,刘伯承向周恩来建议:“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听了刘伯承这番话,周恩来也想起了李德的事情,连忙说:“对,对,叫专家好。”

为此,国务院后来还专门发出通知: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请来华的和过去非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一律称呼“专家”。

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就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进行研究:

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军科和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更名为军事学院。

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再行搬迁。

三是干部问题。当时朝鲜前线急需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使军队的干部不够用的问题显得很突出。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

针对第三个问题,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这些意见,周恩来完全赞同。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刘伯承:“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吗?”

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说:“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周恩来脸上露出微笑,坦率地点穿了刘伯承的心思,“我明白你的意思,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

“是啊!我是有这个意思。”刘伯承一面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第三次会见刘伯承。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在大体确定军事、政治、文化各课的课程后,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军队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问题。

刘伯承提出,现在从军队中选调教员非常困难,不过,在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当中,有的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

周恩来表示,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从每期毕业学员中选留一些人员任教,逐步改变这种状况。

最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这次谈话进行了3个多小时才结束。刘伯承等人走出西花厅,沿着中南海湖畔的砖石道向大门口走去。

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宁安、静谧,人们的脚步在水泥路上发出“嗒嗒”的声音。当北京的市民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中南海的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

瑟瑟寒风中,人民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拉开帷幕,暗夜中的灯火里,解放军正规化建设吹响了号角。刘伯承建设学院

1950年11月13日晚,刘伯承带着《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向周恩来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聂荣臻、萧克等作详细汇报。

周恩来主持汇报会,由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就随手记下来。

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除校名和校址按他原先的建议,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暂设南京,主要内容是关于组织机构和训练方针。

“意见书”是这样的:

关于组织机构:

学员与班次。共设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空军速成科、海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等6个学习单位,及1个陆军函授科的业务机构。

陆军本科定额370名,收团、营级及部分优秀的连级干部,有初中文化水平,年龄在30岁左右者。

陆军速成科定额500名,收军、师、团及个别兵团级干部,具有高小文化水平者。

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总参情报部选送学员50名。

俄文训练班,由中央军委俄文编译局负责选调50名相当大学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础的人员再予提高,并授以军事知识,以解决军事翻译及俄文教员的缺额。函授科定额150名,收在职团级至兵团级干部,有自学能力者。

学制。陆军本科2年,陆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均为1年,陆军函授科1年半。海、空军速成科暂缓成立。

领导机构:

全院设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并设立战史、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后方勤务、通信联络、政治经济、文化外语等15个教学组织,以及学术研究室和翻译室。

所需干部:

除已决定调作学院领导干部的促其到职外,拟再由全国各大军区调25名军、师级及个别团级,有相当文化程度及实战经验,有培养前途的军政干部来院培养,做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学院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由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选调。

关于训练方针:

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且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修改后,上报给中共中央。3天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筹建工作的新阶段。

1950年11月21日夜晚,刘伯承乘火车赶赴南京,投入了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

如果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起草军事学院的创办计划,那么,以后的工作则是把这个创办计划付诸实施,把蓝图变成现实。

刘伯承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临时委员会。临时党委由刘伯承、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刘忠5名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接着,党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学院召开。

会议召开时,除刘忠之外,其他委员都已到职,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原任西康军区司令员的刘忠千里迢迢赶来报到。

刘忠原是第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的干部,是刘伯承的老部下。刘忠见到刘伯承倍觉亲切,他一面向刘伯承立正、敬礼,一面气喘吁吁地说:“刘司令员,我……我来晚了。”

刘伯承连忙从座位上站起,快步走到刘忠跟前,伸手紧紧握住刘忠的手,风趣地说:“刘忠同志,你来得不晚,来得正好。你看,就差你这一角了嘛!”

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同时,任命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部长。

这个领导班子是由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大军区抽调干部组成的。其中,陈士榘、钟期光来自华东军区,陈伯钧来自中南军区,刘忠来自西南军区,陶汉章来自华北军区。

领导班子组成后,在刘伯承的主持下,学院连续召开了院务工作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和教学工作人员大会。在会议上,刘伯承号召全院同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把“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学院开宗明义的“第一乐章”。

从11月下旬开始,奉中央军委命令,由全国各大军区调给军事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陆续报到了。但是,原定调的25名,只到了11名。其他大部分因种种原因没有到任。

刘伯承只好先以这11名干部充任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然后把从华东军大、华北军大调来的干部分配到机关各科室、各基层分队工作。

另外,又把新入伍的1000多名青年学生编成1个教导团,下设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和通信兵等5个营,专供演习使用。就这样,初步建立起了军事学院的组织机构。

在选拔和使用干部上,刘伯承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总政、总干的安排,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他说:“我办军事学院,是把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两块银’镶嵌在一起了。”

从12月份开始,从全军招收的学员们陆续从全国各地前来军事学院报到。

刘伯承根据报到的学员们的实际情况,重新调整了各个学员科的组成和学制。把原来的情报参谋训练班改为情报科,学制2年;把原来的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分为3个科:1个训练团及部分优秀的营级干部,学制2年;1个训练师、团级干部,学制1年;1个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学制也是1年。

对于报到的学员,刘伯承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入学条件进行了严格的复查,将“少数师团干部,因身体残疾不能坚持学习者,及一部分营级干部,军事基础太浅,无实战经验,非优秀干部,确无造就前途者”,一概退回。但是,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对学员文化程度的审查则不得不适当放宽尺度,只要求有高小甚至初小文化水平就可以了。

报到学员共900多名。经过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退回或转送其他学校的有140多名,军事学院只招收了758名学员。刘伯承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选拔一个合格的学员入学,就要出一个合格的“产品”交给国家。

刘伯承对于各个学员科和教学组织的名称,都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的学员科,有人提议叫“将官班”。刘伯承认为这个名称不好,因为国民党陆军大学就曾经设有“将官班”。这个“将官班”根本不是传授军事学术的组织,而是为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收买拉拢各派将领服务的,在国内早已声名狼藉。

经过反复思考,刘伯承决定训练将官的定名为高级速成科;训练师、团级干部的定名为上级速成科;训练团级及部分优秀营级干部的定名为基本科。

12月15日,刘伯承颁布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大纲。

大纲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高级和上级指挥员及参谋干部。在实施训练之后,以能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

大纲还规定了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情报科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同时,还规定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12%,文化教育占18%。

不久,刘伯承又颁布了政治工作大纲。

大纲规定:

学院政治工作要掌握在我军现有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国防的指导思想。掌握联合兵种的作战本领,必须是和总结我们过去的作战经验相结合。应当强调学习新东西,但不能脱离我们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

……

一方面应当说明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迅速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又一方面又应根据学员实际情况,协助改进教学方法,巩固与提高学习信心与学习情绪。同时,反对骄傲自满、懒惰松懈,闹个人主义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现象。

这两个大纲,体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方针,明确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向和任务。在学院初建的过程中,刘伯承把战争年代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到了工作中。虽然学院的组织机构尚未健全,但刘伯承已着手进行各项具体的教学准备。

军事学院第一次训练准备会,很快拟订出基本、上级速成、高级速成和情报4个科第一学期的教学计划;确定这4个科军事基本课目的教授方法和野外作业实施方法;并组织了对一些重要课程的集体备课和试教工作。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刘伯承向全体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作了题为《学习任务与学习任务的保障》的动员报告。

刘伯承说:

全国人民在今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中,筹建了我们的军事学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是在国家被侵略的斗争状态之下筹建起来的。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经过将近3个月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已具雏形,在1951年到来之际,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隆重举行成立典礼

1951年1月15日晨,风清日爽,碧空如洗。经过短短48天的时间,学院筹备工作就大体就绪。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和情报科第一期,已经在1月8日开始上课。

在这个人民军队历史性的一天,军事学院将举行盛大的成立典礼。

学院大门口扎起了彩坊,路两旁插上彩旗,楼房上悬挂着大幅的标语,到处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校园里的中心广场被布置得庄严肃穆。粉刷一新的检阅台上面悬挂着一颗巨大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检阅台两侧搭起了参观台和来宾席,再往外还竖立两个横向标语牌,一边写着“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提高自己的军事水准”,另一边写着“掌握现代的技术兵器指挥各兵种协同动作”。

广场的中央矗立起一根银白色的旗杆和一个金黄色的标语塔,上面写着:“全学院教职学员团结努力,为完成学会战胜敌人的军事学术的任务而斗争。”

中央军委为军事学院开学发来了祝词。

祝词说:

兹值军事学院开学之际,特向你们致贺!望全院同志们努力学习,总结我军作战经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掌握正规化的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

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军原则与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从我军现有基础上,为建设更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国防军而奋斗!

中央军委送来了贺幛,上写:

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中央军委还派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总政副主任肖华、总参军训部长萧克等人,出席成立典礼。

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一些野战军,以及华东党政机关,也送来了贺幛,并派代表参加这规模宏大的盛典。

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专门为学院成立题词。

毛泽东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

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朱德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

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8时,刘伯承身穿黄呢军服,精神抖擞、步履稳健地走上检阅台,向中央军委代表报告典礼开始。这时,军乐队奏起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央的银白色旗杆上冉冉升起。

首先举行授旗仪式。

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并讲话。他说: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举行成立授旗阅兵式。我代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光荣的“八一”旗帜,授予刘院长伯承同志和军事学院全体同志。

这面旗帜,代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克服困难,英勇战斗,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这是常胜的旗帜,他强有力地庄严地显示几十年来中国劳动人民能以自己的武装,英勇地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

我希望军事学院全体同志在刘院长领导之下,保持和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去完成毛主席、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予的通晓马列主义军事科学、通晓毛泽东军事思想、通晓组织与指挥现代化作战、负责训练与培养训练高级指挥员的光荣教育任务!

我相信在刘院长领导下的军事学院,将能在我国的军事建设中以及在保卫祖国、保卫世界民主和平伟大斗争中起重要作用。

陈毅讲话结束后,向刘伯承授军旗。

刘伯承用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前面,单膝跪倒在军旗前,双手捧起军旗的下角,吻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接过军旗致答词。

刘伯承慷慨激昂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

我接受了我们军事学院的战斗旗帜之后,让我在您面前,向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提出保证:我们全院人员将永远保持这面尊严的富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传统的旗帜,作为我们军人的英勇与荣誉的象征。

军事委员会给予军事学院的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实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能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我在此向您提出保证:我们刚成立的军事学院的学员、教员、政治人员、行政人员,一定能团结努力,发扬高度的组织性,为如期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斗争。

刘伯承话后,手擎着军旗走下检阅台,登上一辆敞篷吉普车,在两名头戴钢盔、手握钢枪的警卫战士的护卫下,乘车绕场一周,向全场展示军旗。然后,交给在仪仗队前面站立的军旗手。

接着,举行阅兵式和分列式。

刘伯承同陈毅、肖华和萧克,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由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各个方队,然后回到检阅台。在登上检阅台的时候,刘伯承、陈毅两个人互相礼让,刘伯承请陈毅先上,陈毅却推刘伯承先上。最后,两人笑着挽臂携手,一同走上检阅台。

阅兵式和分列式开始,各个方队以“八一”军旗为前导,迈着整齐的步伐,呼着嘹亮的口号,一次通过检阅台。军旗手手握鲜红的军旗在两名护旗手的护卫下走在方队的最前列。在经过检阅台时,军旗在行进中被风吹着,如一团火焰从方队中升起,在碧蓝的天空中划出一道曲线,指向前方。

军旗就是号角,随着军旗的舞动,通过检阅台的方队由踏步走改为正步走,数百双军靴整齐如一地在广场上落下又抬起,脚步声、口号声,震撼长空。整齐的军装,雪白的手套,闪亮的钢枪,威武的钢盔,在冬日的阳光下构成一道钢浇铁铸的流动长城。

检阅台上的首长向通过检阅台的学员及工作人员敬礼。这标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出了第一步。

当晚,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军事学院成立庆祝大会。刘伯承致开幕词,他首先对各单位前来参加成立典礼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对华东军区、华北军区参加筹建工作的人员以及华东党政各机关表示感谢。他重申了中央军委赋予军事学院的训练任务,要求学员要拿出打败敌人的战斗精神来攻读所学的课业,日有进益,像过去历次战斗胜利成功一样,获得学习的胜利成功。

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在会上讲话。陈毅阐述了在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的重要意义,号召全体学员“要用苦功从事学习,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要打破轻视学习的情绪,要打破自高自大不求进步的情绪,要克服拒绝吸收新知识的保守倾向,要把战场上的突进勇气转到学习上去。”

肖华、萧克、学员代表、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也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筹建完成,开始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培育新苗,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培养高级人才。军事集训培养高级将领

1954年5月16日,刘伯承坐上了向北京奔驰而去的列车。他此行的任务是领导全军高级干部进行“集团军防御战役”集训。这是继1952年5月,“集团军进攻战役”集训后,又一次全军范围的在职高级干部短期军事集训。

这次集训,是在刘伯承的积极倡议之下举行的。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和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里,在强调训练一般干部重要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训练高级干部对于人民解放军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提请中央军委把这一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刘伯承的意见。除按期选调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入军事学院离职学习外,还采取多种方法训练大多数在职中、高级干部:一是批准军事学院开设了高级函授系,招收一批学员进行函授教育,在开学和毕业考试时到军事学院短期集中,其他时间则在职学习,由军事学院发给教材讲义,并派出教员巡回辅导。二是在军事学院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时,组织全军中、高级干部参观见习,从中学习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组织与指挥。3年多来,全军共有1万多名中、高级干部参观见习。三是利用军事学院的教学力量和教学条件,组织高级干部短期集训,每次学习研究一个专题。

5月18日,中央军委以军委办公厅、总参作战部和军事学院三家组成集训班秘书处,以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为集训班班主任,负责日常行政事务,而集训班整个训练工作则由刘伯承以军事总导演的名义领导实施。参加集训的正式学员有各大军区、志愿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领导干部,以及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二期学员,共138人,还有旁听学员113人,总数为251人。

5月19日,集训班正式开课,刘伯承把整个身心都扑在集训班的工作上。他吃、住都在集训班。白天,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参加课题讨论。晚上,听取各个小组汇报,检查学习进度和学习情况。他还担任了“集团军防御战役原则”一课的讲授任务,并组织指导了集团防御作业和室内半示范演习。

对于参加集训的高级干部,刘伯承严格要求他们遵守纪律,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学好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他对学员们说:“学习军事科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要多流点汗水,我是要提问大家的。”在他的领导和模范作用的影响下,学员们学习刻苦、作业认真,晚上经常加班到十一二点钟,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整个集训班充满着刻苦钻研军事科学的浓厚空气。

6月19日,集训结束。刘伯承作了学习总结和学术总讲评。他首先指出:集团军进攻与防御战役集训,统称为战役法集训,是学习研究现代战役法的一般准则,即组织战役、指挥战役的领导艺术。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及其领导机关参谋人员必须掌握的。接着,他结合军事导演3个阶段的实施过程,阐述了集团军防御战役中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集中主要力量,实施反冲击、反突击和反攻等若干军事理论问题。他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于现代化战争的不断探索,把集团军防御战役这样一个大兵团作战的战斗编成、战役布势和指挥方法等各个方面讲得十分清楚透彻,使这次集训的理论水平大为提高。

各个学习小组在总结时都说:集训内容生动丰富,集训方法灵活多样,准备工作周到细致,教员讲课系统熟练,军事导演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在集中兵力和协同动作方面更有独到之处。他们还一致谈到,刘伯承院长的模范作用、严格要求和不断督促检查,砥砺和鞭策了大家,推动了学习的深入。

这次集训结束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仿照这次集训的内容和方法,也普遍进行了一次战役法集训,从而掀起了全军高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的热潮。

这次集训也使刘伯承在训练高级干部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回到南京,他又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地组织筹备规模空前的“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首长――司令部演习”,即山东半岛演习……

刘伯承领导的军事学院5年来的训练工作究竟如何,事实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5年来,刘伯承为了办好军事学院,为了训练好全军中、高级干部,起早睡晚、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工作比战争年代还要繁重、更为辛苦。过度的疲劳,使得他多病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他的夫人汪荣华说:“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数十年中,我看到他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工作是最辛苦的,身体也是最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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