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197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
●邓小平指出：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
● 解决知青问题邓小平鼓励知青积极参加高考
1977年4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邀请了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高校招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
会议主张立即恢复高考。
这些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
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会议还决定：
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
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多次场合谈及恢复高考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1978年5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的通知》。
《通知》要求：
知青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青报考各类高等院校。
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
5月中旬，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四川、江苏六省的知青办提出：
有条件的县镇，不再动员上山下乡。
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时间，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以及应届毕业生等，无不奔走相告。
据统计，当年有570万人报考大学，年龄最小的仅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37岁。
1977年冬天，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当年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的大军中。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恢复高考后的20多年里，中国已经有1000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60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国务院关注云南知青的问题
1978年10月18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的一些知青，在工作上、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云南知青的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格外关注。
12月，国务院派遣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到云南调查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赵凡，1937年参加彭雪枫领导的八路军“学兵队”，1945年8月到当时的北平做地下工作。1949年6月起，他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
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于1978年12月25日到达昆明。
在2000多名知青面前，赵凡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困难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
赵凡像父亲疼爱孩子般表示了对知青们的同情。基本同意知青们的要求，但要求知青们给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
知青们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向这位老干部致敬。
赵凡亲自率领调查组深入农场，倾听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呼声，体察民情，积极开展工作。
直到后来，亲历赵凡召开的各种各样会议和谈话的知青，说起当时的情景无不为赵凡平易近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折服。更为国务院把知青遇到的问题当成大事过问和解决，感到由衷的感谢。
赵凡反复做有关省、市的工作，希望大家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困难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我们欢迎，并安排他们的生活，提高工资待遇。愿意回城安置的，我们给创造一切方便条件，让知青们满意。”
以赵凡为首的国务院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处理意见。
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邀请赵凡、四川省知青办、成都市知青办、上海知青办的同志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困难问题。
在会上，有关各方就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安置问题基本达成共识。
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时明确指出：
云南决心两年内分期分批解决农场的7万余名知青问题。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根据中央74号文件精神，结合云南情况，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困难问题的办法。即《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
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正式下发了文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加以执行。
这样，云南知青问题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邓小平提出从经济角度解决
197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
《报告》对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在政策上做出具体规定：
1、今后应届高中毕业生，除准备考大学和在本年内上山下乡的以外，一律由学生家庭所在街道办事处，连同其他待业青年统一管理教育，统一分配。
2、放宽招工的年龄限制，凡35岁以下的城镇待业人员均可参加全民和集体企业的招工考核。
3、参加生产服务社的，可以从参加之日起计算工龄。其工资、奖励、福利待遇，全市不作统一规定，允许低于、同于、高于全民所有制单位。
今后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招生，以及国家征兵时，应一视同仁，允许他们参加。
为调动待业青年参加集体生产服务业的积极性，北京市还实行了多项优惠性政策措施。
通过这些办法，北京市1979年需要安置就业的40万人，一半通过计划招工、招生和上山下乡解决，一半通过兴办各种集体所有制生产服务业得到安置。
《报告》还就安置实行家庭均衡就业和择优录用相结合的原则，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办法等方面的问题，建议召集计委、经委、农业办、财贸办等有关部门研究，把知青的安置工作纳入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之内，统筹规划解决。
北京市委对此意见非常重视，立即发动各行各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想办法，充分挖掘潜力，努力筹办集体所有制企业，优先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城待业青年。
综合北京市的经验，主要是对待业人员统一安排，把安排就业与积极发展生产和生活服务业相结合；把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当作安置就业的重要途径；清理计划外用工，增加安置待业人员的空间。
北京市的这一做法被中央向全国推广，以促进各地解决知识青年待业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统包统配”的就业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所有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由国家统一调配和安置。
这种就业管理体制对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情况的变化，这种就业管理体制的弊端也不断显露出来，突出表现在：一是不管生产和工作是否需要，一律接收，造成许多单位人浮于事；二是劳动者不能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合适的工作，单位也不能根据工作的需要选择适当的人员，造成人才浪费；三是养成了劳动者就业靠国家的就业观念。
在1978年和1979年的两年中，返城知识青年就达到650万人以上。1979年，城镇累计待业人员达1500万人，仅在劳动部门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员就有56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了5�4%。
全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就业成了当时的一大难题。
1979年10月4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在这次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又一次指出：
除了经济工作外，还有处理就业问题、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这些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
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
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
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
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样的政策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
1979年年底，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全国各地因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开始向合理的方向发展，整个经济比过去活了。
1979年，由于广开就业门路，全国全年共安排903万人就业。
这一年，除上海、宁夏、西藏外，都有少量的知识青年下乡，共下去24�7万人，主要是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国营农场。
同年，通过招工、招生、病退等调离农村的有395万人，年末在乡的知青还有246�9万人，其中插队的75�9万人。
但是，针对严峻的就业形势，1980年8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劳动工作会议，提出了“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即在全国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1981年10月，中央又做出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
“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实质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政策在就业工作上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开始了就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就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及各项政策的落实，对于解决我国城镇的就业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统计，1979至1981这三年，全国共新增城镇就业人员2600多万人，平均每月有70多万人实现就业。到1982年，全国多数地区基本解决了1980年以前积累下来的包括返城知识青年在内的城镇失业问题。
到1984年，我国城镇就业问题进一步缓解，城镇登记失业率下降到1�9%。
实践证明，只要领导重视，解放思想，广开门路，积极改革，大力发展经济，城市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完全可以得到解决。中央提出上山下乡即将终止
1980年夏季，国务院知青办对一年多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情况，进行―次检查，并向中央作汇报。
汇报中说：
在一年多时间内，通过城乡广开门路，安排了350多万插队知青就业，特别是近百万1972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得到了优先安排。还在农村的200万插队知青，可望在年内大部分得到安排。多年积累的插队知青问题，可以基本解决。
在一年多时间内，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调整了安置形式，在城镇郊、县办起的8000多个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安置50多万知青。
国务院知青办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原则同意。
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总书记胡耀邦说：
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过去那种方法也有点道理，粮食没有过关，要吃饭啊！要使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必须采取政治鼓励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湖北招聘上海的退休工人，对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很有成效，立竿见影，将来减少城市人口，可能要走这条路。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
这个决心要下。像北京，我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了。北京、上海可以多办师范学校、医科院校，派教师、医生支援落后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工资可以提高一点，这比拿大笔钱搞上山下乡划算。
1980年9月6日，这份文件拿到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将这个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
《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鲜明地提出：
第一，今后安排城镇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或大部在城镇安排的，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
第二，对于在当地农村插队的知青，一定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力争一两年内，区别不同情况，把他们安排好。
第三，需要在郊县知青场队安置知青的地方，实行政治动员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进场队的知青其城镇户粮关系不变，留场就业的计算工龄。
第四，各地知青工作机构如何调整，包括撤并，不强求一律，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定。
这个文件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可以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了。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对各地的工作是一大解放，对社会公众是一副安心剂。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提出了基本看法。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
《决定》提出：
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
大力提倡和指导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在集体经济单位就业。
适当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倡导自谋职业。
建立和健全劳动服务公司机构。劳动服务公司要组织就业和就业前训练，并发挥劳动力蓄水池作用。
1981年底，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近消失。
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
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知青办也随即撤并。
至此，历经20多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结束了。
以后，各地政府本着实事求是、负责到底的精神，较圆满地解决了知青子女上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
在这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千百万知青把他们的青春和理想，无私奉献给祖国农村和边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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