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知青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原则，各省、市、区随即做出统一规定。
●周恩来在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代表时说：“北京青年去延安插队，也应该派干部去，最好一个大队派去一名干部。”
●中共中央在中发［1978］74号文件中规定：“要关心和重视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积极组织他们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科学技术。”
● 做好知青安置落实知青安置经费及物资补助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知青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原则。
1970年8月，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一年多来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做出统一规定：
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
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
这一规定同时提出，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安置费中动员地区使用部分，又称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各地标准不一，约在15至35元左右。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农具和家具，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
生活补助原则上为1年，如福州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35元，分到安置地区的经费为195元，用于下乡第一年的生活补助，购买农具、家具，建房，医疗，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如武汉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215元由省拨接收地区，交生产队掌握使用。
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
要求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
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国家规定每人安置费平均400元，跨省、区者分别远近增补旅费20、40元，其安置费的用途与插队知青有区别，除用于支付旅费、发放津贴费、伙食费、购置个人物品外，建房费统一纳入兵团或国营农场基建计划。
以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为例，自1964至1969年的6年间，国家共拨给安置费2496万元，其中60%用于基建，15%至20%用于生产，20%至25％用于安置。
在各兵团，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投资是列入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的。因此，即使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费不能及时到位，因为各兵团均有巨额基建投资，所以并不至于妨碍知青住房的建设进度。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共接收知青5万余人，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实际只拨款1152万元。尽管安置费未如期兑现，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原因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
兵团和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建房费，因与国家下拨的基建投资混在一起而难以理清。虽然他们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但是还都有房住，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因没有房子住，而不得不借农民房、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情景，实在是强了许多。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在日用品供应方面，为了照顾下乡知青，各地都免票供应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蚊帐等物资。
四川省1968年规定，凡下乡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一床，棉花2市斤，棉布23市尺，单人纱布蚊帐一床，由商业部门设置专柜，凭上山下乡光荣证优先供应。
在口粮供应方面，插队知青，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即公社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超产奖励粮和自留地收获粮的粮食总平均数，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
在食油供应方面，也按当地城镇居民食油标准供应一年，或从到达接收地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食油分配时止。
下乡知青到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食粮食油按所在场职工和家属的标准供应。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都是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费尽心思，而且花费了巨大的财力。周恩来提出结合安置支援农村
由于分散插队知青单身一人，劳动之余还要从事家务，负担过重；生活单调，缺乏文化生活和娱乐；对知青工作难以管理，以至放任自流，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所以，从1963年起，对插队知青进行集体安置的做法得到大力提倡。
青年点设在生产队上，确实有利于密切知青与农民的交往。知青吃、住、劳动、学习都在生产队，增强了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不过这种方式对知青带来的不利影响还是主要的。
首先，下乡知青在农村的处境困难。其次，随着青年点设在生产队，国家拨给下乡知青安置费的大部分也下拨到生产队，知青得不到实惠。
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中止分散插队。
要求发展知青集体户和公社、大队兴办的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
对大多数插队青年来说，集体户也就是他们在农村的“新家”。集体户也拥有自己独立的户籍和户主，即户长，即一户的负责人。
通常，集体户的成员只是集中食宿，他们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则是分别记工，并按个人实际劳动日和工分标准计算报酬。当时，许多集体户是在原先同一学校甚至同一班级基础上自愿组合的，关系比较融洽。
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里，老一辈革命者为着一种理想的追求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时，又有什么必要去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微小得失呢?
同样，当一批批满怀豪情的知识青年，在贫困落后的乡村重新尝试新的生活时，精神上是基于同样一个理想的支撑。
曾经洋溢在知青集体内的互相理解、互助互爱、同甘共苦、扶贫济弱等高尚品性，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这种“合作互济”的分配方法，培养了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很多青年积极劳动，为“合作互济”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合作互济”的思想基础。
1962年至1966年，全国国营农场累计接收安置了42万城市知识青年
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中，有60万人是跨省、区安置到边远地区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他们主要来自京、津、沪三大城市和浙江、四川两省。
在60年代后期，全国大部分省、区相继以国营农场为基础，组建了一大批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建师，划归各大军区或省军区领导。
生产建设兵团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内部保持着军队师、团、营、连的建制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
知识青年来到兵团后，在“屯垦戍边”方面做出了贡献。
1965年7月，周恩来和陈毅出国归来路经新疆时，视察了石河子垦区。他们看到垦区良田棋布，渠道纵横，林带葱郁，工厂林立，非常高兴。
周恩来和陈毅在石河子接见了上海知识青年杨永青等11人。
周恩来指着陈毅对知识青年们说：“这是你们老市长，他关心你们，特意来看望你们。”
杨永青的父亲是香港的资本家，她不留恋家庭富裕的生活，坚决要求到边疆扎根。
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就会有光明前途。
周恩来的这段话，对于众多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周恩来还引用“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的诗句教育兵团干部战士扎根边疆。
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为安置潮水般涌出城市的下乡知青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从1968年到1971年，全国新组建的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农业(生产)师，分布在18个省、区。
与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相比，去生产建设兵团应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在兵团，生活待遇有基本的保证，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组织上有人管理。这几点尤为知青家长所看重。
知青本人则往往为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所吸引，对于众多因种种原因，不能加入到解放军那所大学校锻炼成长而沮丧不已的热血青年来说，参加兵团，“屯垦戍边”，在“反修的前哨”当“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未尝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
1970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
周恩来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说：
北京青年去延安插队，也应该派干部去，最好一个大队派去一名干部，能选派1600人就好了。这是上海的经验。
同年，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
《报告》认为：
江西省对知识青年下乡，采取由干部带领并且配上医务人员和教师集体插队的做法，效果很好。
在当时，辽宁、上海等地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
中央要求各地参照上述办法，抽调一批下放干部到有插队任务的社队去，一面参加劳动锻炼，一面协助社队加强领导。
1973年3月，周恩来在接见参加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代表时，还对落实带队干部这件事不放心。
周恩来说：
北京去了―批青年到延安，并且派了干部去帮助。但还是没有搞好，主要是不能与当地干部打成一片。
这些干部，你不给他一定职务，光说是去帮助下乡青年的，说话无权，不起作用。
今后在插队的地方，每个公社有几个干部带着，干部兼公社。大队的职，不仅管青年，也管生产，这样结合起来就好。
干部可以轮换，但不要同时换，一年换几分之―。
要有老人，熟悉情况，便于交流经验，做好工作。对青年要引导好，光靠派去的干部也不行，还要靠当地干部、贫下中农的帮助。
周恩来的这番话，不仅写进了国务院下发的文件，也传达到了广大城乡，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遵循周恩来的倡导和中央［1973］23号文件的要求，各地都对选派带队干部工作，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工作很有起色。
被选派的带队干部同安置地区紧密配合，在做好知青的安置工作，特别是在保护知青、进行培养教育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0年春节，周恩来在同回京探亲的延安插队知青交谈中，了解到延安地区至今贫困、落后，以及知青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后，深感不安。他迅即把延安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和知青办主任请到北京来，听取汇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周恩来对延安的同志说：
我听说延安的情况，心里非常难过。我是总理，我负有责任，无法向毛主席交待，对不起延安人民。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北京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相继做出规划，决定以首都人民的名义支援延安，尽快改变那里的面貌。
会议最后形成文件：《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首都关于支援延安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
北京市、农业部、冶金部、水电部、建材部、化工部、八机部、煤炭部、石油部共同研究提出的《首都关于支援延安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主要包括：
支援延安地区建设“五小”工业；支援延安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支援延安地区发展文化建设。
上海市凭借经济上的实力，以及对上海知青的关心，对重点安置知青的地区也给予巨大的支援。
据有关部门统计，1968至1973年，上海市对兄弟省、区提供了价值1600多万元的物资。
1975至1977年，上海市还先后在江西、安徽、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云南、贵州等省、自治区安置上海下乡青年比较集中、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地区，协助办起了307个中小企业。
此外，天津、广州、南京等许多城市也都以各种形式，从经费到物资支援知青安置地区的农村发展经济。
在整个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大中城市结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农村进行了多方面的支援，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央为知青创造各类学习条件
数以百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何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组织他们进一步学习，增长知识，提高本领，成为“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直是党和国家一直关注的一件大事。
在60年代前半期，随着认识的深化，中央要求把青年点当成学校办。各地在这方面投入了较大的力量，大力开展业余教育，并积极试办多种形式的耕读学校，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
知识青年刚开始上山下乡时，只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中心，能够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就是合格的。
1973年，在“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时，开始突破“再教育”的局限。
中央要求：
各级党委要先抓好1/3，派出得力干部，把知识青年集中的地方和单位，办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先进单位，办成亦农、亦工、亦学、亦兵的大学校。
同时要求把学习材料费列为安置经费的开支项目。
1978年，中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出重大政策调整，尽管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还是强调各地党委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造学习条件。
中央在中发［1978］74号文件中，规定：
要关心和重视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积极组织他们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科学技术。
文化出版部门要供应他们“精神食粮“。科研部门要辅导他们开展科技活动。教育部门要为他们举办多种形式的业余教育。下乡知识青年通过业余学习，经过考核，达到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同等水平的，发给证书，承认其学历，用其所学。
从1973年起，各地把以学文化技术为中心的培养教育，摆上了知青安置工作日程，不少地方抓出了成绩。
许多青年即使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刻苦自学。
在中专、技校恢复招生时，政府明文把下乡知青列为招生对象。据国务院知青办统计，从1962年至1979年，经推荐、报考被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直接从农村中录取的下乡知青达126�46万人。
这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对上山下乡知青的所能做到的一定关怀和补偿。
函授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初广大知识青年中的影响，可谓“一往情深”。那是在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史无前例”。随着大批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生产、生活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学习问题。
青年要学习，而这批青年们除了辗转在“田头、灶头和坑头”外，还要不要学习以增长知识，以备在日后的“生存”中，包括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得以驰骋呢？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教育部门、上山下乡领导部门等有关领导们，也都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
终于在实践中，在知识青年家长们的支持拥护下，提出了一个对策，即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举办函授大学形式的学习班，组织上海有关大学开设马列著作、电工（机械）常识、农村常见病防治、写作知识等课程，在下乡知识青年中进行招生试点。
阜阳地区的蒙城县是一个教学点，选择了立仓、乐土公社为先行试点，以待取得经验，在全国推广。
知识青年函授教育一经办起，立即得到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掀起了一股下乡知识青年学习知识的旋风。
原来相当一批知识青年的知识水平参错不齐，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致使一大批初中毕业生的文化知识水平相当贫乏与低下，有的连一封家信都写不起，弄得啼笑皆非的事，屡屡发生。因此，当这项函授教育正式办起时，受到了青年们的欢迎。
例如，复旦大学一名教师去教学点上辅导课，一下子到了1000多名青年，简直坐满了大礼堂。大礼堂坐不下，还拉线听广播。
还有许多青年为及时赶上学习班听辅导课而往返奔波，历尽艰辛的事例各地均有。这股学习的风气，随着函授教育的不断深入扩展而逐渐升温。
同时，知识青年函授教育的深入，使广大知识青年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积极性大为增强。由于函授课程中专设了电工机械和农村常见病防治，招收了一大批学员，这对促进青年们掌握用电知识，熟练维修拖拉机等技能以及农村常见病的防治、救护等知识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使青年们在这一领域里有了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
例如，有的学员参加了“农村常见病防治”这个科目，因为生产忙，时间紧，就白天劳动，晚上坚持学习；学针灸在自己身上找穴位扎针，学中草药，就遍地寻找识别；对一些农村常见病积累资料，在辅导老师的指导下，掌握、鉴别、诊断和治疗。
在当地农村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农民的赞誉。还有的青年学习了电工、机械知识，对农村发生的雷击事件进行宣传讲解，对掌握修理拖拉机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
由于青年们掌握了这些知识技能，在农村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函授教育在实践中真正办成了“学得进、用得上”，成为知识青年们展翅飞翔的助力器。
知识青年函授教育，也为青年勤奋读书，不断上进创造了一个良好环境。
函授教育一经办起，那股读书的风气、学知识的热情，慢慢地形成了合理而又时髦的氛围，使广大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尝到了甜头。因此，许多青年的床头案旁，日渐增添了许多书本，“啃书本、钻技术”的风气日益浓厚。
有的书本找不到，就坚持听电台广播。这种读书学习的良好环境，提高了一批青年的文化知识水平，当1978年高等院校恢复招生考试后，一批批学以致志的青年纷纷被高校录取，这其中函授教育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有一位知青叫李建萍，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知青时代的“充电”》，文章写道：
我是1973年11月份下放的，那时知青管理工作开始规范了，老知青们已经在农村呆了几年了，有许多人担任了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技人员，虽然体力劳动减轻了，但他们也碰到了许多生产、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他们渴望通过理论学习不断增长知识，以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
那时候上大学的机会是很难得的，要指标、要推荐、要政审，不能继续学习的问题困扰着广大的知青。就在这时，知识青年函授教育应运而生，这一新兴的教学方式立即得到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大家积极报名参加，掀起了一股下乡知青学习文化知识的旋风。我们大队的三个知青都报名参加了知青的函授学习，一个学赤脚医生，一个学民办教师，而我学的是马列基础。
李建萍还记得第一天在县委党校开学的那一天，宽敞的礼堂坐满了知青，许多来晚了没有座位的知青，只能坐在礼堂外面的操场上，李建萍和几个知青同伴围坐在大喇叭下，开始了知青函授的第一堂课。
李建萍学的第一篇课文是《国家与革命》，第一次听这样深奥的政治理论课，虽然大家听得很认真，笔记做得很仔细，但仍然有很多听不懂的。下课以后，这些知青就在一起进行讨论，相互对笔记，讨论到最后还是似懂非懂。
知青们只能反复背诵“国家机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名词解释，读得多了自然就有了收获。
那时一年中有两次集中辅导，李建萍总是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不管工作如何紧张，都要参加。
有一次在县青年农场进行辅导，李建萍搭上拖拉机，一路颠簸呕吐几十里路程，放下行李就走进会场学习，尽管农场的学习条件不是很好，但大家不会埋怨，席地而坐，膝盖当桌，学得有滋有味，讨论得非常热烈。
李建萍在文章中写道：
1974至1975年，我们坚持了两年的学习，先后学习了《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论权威》等马列主义小册子，通过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坚定了我们的马列主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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