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斯诺说：“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
●毛泽东说：“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 推进中美关系
共和国故事・乒乓外交周恩来向美国传递友好信息
197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数十万军民一起，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
当天，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和群众游行。
全场最高大的标语牌上写着：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广场两侧耸立着的巨型标语塔上分别写着：
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10时整，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高兴地环顾全场，向观礼台上的工农兵代表、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代表，向来自五大洲的外国朋友们，向广场上欢庆的群众，挥手致意。
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和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大会和检阅游行队伍的还有两位美国来宾，他们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
斯诺夫妇并非美国政要，毛泽东邀请他们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原来，这其中还隐藏着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些秘密。
那还是在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总统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中美关系的问题。
他说：
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他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多次表示要与中国接触，示意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策略之一。
1969年2月1日，他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直接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于1969年7月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6类公民到中国旅行。
尼克松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100美元的中国商品。
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会见周恩来时，奉戴高乐总统的指示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转达给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
他说，3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捎给中国领导人。
不久，尼克松和基辛格利用出访亚洲、欧洲一些国家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
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
为了表明美国同中国打开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通知中国，美国政府打算采取一个象征性的步骤，撤走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台湾海峡奉命巡逻对蒋介石承担义务的两艘驱逐舰，以示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通过谈判解决两国关系问题。
为了答复美国撤走军舰的表示，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中国决定释放7月16日误入中国境内，被拘留的两名美国人鲍德温和唐德纳女士。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级接触时，发生了1970年3月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事件。
中方基于一贯反对侵略扩张政策的立场，中止了同美国的联系。直到美军撤出柬埔寨并再次发出愿意打破美中关系僵局的信号时，双方的联系才得以恢复。
同年10月下旬，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叶海亚总统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愿意派一个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也做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姿态。1970年国庆节，周恩来请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被邀请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已经陆续到达。
当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伸手跟斯诺亲切握手。
接着，周恩来热情地说：“斯诺先生，欢迎您！”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么？”斯诺说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自豪的目光。
斯诺的妻子洛易斯更是充满了无比的好奇心，她喜悦地四处打量。
天安门城楼雄浑庄严的建筑造型，富于东方古典的艺术美，使她目不暇接。
周恩来说：“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斯诺激动地说：“34年前我穿过层层封锁线去找红军，到解放区后，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92天的旅程安排，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诺回忆起当时的事情，也感慨万千。他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部队，当时对西方新闻界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还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说：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3次访问中国。今天还请您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
诺斯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即将出版，周恩来不仅亲自过问，而且对版面作了精心安排和设计。
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上。
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4个人。
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是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分析能力极高的基辛格忽略了。
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里遗憾地说：
中国人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理解其中的真意。
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主席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
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后来斯诺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
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泽东、周恩来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俩亲自掌握对美关系。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
当天，尼克松向《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
他说：
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这次，周恩来再次运用高超的外交技巧，拉近了中美两国的距离。毛泽东说愿意和尼克松谈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
毛泽东和他们进行了亲切而友好地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首先说：
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们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
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毛泽东在谈到当时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时，精辟地分析说：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
0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着说：
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
1972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这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1000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3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最后，毛泽东友好地说：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有力地促进了中美的健康发展。
这样，在1970年10月到12月，中美关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早在1970年10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到联合国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会。
10月25日，叶海亚与尼克松在白宫会晤。尼克松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求他作为中美关系的中介人提供助力。
10月26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美。第二天尼克松与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
同时，从1969年7月开始，尼克松在对华关系，具体的如贸易及旅行等方面，逐步采取了一些放宽措施。
197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4月14日，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在20多年的中美两国之间禁止贸易的法令。中美举行第一三五次会谈
1969年12月3日，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在波兰华沙文化宫隆重举行。在这次博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使馆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
对于美国政府放出这些试探气球，当时的周恩来，都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
作为恢复接触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同意美国大使会见中国驻波兰代办，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于1970年1月20日正式宣告恢复。
当天中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可是，几个小时以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出来修正他的说法。他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
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首次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正式名称。在新闻发布会上麦克洛斯基反复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次。
当时，中美大使级会谈延续了15年，会谈了134次，被人称为“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争论之激烈，为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外交谈判”。
中美这次大使级会谈，除了地点是第一次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之外，在程序和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新变化。
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拿出一份事前在华盛顿经过充分准备、逐字推敲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遍。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雷阳代办也同样拿出一份得到国内批准的稿子，照着念了一遍。
当周恩来在北京读到斯托塞尔的正式发言稿时，从文中所堆砌的一大堆陈词滥调，敏锐地从两句不太显眼的话中，发现了一点新信息：发言中申明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与“美国准备考虑派代表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基辛格在华盛顿接到中国临时代办雷阳的发言稿，也从中国人习惯常用的词句中发现了两句颇有新意而又相当含蓄的话：
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
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基辛格看了雷阳的发言稿，暗自而笑。中美两国拟定的两篇正式发言，实际上用两国各自惯用的语言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基辛格想到这儿，急忙拿起直通总统办公室的专用电话。
1月21日，中美大使级的第一三五次会谈后的第二天，基辛格便把中方的态度告诉了尼克松总统。
尼克松感觉到，现在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时候了。于是，尼克松决定将在2月份向国会提出的外交政策特别报告中，发出新的信号。
尼克松嘱咐这个报告的有关中国的部分，由基辛格亲自起草。要讲几句中听的、让中国人获得好感的话，要透露美国“尽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步骤”。
基辛格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不久，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便来到基辛格的办公室。
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相互寒暄了几句后，便坦率地向基辛格提出，请给他介绍昨天中美华沙会谈的情况。
多勃雷宁看着基辛格说：“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基辛格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答多勃雷宁：“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这时，多勃雷宁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尴尬神色，他笑了笑说：“我希望美国不要再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
基辛格笑着说：
大使先生，我记得去年尼克松总统当面向你表明过，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想使苏联为难。
中国和美国双方都不能容忍互相为敌的形势发展下去，就像美国不想永久与苏联为敌一样。我也再次说明，中美两国的接触，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这不是针对苏联的。
基辛格望着多勃雷宁仍然有不大放心的神态，便转开话题说：“大使，你夫人伊利娜主持的晚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多勃雷宁也只好接着基辛格的话，心不在焉地继续谈下去。
1970年2月20日，中美在美国大使馆再次举行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出使节去北京的建议。
尼克松于2月22日收到了叶海亚总统委托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转来的一封信。信中，叶海亚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已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动”了中国人。
叶海亚还说，中国人“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他们“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
尼克松读了叶海亚的信十分高兴，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他以前想象的怒气冲天、头脑僵硬的领导人。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两国调整外交政策的产物。
60年代末期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总统，看到国际形势在战后二十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为世界上出现了5大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
尼克松宣布要利用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对立，使他们彼此制约，以维持全球均衡势力，并从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尼克松特别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他1969年3月访问法国时，曾对戴高乐总统说：将来美国“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伙伴”。
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给尼克松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更明确地说：美国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对苏联的影响，美国要用自己的对华政策向莫斯科显示一下。
该备忘录称：
同我们达成协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必须考虑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
在中国方面，珍宝岛事件后，中国更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苏联的直接威胁，愿意改变中美长期对抗的局面，以适应抗御苏联威胁的需要。
同时，中国时刻关心着自己民族统一大业的实现，也希望中美之间的和解能有助于台湾问题的逐步解决。
当时，由于中美多年的隔绝状态，双方情况互不了解。每天出现在两国报纸上的言论和政界人士的谈话仍然是互相敌对的。
但周恩来却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并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魄力，同毛泽东一起，抓住这个历史性的转机，冲破障碍，推动历史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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