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围上去，原来在岩石裂缝里放着一个纸条。这是侦察组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危险！冰崩地区。攀右侧山坡绕行。切勿停留！速去！速去！”
●关于北坳，这些外国探险家曾回忆道：“这里坡度极大，积雪太深，深陷的冰裂缝更加可怕。”
●登山队队部决定让陈荣昌返回大本营治疗，可陈荣昌坚定地说：“不!我绝不回去!就是把鼻子冻掉，我也要继续前进!”
● 征服冰雪世界
登山队员到达二号营地
1960年3月26日清晨，登山队员们翻过一段险峻的山岩以后，开始进入到一个奇异的冰雪世界。
只见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区，有着数不清的“冰塔”，有些“冰塔”的顶端尖削而锋利，就像林立的春笋一般；有些“冰塔”巍峨而高耸，又像一座座宝塔。它们像宝石一样绚丽夺目，像水晶一样透明而洁白，连绵起伏，形成了冰雪“森林”。
“冰舌”的形成，是由于冰川从巨大的粒雪盆地移动到雪线以下，受气温和压力的影响，变成舌头般的冰带，在地貌学上称为“冰舌”。
又因为珠穆朗玛山区的冰川由于消融和补给的运动比较剧烈，所以在“冰舌”地区生长着其他地区冰川所未有的“冰塔”。
面对眼前这壮丽的景色，登山队员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危险，欢呼着，歌唱着，在冰峰雪塔间穿来穿去，不时地用摄影机把它们摄入镜头。
但是，当队员们继续向前行进时，路途却变得越来越难走了。绝美的景色同路途的艰难是成正比的。所谓的道路，也只是冰塔之间狭窄而崎岖的隙缝，人们只能从这隙缝之间穿梭前进。
而此时，在强烈的高山阳光下，开始消融的冰塔表面冒出一颗颗气泡。低凹的冰缝中，不断地传出冰层断裂的巨大声响；高耸的冰塔的尖端或侧角倏地崩塌下来，破碎的冰雪碎块就纷纷四散，这就是登山活动中经常遇到的“冰崩”现象。队员们稍不小心，就会遇到生命的危险。
在一个冰川拐弯的地段，几座冰塔并立在一起，像一座座墙一样，把窄峭的山坡整个堵住了。在冰塔的上方，露出几条曲折幽暗的裂缝，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便是从冰缝中间钻过去。
但是，当人们踏上冰塔对裂缝作进一步观察后才发现，这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冰崩。历历可见的冰崩痕迹表明，人们从冰缝中间钻过去是极为危险的。
前进的队伍不得不停下来，寻找更安全的路线。正在这时，队员们在冰塔下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记。
大家围上去，原来在岩石裂缝里放着一个纸条。这是走在大队前面的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组留下的。
纸条上面写着：
危险！冰崩地区。
攀右侧山坡绕行。
切勿停留！
速去！速去！
队员们抬头观看，果然在右侧一座十几米高的雪坡上，侦察小组用冰镐在冰雪刨出了一级级台阶，修出了一条小路。
于是，登山队员们便沿着小路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就到达了珠穆朗玛峰中途的第二号营地，海拔5900米的高处。
队员们便在第二号营地停下来生火做饭，开始了一天终了的休息。
经过一天的风雪历程
1960年3月27日上午，登山队员们在经过一夜的休整后，从第二号营地出发。他们穿过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带，开始进入一片漫无边际的冰雪台地，这便是东绒布冰川的巨大的粒雪盆地。
冰面坎坷而又陡滑异常，硕大而深遂的裂缝像蜘蛛网一样密布。冰层十分坚硬，登山队员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钉的登山鞋，一步一蹬，仍然是滑溜溜的，不容易踩稳。大家虽然一次又一次跌倒了，但还是一遍又一遍地爬起来，继续艰险的征程。
下午，天气突然变得恶劣起来。太阳钻进了白色的云层里，凛冽的寒风撕扯着人们的衣衫，浓密的雪粒在空中翻飞，道路被风雪遮掩着，几米以外就分辨不清前进的方向。温度计上，红线降低到零下20度以下。
登山队员们互相用绳索连结在一起，结成“结组”，彼此相互保护。他们小心翼翼地用冰镐探索着面前的雪地，以此来防止身体坠入隐藏在冰雪下的裂缝中。不论前途如何艰险，他们依然是顶着风雪继续向上攀登。
在经过一段山坡时，登山队员们突然在路边的雪堆上发现了一团黑色的东西。大家停下来上去观看，原来在那里躺着一具尸体。
尸体上穿的英国制的绿色鸭绒衣已经破烂变色，尸体干枯而僵硬，面部已经分辨不清。看上去，应该是20多年前登山的牺牲者。
由于气候寒冷，尸体还没有完全腐坏，轮廓完整。从尸体的体形和装束来看，这是一个在登山途中遭遇不幸的英国探险者。
登山队员们向这位前仆者致以敬意后，便用冰镐挖开雪堆，在风雪中把这具外国同行的尸体掩埋起来，然后继续前进。
天色渐渐昏暗了，夜色初上之时，风雪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紧，登山队员们仍然继续前行着。
在这片辽阔的冰雪台地上，人们穿起鸭绒衣，戴上鸭绒帽，脚下踩着坚硬的冰雪，兴致高昂地低声哼唱着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登山队员之歌”：
我们是登山队员，
我们是高山战士，
大风雪中上冰山，
冰川上面是营地。
咳，同志们来啊，
穿云破雾攀险峰，
踏雪蹬冰飞绝壁。
唉哟哟，
雪山顶上见高低！
歌声嘹亮，在严寒和风雪的雪域上空回荡着，久久飘荡回旋。
傍晚，登山队员们安全来到了拔海6400米处的第三号高山营地。
他们顺利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攀登。
他们在休整一夜之后，便在第二天一早，向山下的大本营挺进。
又经过一天的风雪历程，队员们终于安全回到了山下的大本营。
攻克珠峰的北坳大门
1960年3月28日，北坳上空浓雾弥漫，阵阵旋风滚过，冰坡上翻卷起几丈高的雪柱。
在登山的大队人马从6400米的三号营地撤回到山下的大本营的同时，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地为大队开辟一条通向北坳的安全路线，登山队副队长许竞带领5名最优秀的登山队员，一共6人组成了一个侦察小组，顶风冒雪先行向北坳进发。
珠穆朗玛的北峰海拔为7538米，是珠峰的孪生姐妹，它在珠峰北面，那里是一座顶端尖突、白雪迷蒙的山峦。在北峰与主峰之间，是绵延起伏奇险陡峭的冰雪峭壁。而“北坳”座落在两峰之下，看上去却像一个坳谷，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北坳”。
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左右，最大坡度有70度，个别地段甚至垂直，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沿东绒布冰川地带攀登珠穆朗玛顶峰，必须通过北坳。因此，登山队员们称它是通往珠穆朗玛峰的“大门”。
在北坳陡险的坡壁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积雪，潜伏着无数的冰崩和雪崩结构，成为珠穆朗玛山中最危险的地区。在这里，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千百吨冰岩和雪块一旦发生崩裂，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泻而下，几十公里以外都能听到它的轰隆声，破坏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20多年前，试图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顶峰的英国探险队，曾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袭击，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仅1922年，就有7名英国队员在一次雪崩中，被埋在冰雪底层。
关于北坳，这些外国探险家曾回忆道：
这里坡度极大，积雪太深，深陷的冰裂缝更加可怕。巨大的块状雪崩经常发生，对探险队有致命的威胁，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根据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总体计划，中国登山队的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就是要打通北坳这座珠穆朗玛的大门，征服海拔7000米以上的雪域地带。
小组队员们，手里拿着冰镐，脚上绑着锐利的钢制冰爪，用尼龙绳连结成一条线。他们依靠自己敏锐的双眼，寻找到安全的路线，一个紧跟一个，依靠自己手里的冰镐，从冰雪中刨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队员们爬上北坳的冰坡，要在这无边无际的白茫茫冰雪的世界里，寻找出一条既没有危险的冰裂缝，又不至于遭遇冰崩和雪崩袭击的安全行军路线。
在他们进行侦察的每一秒钟，在他们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里，都隐藏着意外的危险。稍一疏忽，他们就可能掉进一眼望不到底的冰裂缝中；脚底一滑，他们就会沿着几乎是垂直的冰壁一直滚到几十丈深的岩底；一次冰瀑，可能把他们埋葬；一阵强暴的高空旋风，也可能把他们卷得无影无踪。
但是，为了给登山队开辟一条相对安全的道路，小组的队员们毫不犹豫地与险峻的大自然展开了拼搏。
穿越险峻的冰胡同
1960年4月11日11时，全体登山队员从海拔6400米的营地出发，开始了攀登北坳这段令外国登山队谈之色变的险峻而艰难的天路。
珠穆朗玛峰上空云雾迷蒙，猛烈的西北风冲击着北峰和主峰岩壁，翻滚着，吼叫着，形成一股强力的旋风，带着暴雨一样的冰渣和粒雪，袭卷着雪域高原。
登山队员们拿着冰镐，在高山靴底绑上锐利的钢制冰爪，艰难地沿着北坳冰坡缓缓前进。
随着高度的上升和坡度的险峭，登山队员们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脚步也不由自主地逐渐缓慢下来。有的人每走几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队伍中有一位受人敬仰的新闻界前辈的传奇人物，也激发着今天的年轻新闻工作者走进西藏――这就是新华社前社长郭超人。
当年，郭超人刚从北京大学毕业，风华正茂。在西藏的10年间，他历经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我国登山健儿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等重大历史事件，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新闻名篇。
郭超人写的《世界最高峰上的日记》，可以说是新闻工作者献身事业、追求真理的壮歌。
对于攀登的感受，郭超人在《世界最高峰上的日记》中写道：
我背着背包，扶着冰镐，跟随着长长的一列纵队，踏过山岩，走过雪坡，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鹰爪紧捏着我的喉头，重压着我的胸口，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双腿变得愈来愈重了，严格地说是全身都变得沉重了。并不是身体的某一部分酸痛或困乏，而是整个身躯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近乎麻木的双腿向前移动……
由于越攀越高，空气变得非常稀薄，队员们不得不张大了嘴拼命吸气，可就是这样，他们仍然感到胸口闭塞，喘不过气来。风雪越来越密集了，队员们的脚步也更慢了。
登山活动是异常艰难的。没有向导，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人走过；也没有地图，因为还没有地理学家对它进行过测绘。
这时，走在最前面的史占春停了下来，他望了望疲惫异常的队员们，笑了笑，热情鼓励大家说：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北坳绝阻挡不了我们。
在这样的时刻，几句激励的话在队员心中增加了驱动力，脚下的步子又变得有力起来。
七八个小时过去了，小组队员已经攀升到了海拔6800米。
风雪更大了，一阵阵以每秒20多米的暴风带着冰雪回旋着。寒冷使侦察队员们全身麻木，稀薄的空气使他们头痛气喘，峻峭的冰壁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摔倒……但他们毫不灰心，彼此帮助，坚持向北坳顶端勇敢地挺进。
这时，一道陡直的冰裂缝拦阻在他们面前。
由于这道裂缝狭窄而深陷，坡度在70度以上，于是队员们笑称它是“冰胡同”。
只有从竖着的“冰胡同”底部攀援上去，才能到达北坳顶端。
队员们斜靠在冰面上，进行短暂的休息之后，便立即开始向“冰胡同”顶端进发。
登山队员许竞、刘大义和彭淑力走在前面开路。
他们大胆使用冰雪作业和岩石作业相结合的复杂的攀登技术，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冰胡同”的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地向上移动。
不到几分钟，他们就感到疲惫不堪，汗水从额角上不停地淌下。
登山队员刘连满是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消防员，他最先攀到被登山队员称作“冰胡同”的冰裂缝顶部。
刘连满经过一天的攀爬，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他多想赶快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可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同伴还停留在“冰胡同”下面时，便毅然地站起来，用冰镐保护着自己，然后抓起一根尼龙绳垂到“冰胡同”下面，用力帮助同伴们一个一个向上攀爬。
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去，跌得他头晕眼花，伤痛连连。
刘大义毫不气馁，以顽强的拼搏精神，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最终战胜艰险，爬到了“冰胡同”上面。
刘连满整整拖拉了两个多小时，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衫，四肢也十分酸疼，身体几乎虚弱到极点，但他仍不休息，直到大家都上去为止。
天快黑时，小组才到达北坳顶端，他们连续与严寒和冰雪战斗了十多个小时，忍着饥饿，忍着严寒，忍着疲惫，终于为第二次行军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线，成功地打开了珠峰的“大门”。
就这样，登山队员们安全地通过了北坳冰坡，登上了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带。
后来，由于暴风雪所阻，大队没能再继续前进。
由于北坳本身地形的艰险，侦察小组找到的这条路线，虽然避免了冰崩和雪崩的危险，但是沿途坡度非常之大，冰裂缝也相当之多，这就给登山队员们带来很大困难。
由史占春队长亲自率领的侦察组则乘胜前进，一直上升到7800米的高度。
他们在坡度陡峭的冰面上，刨出一级级台阶，并拉起了牢靠的保护绳索，又在宽阔的冰裂缝上搭起了“桥梁”，同时还在垂直的冰墙雪壁上挂起轻便的金属挂梯，使这条艰险的北坳冰壁上，出现了一条安全而畅通的道路，以此来保证登山队员的通过。
就这样，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胜利完成了，登山队再一次顽强的攻克了难关，胜利返回大本营。
向更高更险山地进发
1960年4月25日，登山队员们第三次离开山下大本营，开始第三次适应性地攀登。
4月29日，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从海拔7007米的北坳营地出发，踏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山脊，向更高更险的山地进发。
而就在此时，珠峰气候在瞬息间起了变化。北坳上空刚刚还是晴光万里，霎时间却刮起了暴风，一下子就变得天昏地暗，气温骤然下降到摄氏零下37℃左右。登山队员们顶着寒风行进在一道倾斜的雪坡上。
在深厚而松软的雪地上，一脚下去，就有一尺多深。走不了几步，就会令人感到累得气喘吁吁，有时队员们不得不全身匍匐在雪地上缓慢地爬行，但如此艰险的道路，依然没有一个人掉队。
傍晚，风愈加狂暴起来，气温还在继续下降。登山队员们尽管有鸭绒帽、衣裤和坚厚保暖的高山靴全副武装，但仍然是一个个冻得全身发抖，从鼻孔中呼出来的气立刻在嘴边凝成了一圈白霜，鼻孔很快就被冰霜封盖住，吸气变得极为困难。
运动健将陈荣昌在几小时之内鼻子由刺痛变成麻木，很快就被冻伤了。但他仍然跟着大队前进，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休息的时候，登山队队部研究了陈荣昌的冻伤情况以后，决定让他返回大本营治疗，不参加这次行军。可是，陈荣昌自己却坚决反对，他说：
不!我绝不回去!就是把鼻子冻掉，我也要继续前进!
当队长告诉他说，这是命令必须服从时，这个曾经多次在7000米以上的高山出生入死的倔强的青年人，却像个孩子般的在队长面前哭泣起来。
他痴痴地望着那矗立在面前的珠穆朗玛峰，又痴痴地望了望自己的战友们，万般无奈地背着背包跟着陪同他的人一起向山下走去。
可以说，高度是登山队员们征服的目标。在世界登山运动史上，登山运动员由于体质条件和高山适应能力的差别，有一些人成了征服高度的幸运者，有一些人却被高度弄得筋疲力尽，最后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在一些国家中，流传着所谓“高度极限”的说法，认为登山运动员对于征服高度的能力是有着极限的。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登山运动男子的高度最高纪录是海拔7590米。是由中国的史占春、刘连满和刘大义等6名登山运动员在1957年征服四川贡嘎山时创造的。到此时为止，中国还没有人突破过这个高度。
在海拔7590米的高度以上，冰雪、气候、地势会是怎样？人体机能的反应又会怎样，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登山队员面对的新课题，人们也只有在攀登实践中来寻找答案了。
此时，大队已经走到了乱石累累的岩坡，继续前进。
但是，随着拔海高度的不断增加，空气中氧气更加稀薄，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都会变得格外虚弱，活动也变得极为困难。人们每移动一步，心脏就剧烈地蹦跳起来，呼吸时就会出现上气不接下气的情况。
在大队通过7400米附近的一段冰坡时，虽然冰坡的相对高度不过20米左右，人们竟不得不休息了4次才攀登上去。
大队来到了7420米的地方，登山队员王富洲因缺氧晕过去了。队长史占春和副队长许竞连忙从背上取下急救用的氧气筒，为王富洲输氧。
半个小时之后，王富洲才渐渐苏醒过来。当大队继续向前行军时，王富洲又顽强地背起自己的背包，紧紧地跟上了队伍。
登山队伍向前走了一会儿，一道宽阔而陡滑的雪槽拦住去路。这里的雪已变成了坚硬的厚冰，光溜溜的，队员们穿着镶有钢钉的高山靴，仍然是一步一滑，时不时跌倒。
而这时，刘连满背着30多公斤重的背包，却自告奋勇地走到队伍最前面，为大队开路。他先撑着冰镐，使自己在冰面上站稳了脚跟，然后再用冰镐一下下在冰上刨出台阶。
在这样的高度，每一个动作都要使出全身力气，但刘连满却凭着坚强不屈的毅力一直坚持着，为登山队做开路先锋。
由于高山缺氧和体力的严重消耗，刘连满眼睛里不时迸散着“金星”，胸口疼痛而胀塞，好几次几乎晕倒在冰雪高原，但他为了给自己身后的队友开凿出前行的道路，硬是凭着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和责任感支撑着，一镐一镐地刨，一步一步地攀。
大队来到一座山岩下准备休息了，刘连满才松了一口气。他想可以歇一歇了。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来，就失去了知觉晕了过去。当他慢慢地苏醒过来时，看到大队正在向更高的目标前进，他开朗地笑了，感到总算为大队的前进贡献了一点力量。
然而，在这段攀登历程中，有一位登山队员永远地倒在了冰雪高原，他就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邵子庆。
经过两天艰苦的跋涉，大队终于安全到达海拔7600米的地方，这是中国登山史上刚刚刷新的新高度。
但此时此刻，能够继续向上攀登的队员已经所剩无几了。
勇向死亡地带攀登
1960年5月1日傍晚，参加第三次行军的队员们，冒着劲风和严寒抵达了7800米的一座山壁前。他们在这里的岩坡上搭起高山帐篷，建立了临时性的高山营地。
在刚刚经过严重风化的石灰岩坡岭上，堆积着极易滚动的乱石和岩片，登山队员一脚踩下去，便立刻陷进乱石缝里拔不出来，稍一用力蹬踏，石块便向岩下滚泻，常常使身体失去平衡而摔倒，使人处于危险之中。
队部决定大队就在这里休息一夜，而另一部分队员则继续向“死亡地带”攀登，为大队人马侦察道路。
19时，由登山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藏族队员拉巴才仁和米马组成先行小组，开始向海拔8100米进发。
天色昏暗时，为了争取当夜赶到预定地点8100米的高度，先把营地建立起来，做好迎接后面队员的准备，他们依然艰难的前行着。
为了取得对高山环境的充分适应，登山队员们尽管因缺氧而感到窒息，走起路来头重脚轻，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使用背上背着的轻便氧气筒内的氧气，仍是艰难地喘着粗气，缓缓地挪动着脚步。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四周夜色迷茫，只有远处山峦上的积雪发出微弱的白光。阵阵刺骨的寒风不时撞击着山岩，发出凄厉的呼啸。
登山队员们用冰镐试探着道路，看着天空的星斗辨别方向。沉重的脚步声在山谷的夜空中回荡，带有钢钉的高山靴踩击在石块上迸出点点火花。
曾经有一段时间，世界航空生理学把8000米以上高度的地方称为“死亡地带”。这是由于海拔高度的逐步上升，空气中的氧气也愈加稀薄。
据科学家测算，海拔高度为零的海平面上，空气中氧气分压是150个毫米水银柱，而到海拔8000米的高度时，氧气分压就下降到46个毫米水银柱。也就是说，空气中的含氧量减少了三分之二。
这种严重缺氧的状况，会给人的身体机能带来了各种不良反应，严重的甚至能够导致死亡。
因此，在国际登山运动史上，8000米以上的高度几乎被看作是人类登山活动的“极限”。
曾经有一位外国登山家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他在8000米以上的高度，为了拍照留念，便摘下了氧气面罩，这期间只有15分钟，他便几乎发生了休克现象。
因此，如果不使用人造氧气设备，即使体格非常强健、技术非常熟练的运动员，要攀登到这样的高度，并停留较长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时，当英勇的中国登山队员们，攀登在珠穆朗玛8000米以上的高度时，他们用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尝试了不用人造氧气攀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但保证了人身的安全，而且还胜利地完成了行军任务。
深夜，他们冒着严寒来到了预定地点8100米的高度，并且支好了帐篷。
队员们的干粮袋已空空如也。在奋力攀登中，队员们是不可能携带大量食品的，经过几天的行军，由于特大的风雪和严寒，运送物资的队伍一直难以跟上。因此，队员们每天只能依靠几口炒面、几块糖果，维持半饥半饱的状态。
现在，他们只怕连这种半饥半饱的状态也维持不下去了。10多个小时的疲惫攀登，体力消耗相当之大，队员们的肚子已经饿得难以忍受。
运送物资的人员最快也要到第二天中午才能赶到，如果队员们再饿上一夜，明天他们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攀登了。
史占春等人坐在帐篷里愁绪满怀，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时，两位藏族队员拉八才仁和米马站起来，主动请求连夜返回7600米的营地去救助。
史占春并不想让他们忍着饥饿连夜奔波，但目前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了。史占春紧紧地和他们握手，怀着感激的心情目送他们向漆黑的夜幕中走去。
这两名藏族队员已经整整一天没有休息过了，此时又为了同伴和集体，再次在极度严寒的低温中艰难跋涉，途中又危险重重，这确实是一件壮举。
当他们返回到7600米营地时，一位藏族队员已经是精疲力竭，一头倒在帐篷里一动不动了。
运输队仍然没有赶到营地。于是，守在营地的几个队员把自己携带的炒面凑在一起，赶在3日黎明前，送上了先行小组扎营的8100米高度。
这一次的攀登，中国登山队员在征服珠峰8000米以上地带的过程中，多次尝试了不用氧气装置行走的纪录。
攀登无法逾越的台阶
1960年5月2日，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队员王凤桐、拉八才仁和贡布等每人分吃了几口炒面，便忍着饥饿，迈着艰难的步伐，向雪域高原更高的高度攀爬而上。
队员们一路上仍是极少使用人工氧气，虽然他们心跳已经非常剧烈，身体变得无力而绵软，但他们仍坚持着，不相信“死亡地带”不可战胜。
登山队员踏过白雪皑皑的山坡，走上一条狭窄的山岭侧脊，成功地绕过了一座巨大的岩石坡，这个岩石坡被人们称为珠峰下的“第一台阶”。
再往前攀登一段道路，登山队员又走了一层铺盖着重重叠叠黄色风化石的陡坡。这个陡坡就如同一根腰带一样围绕在珠峰下面，外国登山家们称之为“黄色的带子”，这里曾经是英国“探险队”大为发愁的地方。而现在，中国登山队员们又顺利地通过了。
副队长许竞、队员拉八才仁和贡布3人在攀登到8500米的高度时停了下来，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北坡上最后一座营地，也就是“突击营地”。人们将在第四次行军时从这里出发，从而夺取珠穆朗玛顶峰。
然而，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还不满意仅仅在这个高度上观察，为了进一步确定突击主峰的路线，他们决定继续前进。
从这里出发不远，就是英国探险家称之为的“不可超越”的第二台阶。
这是一座陡峭而光滑的岩壁，相对高度约30米，平均坡度在六七十度左右，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攀登的支撑点。
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英国的王牌登山家马洛里和伊尔文在1924年的攀登中，就葬身在这里。
二三十年前的英国探险队，曾在这里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没能攀登上去。后来，他们对“第二台阶”下了一个结论说：
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此时，史占春和王凤桐正匍匐在岩石上向上攀登，他们翻过巨大的岩坡，最后终于在北京时间21时到达了“第二台阶”顶部附近，那里的高度为海拔8600米。
这时，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了下来，昏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为了准确地找到突击顶峰的路线，他们决定在这里过一夜，第二天再进行侦察。
他们在“台阶”的岩壁上找到了一条积雪的裂缝，用冰镐挖成一个低矮的雪洞，两个人紧紧挤靠在一起。雪洞里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外面则是夜风呼啸，他们就这样忍受着寒冷与饥饿，守候到天明。
为了保存人工氧气，以备不时之需，他们一整夜都没有舍得使用它，宁愿不断喘出沉重的粗气。可以说，在8600米的高度，人体不使用氧气过夜，这在世界登山史上也还是第一次。
5月3日清晨，珠穆朗玛万里无云，连绵起伏的峰峦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
史占春和王凤桐走出雪洞，当他们看到眼前的景象时，不由得惊喜异常。
“高不可攀”的珠穆朗玛的顶峰就在离他们不过200米的地方，尖锥形的顶峰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眼前。灰色的岩壁上露出一道道风化的裂纹，白雪点缀着狭窄的裂缝。
他们运用自己丰富的登山经验，很快就观察到了一条适宜的登顶路线。
5月4日，史占春又带领队员开始返回山下的大本营。这是他们在第三次适应性攀登之后，又一次胜利地“超额”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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