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座青山，一条条绿水，一处处大果园，一幢幢小洋楼，点缀着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广大农村。
●赤水市大同镇大同村，一幢幢白墙灰瓦的农舍掩映在翠竹丛中。
●每到植树造林季节，县领导们都脚穿农田鞋，和干部群众一起上山挖坑栽树，一干就是十天半月。
● 贯彻实施延寿打造生态农业县
2004年4月7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唯一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延寿县正在进行脱贫的最后冲刺阶段。
原来，延寿县因为一味强调粮食生产，毁林开荒严重破坏了森林植被，全县水土流失严重，区域性气候失衡。
面对严酷的生态环境，新一届县委领导认为：将一个因为急功近利破坏了的农业生态环境交给农民，即使这一代摘掉了贫困帽子，下一代还得戴上。因此，绝不能只图眼前利益，做一任“庸官”。
县政府为此出台了《关于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若干规定》，把生态建设年度任务指标分解到各部门、各乡镇，落实到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逐级签订责任状，严格兑现奖惩，实行生态建设一票否决权。
从此，每到植树造林季节，县领导们都脚穿农田鞋，和干部群众一起上山挖坑栽树，一干就是十天半月。
几年来，延寿县向生态农业建设累计投入资金8亿多元，向上级争取资金4亿多元，群众自筹资金3亿多元。全县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植树造林近160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6万亩，小流域治理面积达到60万亩。
同时，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小区16处，绿色食品基地面积发展到5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2%。开展这项工作，每年使县财政和乡村减收1000多万元，相当于县财政每年少收入1/5，对此，他们却觉得，这钱花得很值。
通过治山治川，延寿县各乡镇涌现出一批生态户、生态村和生态小区。
青川乡农民王春天兄弟3人，合股承包荒山3800亩，先后投资50多万元，植树200多万株，固定资产累计达到500多万元，被全国妇联和国家林业部评为“三八绿色优质工程”。
六团镇延吉村通过10年的不懈治理，已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林茂粮丰、生活富裕的生态示范村和省级文明村。
到2004年，全县已建成的16个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小区，区内农业总产值已达两亿四千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立项前的不足1000元，提高到2000多元。全县绿色、特色经济作物基地面积发展到74�6万亩，接近耕地总面积的2/3。
经过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每年投巨额资金治山治水，终于，建成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他们相信子孙后代，再也不会过穷日子了。蒋巷村开发农业旅游
2005年，位于常熟、昆山和太仓三市交界处的蒋巷村，被确定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农业起家，工业发家，旅游持家，村里的旅游马上就要看到效益了。”蒋巷村旅游公司负责人说。
“生态种养园、村民新家园、蒋巷工业园、农民蔬菜园和无公害粮油生产基地”是蒋巷村的基本格局。
蒋巷村为了发展经济，用农业原始积累，发展壮大了村里的工业。蒋巷村的工业主体是江苏常盛集团，在2005年，集团的产值超过10亿元。
这时，蒋巷村意识到，仅靠单一的农业很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星罗棋布、村村点火的工业同样不利于新农村建设。
近十年来，常盛集团已反哺1亿元用于蒋巷村建设。蒋巷村党委书记，即常盛集团的董事长介绍说，考虑到村里的工业用地紧张，前几年在邻村购买了500亩土地，设立了蒋巷工业园。如今，江苏常盛集团下属的4家股份制公司已经全部迁至工业园。
要想让农民安居乐业，就必须为他们建设好一个家园。
蒋巷村请规划院精心设计的蒋巷别墅区，两批共建了186栋，每栋上下共200平方米，区内绿化面积超过50％，区内还有幼儿园、小学、剧场、商贸街、医疗、活动中心和休闲健身广场等配套设施，被评为“省级文明住宅小区”。
到2006年，全村186户村民全部搬进了电话、宽带、太阳能热水器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的新村别墅。
据了解，第一批别墅，平均每栋造价20多万元，第二批别墅，平均每栋造价达30多万元，但给农户的价格统一为12�8万元，其余的资金全部由村里补贴。
“我们还能拿到2万元的旧房拆迁补偿，所以差不多花10万元就能买到别墅了。”蒋巷村旅游公司的员工邹雪年说。
蒋巷村鼓励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别墅新区，并每年给予奖励。但考虑到老年人住别墅的诸多不便，在别墅区前面专门建造了100套老年公寓，供村里的老人免费入住。
宽敞的走廊加上星级宾馆式的室内配置，给为蒋巷村发展建设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年人提供了安居的环境，让老年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经济发展了，工业壮大了，但蒋巷村没有忘记自己是农村，通过工业反哺农业，蒋巷村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村里规划竹园300亩、果园200亩、蔬菜50亩，生产黄瓜等几十个品种的蔬菜和水果，改造水塘建成60亩高标准鱼塘。现在，村里的蔬菜和畜禽养殖可满足村办企业1000多人常年荤素食品的供应。
通过拆除旧村巷、复垦复耕、配套建设沟渠等现代化水利设施，蒋巷村连片建成了近千亩优质生态粮食生产基地，分别由16名村民承包。
49岁的村民王荣芬承包了40亩，只是个小承包户，一年的收入也在2万元左右，她的丈夫则在常盛集团上班，另有一份不菲的收入。
“1000亩农田，每年稻麦两季共产粮食90万公斤，村民消耗20万公斤，所以每年至少还能外供50万公斤粮食。”常德胜说。
近几年来，蒋巷村通过整合农业资源，全面发展林果蔬菜、花卉种植等，建成了近600亩生态园，并开发了具有江南农村特色的“当一天农民，过一天农村生活”的农家乐项目。
村民搬进新村后，村里及时调整土地，建设了村民蔬菜园，以人口等量划定。67岁的村民郑步友说：“老太婆在生态园养养鸽子，我是村里的门卫。我去年个人收入7000多元，老太婆跟我差不多，老两口已经够用了。种种菜，活动活动筋骨。”
据了解，在企业上班的村民人均每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种粮户和养殖户人均收入1�8万元，从事道路清洁的100多位中老年人，年均收入也在1万元左右。即使什么事也不做，村里的老人每年还有2400元至5000元的养老金。
蒋巷村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副则副的劳动就业原则，使村民实现了充分就业。
江苏省常熟市蒋巷村经过40年努力，用农业的原始积累发展工业，用工业的利润反哺农业，把一个“小雨白茫茫，大雨成汪洋”，偏僻闭塞的苦地方，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被江苏省研究农村发展的专家誉为“看得懂学得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海南联创文明生态村
2005年，海南省建成第一个文明生态村片区“海口演丰镇片区”。海口演丰镇片区东边临海，涵盖东港寨红树林景点及周边92个自然村庄。
经过连片创建，形成村中有景、景中有村的独特景观，为海南旅游增添了新鲜内容。
2006年，在“五一”黄金周，演丰镇片区接待海内外游客4万多人，被联合工业发展组织确定为全国唯一一家以发展绿色旅游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示范区。
从2005年以来，海南各市县，在新一轮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中，把连片创建当成重点，先规划后实施。侨乡文昌、琼海率先启动了白鹭湖38村，联创文明生态村片区、万泉河文明生态村长廊工程。
万泉河文明生态村长廊工程，被称为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史上至今为止最大的片区、最动人的手笔、最新的创举。
这个长廊沿琼海境内万泉河两岸30公里长、10公里宽，面积300平方公里，包括200个自然村庄，建成后形成25个文明生态村片区，7个特色文化景点，发展热带作物、旅游、畜牧等产业，呈现万泉河两岸美丽的田园风光特色、立体生态经济特色、带状公园特色。
除政府投入资金外，社会各界和沿岸百姓表现出极大热情，琼海市企业家协会捐款110万元人民币，当地一名姓王的老板捐款80万元。
一些回家乡投资办企业的海外乡亲，也加入了捐款行列。海外乡亲、香港同胞世界琼海华侨联谊会会长王春海、副会长莫海涛分别捐款10万元。
到2005年底，全省累计投入资金5�3亿元，建成文明生态村5�3万多个，占全省自然村总数的22�8％。
2006年2月，海南省委、省政府又提出，要把文明生态村，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综合创建载体，力争“十一五”期间文明生态村达到全省自然村的一半以上。
文明生态村大大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的面貌。文明生态村建设，一开始就坚持从海南农村的实际出发，选择了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脏乱差问题作为突破口。
从突击清除历史遗留的陈年垃圾，建垃圾箱、沼气池，到硬化道路，植树种草，这一系列措施改变了往日农村脏乱差的状况。
在海口市演丰镇、文昌市美柳村、琼海市文屯村等文明生态村可以看到，这些村庄农民的人居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村道通畅、绿树环绕、环境整洁、清风扑面，许多文明生态村已经成为农家乐的旅游景点。
据不完全统计，自创建文明生态村以来，先后有来自美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家以及国内北京、黑龙江、广东、广西等省区市的900多个参观旅游团队、6万多名游客参观了文明生态村。
文明生态村建设的核心是发展生态循环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省各市县、各乡村结合实际，把创建活动与调整种养结构、发展庭院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紧密结合起来，创造出很多发展经济、增收致富的新招术、新门道。
特别是充分利用海南光热条件优越，沼气产气率高的优势，推广建设了16万多个新型猪圈、厕所、燃气灶“三联通”沼气池，既净化了环境，节约了能源，保护了植被，又有力带动了畜牧业，产出了大量的有机肥，促进了无公害农业的发展。
在文明生态村，正在形成一条适应海南特点、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符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的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许多农民利用房前屋后空地，大种椰子、胡椒、荔枝、龙眼、芒果等热带经济作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生态村创建模式。
这些文明生态村模式有临高县松梅村“沼气＋养猪＋经济作物”的小庭院大产业模式、琼海市边沟村“文明生态村＋科技村”模式、白沙黎族自治县发展橡胶、藤竹、南药、茶叶等山区特色经济的“文明生态村＋专业村”模式等等。
文明生态村建设，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一些农民不卫生、不文明的生活习惯，增强了农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特别是在创建活动中，海南各部门各市县整合力量，组织理论下乡、科技下乡、文艺下乡、卫生下乡，加强了对广大农民的教育培训；积极建设农村宣传文化设施，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教育、普法教育，开展“告别陋习，珍爱家园，保护家园”“无毒村”“计划生育先进村”“五好家庭”“美在农家”等创建活动，改变了农民的一些落后习俗，提高了科学文化素质。
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遵纪守法的、讲求科学的、追求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越来越多了，吸毒的、赌博的、打架斗殴的以及搞封建迷信的越来越少了。在文明生态村中，安居乐业、安定祥和的氛围越来越浓了。
在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中，各级干部特别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深入农村，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动员和思想政治工作，帮助群众转变观念；积极投身各项创建工作，带头捐款捐物，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走家串户，组织农民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
农村基层干部千方百计为农民寻找致富门路，推广实用技术，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时时处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广大农民群众也从创建文明生态村带来的新变化中，亲身感受到党员干部是真心实意为他们办实事、解难题的，增强了对党和政府、党员干部的信任。
通过文明生态村建设，党员干部受到了教育，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增长了才干，提高了威信，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经过5年多实践，海南省以“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成效显著。
未来的海南省，将会是一个城市现代化、乡村田园化的新景象，到那时，美丽的海南岛将更有魅力。各高校服务新农村
2006年，各地政府和各高等学校，积极响应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通过推进农村职成教育和农民培训、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中小学信息化建设水平、实施各类人才工程等措施，充分发挥教育和科技优势，主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各地积极推进农村职成教育和农民培训。
北京市提出要整合教育资源，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并在平谷区开展统筹普教、职教、成教资源，大力推广实用技术，创建终身学习型社区学校试点工作。
浙江省实施“农民素质培训工程”，其中从2003年实施的“百万农民培训工程”和“百万职工双证制培训工程”，共培训农民和乡镇企业职工318�9万人；2004年实施的“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已培训138万农村劳动力，逐步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的。嘉善县推出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百姓课堂”，为农民提供“你点题，我授课”的“菜单式”服务，组织讲座数十场。
四川省成都市实施“农民教育与培训工程”，坚持每年安排700万元，资助5000名农村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2005年，成都市对农民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0�7万人次，实用技术培训达100余万人次。
2006年，成都市将计划职业学校招收农村学生4万人，在非农产业或城镇就业3万人。此外，还要坚持每年列支50万元专项资金，推进农村成人教育发展。
2006年，河南省在安排农村劳动力培训720万人次，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207万人次，并计划今后每年中等职业教育招收农村初中、高中毕业生要达到40万人以上，初中后一年职业培训达到55万人以上。
江苏省教育厅召开加强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工作会议，2005年1000余所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共培训农民170多万人次，其中转移输出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31万人。
安徽省、辽宁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加强县级职教中心建设，把它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技术培训与推广、扶贫开发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基地，构建城市学校支持农村学校、城乡贯通、区域连接的开放式职业教育网络。
各地也在大力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浙江省从2005年开始实施“农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旨在培养一批扎根农村的优秀教师，计划以3年为一个周期，投入1�9亿元，对17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开展以“新理念、新课程、新技术和师德教育”为内容的培训。
安徽省启动“省级农村骨干教师选拔培养计划”，首批遴选600人，实行3年动态培养。同时，抓好城镇与农村学校“结对子”帮扶活动，开展城镇骨干教师讲师团送教下乡活动，并加大城镇学校中青年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服务力度。
黄山市屯溪区统筹教师资源，新增教师优先满足农村薄弱学校需求，实行区域内骨干教师巡回授课、紧缺专业教师流动教学、薄弱学校教师挂职进修、城区教师下乡支教、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在职称评定和表彰奖励中的比例、改善农村地区教师待遇等措施。
上海市制定了对郊区师资配置的倾斜优惠政策，举办郊区师资专场招聘会，160多所地处郊区的中小幼学校参加招聘，吸引了市内外高校约15000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应聘。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制定了以“校校结对帮扶”及“教师下乡帮教”为主要内容的“双帮”活动计划，每年从城镇及沿川中小学选送50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农村偏远中小学帮教2年，农村偏远中小学定期选派教师到城镇中小学学习。
武威市组织城镇教师送教下乡，辐射全市100多个乡镇，农村1�6万余名教师得到培训。
陕西师范大学发挥远程教育优势，为西部农村培训中小学教师。截至2005年，累计培训约2万人，60%来自西部地区。
各地加大经费投入，努力提高农村中小学信息化建设水平。
湖北省投入1�7亿元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装备建设了1�6万所农村中小学，实现“校校通”，并通过“湖北教育网台”为广大农村中小学提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安徽省加快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在2007年底用光盘播放、地面卫星接收和计算机教室三种模式，覆盖了全省农村中小学。
江苏省实施农村中小学“校校通”工程，由省直接帮扶建设经济薄弱县的4295所农村中小学，为每所中小学建设一个计算机网络教室和多媒体教室，共配备14万台电脑和其他辅助设备，培训近1万名从事信息技术课教学及网络管理的教师。
大连市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新体制。市本级财政每年安排对涉农县区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达1�5亿元。2001年至2006年，共投入5�9亿元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旧校舍575项，使近16万农村中小学生告别了危旧校舍。
大连市还实施农村中小学信息化建设工程，市、县两级财政投入8千多万元，为农村中小学购置1�2余万台计算机，为每一个农村乡镇建设了1个远程教室，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全市的现代化远程教育系统。
辽宁省2001年开始设立省级职教中心建设专项经费，并逐年递增，至今省市县三级财政用于职教中心建设的投入达4亿多元。
青岛市教育局把建设新农村、加快农村教育发展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组织5000余名党员干部和教师捐助41�8万余元，用于支援农村教育。
各地积极实施各类人才工程，促进新农村建设。
黑龙江省于2003年启动了“村村大学生计划”，从2004以来，首批从农村选拔培养的2157名“村村大学生”已经毕业，他们成为农村科技致富的带头人和专业技术人才。
同时，黑龙江省选派了2343名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从事村务工作和教育教学工作，力争到2007年实现村村有大学生的目标。
安徽省实施“高校毕业生支援农村教育行动计划”，每年从普通高校遴选一批应届毕业生到农村乡镇学校任教，服务期为三年。
浙江省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以广播电视大学为载体，招收一批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农村青年，通过电视教学、网络教学等方式，为农村培养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浙江林学院配合省里实施的“扶千名人才，促千村发展”计划，承担培养农民大学生的任务，首批已录取94名农民大学生。
西南大学积极开展“顶岗实习”活动，以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校为基地，几年来已累计派出近千名高年级师范专业学生任教，学校还每年免费培训农村中小学教师达2000余人。
各地高校充分发挥科技优势，主动服务新农村建设。
华中农业大学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仅11个新品种面向湖北及周边地区推广1�1亿亩，为农民带来的收入超过10亿元。
西南大学发挥科技优势，与重庆市石柱县共同推进科技扶贫新模式。
在石柱县设立办公室，每年安排30至50万元专项经费作为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科技创新基金，派出的科研人员已超过2000人次，举办各类农业技术培训班约30期，培训乡镇干部和技术骨干约2000人次。
浙江大学罗安程教授用“厌氧―人工湿地”的方法为浙江省安吉县年处理生活污水达70余万吨，处理费用几乎为零。
南京农业大学开展多种形式的送科技下乡活动积极服务百万农民，10多年来行程几十万公里，遍及全省60多个县（市）、400多个乡村。
扬州大学通过建立“产学研”联合体，实施科技扶贫，参与地方农业科技园建设，发挥自身乳业优势，切实服务农民增收。
南京林业大学发挥林木遗传育种、木材加工利用等学科优势，不断开发研究高附加值产品，促进省内杨树产业带的形成。
中国农业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上海水产大学、浙江林业学院、中山大学等高校分别开展“服务百村行动”和“送科技下乡”服务活动，加强校地合作，推进产学研对接，进行科技咨询、培训、实地指导生产、宣传科技知识，使当地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各地高校成立相关机构，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调查研究工作。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农业产业化教育项目培训中心直接服务于“三农”，2002年至今已开办各类培训班20余期，开设各类课程76门，培训服务于“三农”领域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近千名。
同时，这个中心积极参与扶贫教育活动，专门制作课件无偿捐献给学校扶贫办，免费为全国30多个远程教学点作远程直播服务。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将“新乡村建设”作为首要工作，在湖北荆门和洪湖6个村进行了长达3年的新农村建设实验。
南京农业大学成立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将深入开展农业科技创新和新农村建设理论问题研究，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和模式，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并培养不同类型的高素质人才。
同济大学与嘉兴市就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保障农民持续增收、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等，合作开展“发达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与示范”项目研究工作。
江南大学发挥涉农学科优势，成立了全国首个农产品加工研究院。
该院成立后，将加快产学研的紧密结合的步伐，建立一批科技创新基地、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培养一支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农产品加工科学家队伍，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遵义展开建设活动
2006年2月，在贵州省遵义市的余庆、遵义、仁怀、习水、赤水、桐梓、绥阳、汇川、红花岗等县市区的农村，以创建“四在农家”活动为载体，建设殷实、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群众性热潮，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2001年，余庆县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学教活动时，白泥镇的满溪村、龙家镇的光明村，率先推出“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很快受到各地农民群众欢迎，县委县政府及时引导，逐步在全县推开。
几年来，遵义市委、市政府将“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加以总结推广，以引导农民增收致富为前提，以一家一户得实惠为根本，以“七个一”和“五通三改三建”为切入点，把富、学、乐、美落到实处。
“七个一”即：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支柱产业，找到一条致富增收的路子；家家户户有一幢宽敞整洁的住房；有一套家具和家用电器；安装一部家用电话；掌握一门以上农业实用技术；有一间卫生厨房和厕所；有一种以上健康有益的文体爱好。
“五通三改三建”即：通水、通路、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改灶、改厕、改环境；建图书阅览室、建文体场所、建宣传栏。治理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乱泼、畜禽乱跑等“五乱”现象，改善人居环境和生产条件，改变农民精神面貌，提高农村文明水平。
2004年4月，遵义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14个县（市、区）广泛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力争到2010年全市农村以自然村寨为单位，覆盖面达80%，受惠农民达85%。
截至2005年8月，全市已完成创建点1500多个，覆盖221个乡镇、850个村，有12万余农户、53万人受益，分别占全市农户和农民人口总数的10%左右。
2006年2月，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说：“‘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已成为市、县、乡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市委、市政府决定市、县财政每年投入创建经费4000万元，拉动农民和社会投入2亿元，加大创建力度，提高农村文明水平，引导农民走文明发展、发展文明的全面小康之路。”
遵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丁福秋说：“创建活动坚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以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帮助寻找致富路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支柱产业。”
遵义市各地已涌现出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增加收入快的订单农业、观光农业等新兴产业。
茶叶、蔬菜、水果、药材、竹子等产品的生产加工规模化、集团化、基地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逐步向高产、优质、生态、安全农业转变。
农民收入普遍增加，2004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2120元，比上年增加201元，创建村组人均收入2200元以上。2005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达2300多元。
赤水市大同镇大同村，一幢幢白墙灰瓦的农舍掩映在翠竹丛中。村民罗显福说：“原来不通公路，柑橘运不出去，导致果贱伤农。如今政府帮助修通5公里进村公路、10公里连户水泥路，果商开车到家门口收购，柑橘和竹产业为每户增收1000元以上，全村人均收入达2500元。”
仁怀市二合镇双龙村，绿油油的万亩蔬菜基地望不到头。镇党委书记陈华说：“为农民增收找门路已成为干部的主要任务，仅3年时间，蔬菜种植面积已由1000多亩扩大到10025亩，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6个村的蔬菜种植户，人均增收500元。
在三合镇雄心村，年收入10万元的蔬菜种植大户发展到10余户。村支部委员肖仕强说：“只有帮助农民富裕起来，才能创建和谐新村。”
遵义市各地以精神文明活动中心、图书室、远程教育接收站和广播电视为载体，举办农业实用技术、市场经济、法律知识培训班。
各地还开展送理论到基层，送党课到支部，送政策、科技、法律到农户的学习教育活动，创建活动，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相结合，学科学、长智慧、讲文明的新风吹进千村万寨。
农民法律、卫生和环保意识增强，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俭持家美德得以弘扬，不少村寨连续几年没发生治安、刑事案件，没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呈现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
科技兴农蔚然成风，荡涤了愚昧陋习。习水县土城镇高坪村，过去，不少农民沉湎于赌博和迷信，以致沦为贫困村。
自从市、县干部进村入户开展创建活动后，帮助村里开通远程教育，引导农民学科学、学技术、讲文明，邀请遵义市果蔬专家进村讲课。
到2006年，农民技术学校已培训3000多人次，培养出47名学科学、用科学的“田秀才”。村民蒋学荣的100亩竹苗圃，年产值达30万元。200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2400元。
在“四在农家”各个创建点上，文化设施得到加强，文化阵地得以巩固，形成各具特色的创建文化，呈现一派欢乐祥和景象。
2005年8月，红花岗区承办了遵义市首届农民科技文化体育活动周，1000多位农民代表，参加了农畜产品比赛、农民体育竞赛、“四在农家”文艺调演和知识竞赛等活动，充分展示乐在农家的风采。
在正安、遵义、桐梓、红花岗等地创建点上，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思想道德、文化环境、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方面变化的“文化墙”、“美术街”、“诗词碑”和“格言牌”等，成为农村文化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赤水、余庆等地创建点组建的农民文艺表演队、篮球队，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赤水市金华办事处沙湾村，建立了两支农民腰鼓队，还经常为农民群众进行表演。
办事处党委书记李绍彬说：“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强烈，一有空就聚在一起打腰鼓、扭秧歌”。
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农民心里更高兴的是能够享受民主政治建设成果。
余庆、赤水等县市赋予村民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参与权。2004年，村委会换届实行“海选”，村民从四面八方赶到投票点投下神圣的一票。余庆县通过竞选人竞职演讲，“海选”产生266名村干部，选民参选率达92�4％，成功率达100％。
各创建点普遍实施“五通三改三建”工程，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倡导讲文明、树新风、革陋习，制订村规民约，从环境卫生抓起，改变了脏兮兮、乱糟糟的面貌。农民兴高采烈地赞美道：“走路不湿鞋，吃水不用抬，做饭不烧柴，村寨靓起来。”
农民不仅创造环境美，还追求心灵高尚美。
桐梓县开展家训促文明匾牌悬挂活动，把治家格言立于堂上，传承民族传统美德，弘扬中华文明风尚。
娄山关镇谢泽绪、谢昌绪哥弟两家同住一个院，过去闹矛盾，在院坝中间砌了一堵墙。村委会挑选“远亲不如近邻，远水难解近渴”的匾牌送给两家悬挂。没多久，哥弟俩携手拆除隔离墙，重归和睦相处。
“富在农家增收入，学在农家长智慧，乐在农家爽精神，美在农家展新貌”这四句工整形象的描述，如今在贵州省遵义市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工作部署，而是当地干部群众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伟大实践的生动写照。
贵州遵义开展的“四在农家”创建活动，是一种建设新农村的有益探索，它使得各级干部带领群众建设新农村有了抓手，使得农民群众对建设新农村有了热情。湖北以企带村模式
2006年5月11日，一座被誉为“村庄里的都市”的农民新城崭露头角，崛起在汉川市沉湖镇福星村的原野上。
宽阔洁净的村庄大道，整齐划一的现代化厂房，古朴典雅的居民公寓，富裕文明的村民家园，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勾画出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动图景。
在它嬗变的过程中，一没向农民摊派，二没向银行贷款，三没要政府投入，它就是“土生土长”的乡镇企业“湖北福星科技集团公司”，推行“以企带村”模式结出的硕果。
4月3日至7日，孝感市委宣传部、孝感市社科联、汉川市委宣传部组成联合调研组，对福星集团“以企带村”模式进行了专题调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以企带村”模式，符合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政策，有着普遍的指导和实践意义。现代企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在建设新农村、塑造新农民的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福星村“以企带村”模式的建立是有背景和动因的。
福星村地处汉川市沉湖镇西北部，1996年前名为“段夹村”，全村现有耕地2748亩，辖13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753人。
距离汉川市区42公里，武汉市区98公里，离沉湖镇政府所在地也有数公里之遥，村东和村南被汉江阻隔，是名副其实的汉川“市尾”，并不占地利。
历史上的沉湖“泥沼四伏，十年九淹”，经过六七十年代30万军民的围湖造田，这里才以粮食、棉花生产为主，也无特别的资源禀赋。
湖北福星集团公司的前身，是段夹村9组农民谭功炎1981年创办的铁木加工厂。1996年，这个靠“两部红炉、三间工坊、四把铁锤”起家的家庭作坊企业，经过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成为湖北汉川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公司在深圳A股上市后，实施了“一业为主（金属制品）”、“三业并重（金属制品、房地产、生物药业）”的发展战略，组建了湖北福星科技集团。
此后，湖北福星科技集团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和裂变，旗下拥有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惠誉房地产等两家上市公司及多家子公司，拥有员工7000多人，资产总额36亿元，净资产17亿元。
2005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创利税3�9亿，创历史最好成绩。
1996年12月时，汉川市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谭功炎，提出实行“以企带村”模式。
汉川市委、市政府顺势而动，通过广泛征求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意见，认为这是一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是一种加快农村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的新途径。
于是，汉川市委、市政府批准段夹村更名为福星村，接受汉川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指导，实行“以企带村”模式，由沉湖镇党委、政府组织实施。
2005年5月，公司南面相邻的5867人的李花村，也纳入“以企带村”模式，形成一企带两村的发展新格局。
“以企带村”模式的实施动机，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谭功炎领导的企业，经过1981年至1985年的第一次创业，走过了原始积累的过程；1986年至1994连续8年实现产值翻番；1995年至1996年是企业的加快发展期，一跃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金属制品企业。
随着企业的发展，福星村中有一部分农民作为“压地工”进入企业当了工人。
这使得土地没被征用也不合乎进厂条件的少数农民产生了嫉妒心理，使周边环境变得复杂起来，拦水、拦路、偷盗和强行装卸、勒索外地商人的事时有发生，干扰了企业的正常运行。
在农业经营不赚钱甚至亏本的情况下，公司利益如果过分地向一部分倾斜，而忽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话，可能导致村民与企业之间以及村民之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激化。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企业要做大做强，必然要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高素质的技术人才，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已有不少位于该村周围、乃至外市和外省的劳动力通过不同的渠道被吸收到公司工作了，不少人甚至将其全家都搬迁到了该村及周边地区。
这样，如何协调好本地人与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之间的关系，就成了非常现实的问题。
一个位于传统村落包围圈中的现代企业要继续发展下去，就要在村企之间寻求建立一条利益相连的纽带和机制性渠道。让支持过自己发展的农民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这样农民也会来帮助促进企业的发展。按照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改变原有的村企形态势在必行。
“以企带村”模式的实施，也是破解“三农”难题的客观要求。
调查显示，当时的福星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67亩，人多地少，靠农业经营没有多大出路。许多农民以到这个身边的大企业上班为荣，一些暂时没有离田上岸的农民也希望到公司找到工作。
但是，公司不加快发展，就不会产生更大的吸纳能力，不可能给周边村民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因而，村民们内心里真诚希望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同时，村委会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村里仅有的3家集体企业钢板厂、砖瓦厂、预制板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两个，剩下的砖瓦厂承包给了个人，基本上没有集体企业。
很多农民想办的事、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力帮助解决。水利基础设施自实行责任制以来就没有维修过。
不仅如此，村里还背下了上百万元的债务，村干部也是多少年领不到工资和报酬，年终时，只能拿回家一张“白条”。
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和完成上级任务，就往群众身上打主意，加重农民负担，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磨擦不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袖手旁观，任凭农村凋敝，“三农”危机就会反过来制约和影响置身于这片土地上的企业。
事实上，经过多年积累，汉川钢丝绳公司的综合经济实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具备了实行“以企带村”模式的经济基础。
“以企带村”模式的实施，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观愿望。
一是作为“草根”阶层的乡镇企业，自创办之日起，就与“三农”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把它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广袤的田野就是其植根的沃土。因为姓“农”，它的肩上自然就多了一份振兴“三农”的社会责任。
二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谭功炎认为，自己带头办企业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经济作贡献，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198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曾经在红炉边立下“造福社会，共同富裕”的铮铮誓言。长期以来，他都固守着这个信念。
当年，有人怀着小富即满心理主张将企业财产分光用尽，各奔东西，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坚持走集体致富之路，后来公司上市前分配股份，领导综合考虑他的贡献，给他个人不少于50％、价值上亿元的法人股，他坚决拒绝，坚持将这笔财富划归集体所有。
三是作为土生土长的全国乡镇企业家，谭功炎具有浓郁的“乡土情怀”，对农民的苦痛铭记于心，对农民的感情割舍不断。
多年来，谭功炎捐款捐物、扶贫济困，外地有人多次以优惠条件对他“招商”，都被他婉言谢绝，始终坚持在当地发展。同时寻求如何以更为有效的形式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他提出“以企带村”的思想基础。
福星村“以企带村”模式的运行机制和主要内容是怎样的呢？
沉湖镇与福星集团在管理福星村的责权划分上达成共识：“以企带村”并不是“以企代村”，“带动”而不是“代替”。
福星集团侧重于经济和文化带动，沉湖镇政府侧重于政治和行政管理。“以企带村”运行模式可以概括为“一个机构、两个机制”。
一个机构，即沉湖镇“以企带村”领导小组，由沉湖镇、福星集团和所带村主要负责人组成。在沉湖镇党委的主持下，每年召开两次以上联席会议，拟定工作规划、研究具体措施、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切实加强组织和领导。
两个机制：互动机制和协调机制。互动机制指以文件的形式具体规定了企、村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协调机制，指沉湖镇政府相关部门、福星集团党委办公室、工程管理部、村委会等单位定期协商，负责“以企带村”模式的有效运行。
他们对“以企带村”模式的内涵作了如下概括：发挥企业的综合带动优势，在村企之间建立有组织、经常性、紧密型的联系，优化人才、管理、信息、技术、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达到“以工哺农、强农固企、村企双赢”的目的。
进而，他们又确定了“以企带村”的主要内容。
一是企业项目到村。
发展配套企业，扶持村级企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福星集团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产业转移，相继扶持福星村、李花村办起了工字轮厂、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金属结构加工厂等30家工业企业，为福星集团生产配套产品。
这些企业在公司的指导和帮助下，全面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大力实施技术改造，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科技含量日益提高。到2006年，已有3家企业发展成规模以上企业，产值以年均40％的幅度递增。
二是企业骨干到村。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他们采取“企推村选”的形式，拓宽选人用人渠道，破解福星村干部难选、难育、难留的难题。
福星集团党委先后动员会经营、善管理的福星村村民、公司销售部南方管理部部长谭业亮，李花村村民、公司一分厂副厂长李金文、一分厂技术科长吴琼道回村参加换届选举，都以高票当选。谭业亮担任了福星村党支部书记，李金文担任了李花村党支部书记、吴琼道担任了李花村主任。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也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3名村干部的工资由公司按月发放，不在村里领取报酬。
公司党委和沉湖镇党委、政府与3名村干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作为年终述职考评的主要依据。
谭业亮自2000年2月担任福星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下大力整顿了软弱涣散的村级班子，增强村干部执行政策、带领群众、加速发展、维护稳定能力，为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不仅化解了200多万元的村级债务，还有相当可观的村级积累。
这些来，该村先后获得湖北省“乡镇企业示范区”、孝感市“十强村”、汉川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谭业亮个人先后5次获得集团公司金牌奖，2002年被评为“汉川市十佳村主职干部”。
三是企业文化到村。
为丰富农民业余生活，福星集团早在9年前，建设了卫星地面接收站，实施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使福星村成为汉川市最早收看有线电视的农村地区。
2003年，全村固定电话开通率达95％，宽带网、无线通讯网络覆盖全村。
福星集团还在村里建起拥有5000多册图书的图书室，投资500多万元，建起了可容纳4000多人的福星剧场。每年元旦、春节、“五一”、“十一”、重阳节定例邀请省内外剧团来此演出。
福星集团还组建了拥有20多名演职员工的专业楚剧团，每年在福星剧场演出100场，福星村和李花村民可以免费看戏。
四是企业福利到村。
一是将福星村范围内的所有老人，都纳入福星集团所实行的社会福利计划中。男60岁、女55岁，每年可享受600至2000元的生活补贴。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福星集团每次征地，都严格按政策给农民补偿到位。2006年，又进行土地“追索补偿”，作为农民支持企业发展的回报。
从征地之日起，农民一次性获得每年每亩400元的土地补偿，仅此一项，福星集团就拿出500多万元。从2006年开始，又将每年每亩补助提高到1000元。
他们还实行本村招工优先政策，对男年满18岁、女20岁的村民，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置。
同时，他们还在福星集团享受医疗保险、住房补贴、子女就学补贴、退休养老保险等多种福利待遇。
其中，双职工建房一次性补贴2万元，子女从小学到大学可获得300至1万元的补贴。
他们投资60多万元修建了福星老年公寓，首批安置了60多名村民。公寓配置了日用家居用品，电视机、影碟机、戏曲碟片。每月除发给150元基本生活费外，春节每人分发食品各10公斤外加700元的零用钱。
福星集团在“以企带村”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投入，积极采取保农、扶农、强农措施。
李花村有耕地5440亩，以种植蔬菜、水稻、棉花为主，村级负债187万元。
2005年，推行“以企带村”模式后，福星集团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拔出90万元资金，用于李花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疏浚了2000米长的幸福渠，开挖了两条长2300米的新渠，改造了140亩的冷浸田，架了一座长250米、宽15米的水泥桥梁，建造了一座排水闸，大大提高了抗灾、减灾能力。
据公司工程部提供的数据，10年来仅用于两村的支农性资金就达到320万元。
在对福星集团的互动、对接方面，福星村积极实施“三到位”。
一个是首先思想认识统一到位。
在这方面，一是及时把福星集团“以企带村”的重大决策、重大举措、工作要求与农民见面、通气，调动农民群众参与、互动的积极性。
第二个是开展经常性宣传，把企业发展给周边群众、给周边农村、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好处讲深讲透，把“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道理讲深讲透，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第三个是开展专题教育。
如针对福星村一度出现的歧视排挤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的现象，教育大家，外来员工也是企业的中坚力量，外来经商人员也是地方经济繁荣的有功之臣，要充分尊重他们，爱护他们，有效抵制了这一不良习气的蔓延。
在发展环境管理方面，福星集团重大项目建设实行一个项目、一名村干部、一个专班、一竿到底的“四个一”工作机制，对福星集团征地、办证、土地补偿等方面实行“一条龙”的跟踪包保服务。
定期组织专班，会同福星派出所、公司保卫科深入开展企业周边环境集中整治，协调处理企业与周边村民的矛盾与纠纷，严厉打击“四霸六强”和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的行为，实现企业生产“零干扰”，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为了满足福星集团巨大的消费需求，福星村着力建设“米袋子”和“菜篮子”。
全村已发展优质稻1600多亩、大棚蔬菜300多亩，水产养殖800多亩，培植禽类养殖大户18个，成为福星农贸市场物流的主渠道和主力军，起到了平抑物价，方便员工生活的作用。
同时，积极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商贸、餐饮和运输业，既为公司职工提供便利，又为村民拓宽了增收途径。
生产要素在福星地区经济棋盘上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五到村”与“三到位”的互动与对接，使村企双方逐渐形成相互需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合作关系。
福星村“以企带村”模式的运行效果显著。近10年的探索与实践，福星村“以企带村”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收到了立体式的综合效应。
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通过“以企带村”，福星地区实现了农村向城镇的转变。汉水之滨的这个普通村落，10年来以不可遏止的张力，涟漪般地扩散、膨胀，规模效应不断放大，成长为方圆5平方公里、聚居人口近3万，具有现代化功能的中心集镇。
10条大街林阴夹道，2000栋别墅古朴典雅；行政区、工业区、商贸区、生活区、文化教育区、休闲娱乐区、民营经济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排列有序；银行、宾馆、商场、学校、剧院、体育场、公园、医院、福利院、自来水厂等一应俱全；6条通往外界的公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
2002年，福星村1500多户农民中，除200多户通过不同途径搬进福星集镇，尚有1200多户农民还住在各自的湾落里。
福星集团呼应农民要求，高起点规划建设农民新居。成立了房改办，实行“四统”、“三通”、“三改”，即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供给宅基地、统一补贴标准；通电、通水、通路；改水、改厕、改垃圾堆放形式。
福星集团还给家庭年收入低于全村平均收入水平的农户，提供2万块红砖，给贫困户补助3至5万元的现金，老宅拆迁每平方米统一补贴40至70元。
为了美化环境，在2005年，福星集团还投资100万元，购进雪松、桂花树、白玉兰等20多种花卉树木，栽植在农民新屋门前，形成一街一景、一湾一景的格局。
2006年，福星村已有9个小组900多户，搬进了二层楼的仿古、欧式风格的建筑群，剩下的3个小组300多户将改造完毕。
2004年7月，这里设立了省管园区福星工业园，成为汉川西北部的工业重镇、经济信息中心。
2005年4月，汉川市委市政府决定沉湖镇更名为福星镇，并将镇址迁到福星村，镇区规划面积达到10平方公里。
2006年福星地区的二三产业比重已占到整个产业的98％，而且高科技产业占了相当比重。
福星地区成了吸引各种生产要素的“洼地”。这个偏远的农村湖区，吸引了全国各地2万多名务工经商人员落户，吸引了100多家大小企业投资兴业，汉川市农行、商行、派出所、工商、税务、邮电所等一批行政单位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机构，也都纷纷在这里“安营扎寨”。
到2006年，福星已云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000多名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美国、日本、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的客商也往来不绝。
人才聚集、人文蔚起，成为促进企业发展，推动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强劲动力。
有4000多个农民实现了就地转移，其中在福星集团工作的就有3000多人，人平均月工资1000多元；从事第三产业的有1000多人，占两村总劳力的85％以上。
2005年，福星村实现经济总收入1�98亿元，村级工业实现销售收入1�3亿，村集体经营纯收入900万元，被评为全省村级经济实力500强明星村。
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7000元大关，达到7250元，是10年前的6倍，是汉川市农民人均年收入的1�25倍。
福星村民、集团公司八分厂工人苏红彩和爱人是1997年上班的。
上班之前，她家的生活过得很艰辛，住在低矮的危房里，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上班后，生活一天比一天强，盖起了小洋楼，添置了新家具，公司给孩子提供了助学金，日子过得比城里人还滋润。
调查表明，2005年，汉川农行福星支行存款余额达到1�5亿多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福星人的富裕程度。
福星村“以企带村”模式的运行，使村里的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福星地区地处天门、汉川、仙桃三地交界，夏、李、张3大姓聚居，历史上就相互仇视，时常发生宗族矛盾。“以企带村”后，村企双方都十分重视培育农民的公共道德意识、人际关系意识、公共卫生意识、公共生活意识，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
10年来，坚持开展“五好家庭”、“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评比内容包括清洁卫生、家庭和睦、关心集体、遵纪守法等方方面面。
对“五好家庭”和“十星级文明户”，除授牌外还纳入福星集团年终总结表彰，分别给予1000元至2000元的奖励。
对获七星级以下的农户挂黄牌警示，并取消相关福利。福星村已有78％的家庭受到过公司表彰。
福星集团还常年开展“两心一性”、“三和三兴”、“四抓”、“三观五德”、“六句话”、“福星人为人处事准则”等教育，进企业、进农家、进社区、进学校、进门店；以先进文化引领、熏陶群众的思想行为，开展“文化活动在福星、读书活动在福星、文化讲座在福星、文化展览在福星”活动。
福星楚剧团、文工团以服务企业、服务农村、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创作了《人在福中》、《福星地区十沾光》等40多部（首）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和歌曲。
在2004年，针对社会上的现象，创作了大型现代楚剧《人在福中》，匡扶正义，鞭笞邪恶，情节生动，真切感人，许多人都看得眼泪流，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十分强烈，成为福星剧场的保留节目。
此剧在第八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上获得金奖，并荣获全国“双服务”文化先进集体称号，在2006年4月又获第七届湖北戏剧牡丹奖等。
希望的田野有了文化的滋润，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家齐心支持企业发展，维护企业利益。自觉维护村间卫生，保护树木花卉，村风民风淳朴，人际关系和谐，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特别是出现了儿女争着赡养老人的新气象。
福星集团最近准备增添两处老年公寓，以满足老人增多的需要，但通过摸底调查，有88％的年轻人选择和老人住在一起，在家庭赡养老人，只得暂时搁置建设计划。该村先后被评为孝感市文明单位、湖北省安全文明村，福星集镇也被评为湖北省文明社区。
福星村“以企带村”模式的运行，使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原来的沉湖偏处一隅，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大多数农民没有受过好的文化教育。10年前，福星村的孩子读到初中已是“文化人”，绝大部分村民是文盲。
公司果断决策，从娃娃抓起，发展福星的教育事业。1996年，出资280万元修建了福星小学教育大楼，添置了教学设备，使福星小学一举成为汉川市的示范小学，教育质量大大提高。
1997年至2000年，又先后拿出390多万元，创办了福星中学，修建了两座现代化的教学楼，建成了汉川一流的语音室、理化实验室、电教实验室，使福星地区的学生，比周边乡镇至少提前5年享受了现代科技文明成果。
2005年，福星中学中考综合排名，跻身汉川市前三强，98名学生参加高考，有68名学生被录取。
公司还规定，考上大专院校的，可以获得公司相当于学费一半的奖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业的兴旺，对福星地区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既防止了新一代文盲的出现，又为以后接受职业教育，实现快速就业打下文化基础，还防止了青少年因辍学而过早流入社会。
据统计，到2006年，福星地区86％的青年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成为知识型农民。
公司注重培训技能型农民。如果不注意提高农民工的技能，不仅不利于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最终也将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
2003年，福星集团与武汉科技大学联合办学，投资100多万元创建了福星职业技术学院。走订单培训之路，开展劳动力转移前的职业技能培训，逐步以招生取代招工。
这所学院开设全日制大学课程，招收本地应届和往届高中毕业生，学制一年，学习期间免收学费和住宿费。开设课程有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机械设计与制造。
为了把他们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员工，武汉科技大学教授、福星集团工程技术人员联合教学。
到2006年，已开办两届，有132名学生毕业后进入公司上班，他们的工资比普通职工要高出20％。
公司还不断培养管理型农民。福星、李花两村在福星集团上班的3000多名员工中，经过多年的摔打和历练，已有320人获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55％的人经过了职业技术培训，达到初、中级专业水平，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成为企业的骨干力量。
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12所大学联合办学，开办了高级工商管理（EMBA）硕士研修班、会计电算化培训班、英语专科班等，分批选送优秀员工带薪脱产进修深造。并及时把优秀人才充实管理决策层。
福星村村民、原一分厂厂长张守才，把一个1000多工人的一分厂治理得井井有条，现场管理、设备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进入规范化轨道。
张守才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升为公司总经理，主管企业全面工作。
从福星中学考上大学的胡朔商，毕业后在公司福州市门市部工作，由于工作出色，2000年11月被提拔为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
到2006年，福星集团60％的中层以上干部和70％的班组长，都是福星村和李花村人。
“树因有根而坚固茂盛，水因有源而奔流不息。”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不仅孕育出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民，也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员工队伍，为企业“繁荣常盛”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统计，10年来福星集团累计总投资6000多万元，用于福星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但用谭功炎的话说：“企业每年从利润中拿出1/30或1/40的比例用于‘以企带村’，带来的是农村的大变样，企业的大发展，值得！”
事实证明，福星集团推行“以企带村”模式，对于福星地区人民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已经带来并还将继续带来深刻变化，产生深远影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随着福星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全体农民素质的提高，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一定能够迈得更大更快更远。恭城建设生态新家园
2006年3月11日，一座座青山，一条条绿水，一处处大果园，一幢幢小洋楼，点缀着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广大农村。
这里的天很蓝，空气很清新，环境很优美，日益吸引世人的目光。
春萌大地的三月，在恭城这片土地上，洋溢着蓬勃生机和活力。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更成为瑶乡各族人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全面进步的强大动力。
恭城过去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滞后，被广西定为扶贫开发重点县。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恭城人民在建设富裕生态家园的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恭城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力地印证了县委和县政府当年作出的“生态立县”决策的正确。
在20世纪80年代初，广大农民生活在温饱线以下。为养家糊口和解决燃料，群众大量伐薪烧炭，使得森林锐减，覆盖率下降。
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解决经济来源和烧柴问题，成为当时县委和县政府为群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恭城是个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又远离铁路线和公路干线的山区农业县，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国家的大投资，想招商引资办工业寻出路是不现实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为恭城县委、县政府打开了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工作的思路。靠山吃山，怎么吃法？以生态立县，发展生态农业。
首先，从展沼气开始。
1983年，县里开始在平安乡黄岭村搞沼气试点。村里的农民想不到用人畜粪便和青草料沤制后产生的沼气，点燃后蓝色的火焰能烧水、煮饭、炒菜和照明，既省柴省力，又方便卫生。
因此，建沼气池迅速得到推广，以每年平均建成2500座的速度发展。到2006年，恭城沼气池总数达5�67万座，沼气入户率达到88％，居全国第一。
说到生态立县，县生态农业管理中心主任周庭锡，首先谈起沼气作燃料带来的效益：用来煮饭做菜、点灯照明，若按一户农家每天用两千瓦时电计算，每千瓦时电费0�58元，一年节约电费423元；每户每月节柴200公斤，每50公斤以10元计算，全年节约480元，这是最直接的经济效益。
用沼气取代柴草作燃料，实现了“生态利用－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按以上计算，全县5万户用沼气，一年减少烧柴1�28亿公斤，相当于每年少砍伐４万亩森林。
恭城农民都称沼气是福气。随着生态农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沼气从试点阶段的改燃、改厨、改厕的“三配套”，到发展阶段的“一池带四小”，完善阶段的“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提高阶段实施“富裕生态家园”建设工程的“五改十化”的标准，沼气都发挥着强大的纽带作用。
沼气的利用使恭城的山变青、水变绿，为建设富裕生态家园营造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广西农业厅厅长张明沛说：“驱车在县、乡、村公路上行走，三秒钟看不见果园的就不是恭城。”
在恭城，可以看到“果海”，万亩柑橙、万亩月柿、万亩沙田柚、万亩桃李�，还有近几年新引种的东槐杨梅、夏橙、大个枇杷、南方梨、水晶梨……一片连着一片，绵延不断望不到边。
说到水果生产，恭城农民都会滔滔不绝地谈起“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
恭城的农民已经掌握了以养殖为龙头、沼气为纽带、种果为重点的技术要领，大办沼气，大种果树，使生态农业突破了庭院经济的栅栏，步入规模化、基地化发展的轨道，迅速形成柑橙、月柿、沙田柚、红花桃四大名特优水果生产基地。
“三位一体”生态农业，以其独特的良性循环体系被有关专家誉为“恭城模式”而闻名全国。
恭城水果业发展，由庭院式到规模式，由大到强而经久不衰的秘诀，自然成为采访的一个焦点。有的水果大户，收获季节时要请日工200个以上。
一家来采购的果品公司老板说，恭城的水果品种优良，个大、皮亮、质好。他的公司来恭城购销水果每年都有500多万公斤，像这样中个子�柑收购价每公斤2�1元。农民算过账，每公斤水果成本0�6元，大有钱赚，果商也大有利图。
恭城农民普遍掌握简易保鲜技术，柑橙、沙田柚经薄膜包装保鲜，销售期可达５个多月，实现均衡销售。月柿加工更是恭城农民的拿手好戏，年产10万吨的月柿鲜果，70％加工成柿饼远销区外、海外。
春节过后，便成了恭城农民最忙的季节！他们穿梭在果园里修枝、挖沟施肥、喷药消毒、或进行高位嫁接换种。
特别是近两三年来，恭城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按照“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水果无公害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2005年推广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水果面积32万亩，无公害水果生产、绿色水果生产成为恭城水果生产的新亮点。
2006年，恭城水果面积38万亩，尽管有50％未进入丰产期，但去年产量已达４６万吨；农民人均有果产量近２吨，收入的７０％来自水果业。北京汇源、大连汇坤等国内水果深加工知名企业落户恭城，拉长了产业链条。水果业已成为支撑恭城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势基础产业。
“富不富，看住房”。在恭城，农民建的楼房都很漂亮，房前屋后的环境优美，家庭设施都是现代化。
2006年，县里把北源洞自然村列为新建富裕生态家园示范村，设计的村民住宅兼有居住和旅游接待两种功能。每幢面积240平方米，造价13万元，首期交6万元。
一位姓欧阳的村民说：“年收入三四万元哪能建这样新房啊！”像他这样年收入10元万以上的家庭全村有10户，６万元以上的有好几十户。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大家才有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愿望。
生产发展，收入提高，农民经济实力增强，是建设新农村的坚实基础。
2001年，恭城县委、政府顺应“富而思进”的广大群众建设新农村的迫切愿望，做出了实施“富裕生态家园”建设的决策，围绕“富裕、生态、民主、文明、和谐”的内容，先后投入近5000万元，作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资金，引导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屯的农民对村舍进行改造。
到2006年为止，已对全县881个村屯中的368个进行统一规划，实施规划建设80多个。全县9个乡镇都有示范点，每个示范点都力争建设成为特色产业发展的基地，农村新村建设的样板，生态环境保护的典范，科技普及推广的先导，农民增产增收的园地，精神文明建设的先锋，农村党员发挥先进性作用的舞台。
从实践看，全县16个富裕生态家园示范点建设初具规模，各有特色，不拘一格，有的依山而建，有的傍水而立。
平安乡的社山新村，就是一个集生态农业、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典型村。村里有70多户统一设计的新民居，村前清清流水，竹影婆娑；村后青山掩翠，鸟语花香。四周是碧绿的果园，河上架着一座钢轨木板平安桥，很有“小桥流水人家”之美。加上村风文明，民风淳朴，境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者很多。
游客们下江中撑排、游泳戏水，进果园摘果，入农家与村民同乐。村里办旅馆、开饭店、搞旅游的村民，每年也增加收入两三万元。
新村建设拉动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依托十里桃花长廊的大岭山和潮水岩新村、依托万亩月柿基地的红岩新村，自2003年以来，分别举办了三届桃花节和月柿节，吸引着区内外数十万游客来观光旅游，促进了农村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
在恭城，外出打工的并不多，农村劳力转移基本实现“本土化”。
有人这样赞美恭城新农村：春天是花园，夏天是林园，秋天是果园，冬天是公园，一年四季是乐园。恭城的农村，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幅小康、生态、文明、卫生、和谐的新画卷。
恭城县因为新农村建设的显著成效，获得了“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联合国“发展中国家农村生态经济发展的典范”、“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生态农业建设先进县”、“全国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县”、广西第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农业部“青年农民科技培训项目实施县”、“中国�柑之乡”、“中国月柿之乡”等荣誉。
广西党委副书记李纪恒，到恭城考察调研时，作出这样的评价：“在恭城大地上，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已初现端倪。”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
2006年5月19日，龙泉驿区大面街道龙华社区居民罗龙分到了一套105平方米的房子，他终于住上“现代之居”，过上城市生活。
30岁的罗龙曾是原大面镇龙华村的一名农民，常年在外打工。罗龙本身文化不高，又没什么技术，打工的工资也少得可怜。虽然当时罗龙家里还有几亩地，小两口勤苦工作，但一家人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2004年，罗龙和龙华大部分村民加入龙华农民股份合作社，成了一名股东。
2005年，龙华农民技能讲习所成立，罗龙和妻子重新走进课堂，进行焊工和餐饮服务培训。
技术学到手后，罗龙于当年10月在社区楼下以每个月200元的租金租下了一个铺面，开起了修车铺。
“生意还不错，因为龙华骑摩托车的人比较多。”说起自己的生意，罗龙显得很高兴，平均一个月下来能挣上1000多元，这份稳定的收入比起以往在外打工，算是一笔不低的收入了。
如今，罗龙的妻子也在一农家乐当服务员，两人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这在以往是他们所不敢想的。除此外，罗龙每月能在合作社领到按10斤大米、一斤食用油的粮油补贴，还能拥有包括养老、教育等在内的“八道防火墙”保障体系。
在以“三个集中”为核心的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龙泉驿区大面街道的龙华社区成为成都市众多示范村之一。
“龙华实践”以农民现有宅基地流转为基础，整理林盘地、塘堰地等非耕地作为辅助，在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以农民自愿参股运作的方式成立起全省第一个农民股份合作社“成都龙华农民股份合作社”。
加入合作社后，龙华农民有房住，有事干，生活有保障，既实现了安现代之居，又能够兴小康之业。龙华社区居民罗关龙就是在“龙华实践”中逐步过上幸福生活的。
成立股份合作社，通过就业创业培训，龙华农民有的在辖区内的企业找到了岗位，有的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加入股份合作社以后，农民们普遍反映，生活越来越有保障，越来越有盼头了。万丰泉破解建设难题
2006年6月，夏季的万丰泉村，呈现一派和谐发展的景象：村落四周绿树成阴，花草纵横，一条条道路、一个个农家小院整洁干净，院落美化，人畜分离，整个村庄呈现出“村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美好画图。
万丰泉是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镇尔德井村的一个村民小组，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靖边县城北30公里处，与五胡十六国时期大夏国都遗址统万城毗邻。
这个过去很穷的村庄，现在却成为靖边县远近闻名的富裕村。2005年，万丰泉村民小组农民人均产粮由2003年的800多公斤增加到2500公斤，人均纯收入由2003年的950元增长到1万元，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被人们誉为“万丰泉现象”。
万丰泉人世世代代过着居土窑、行沙路、烧柴禾、靠天吃饭的穷困生活。虽然农村改革以来，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老百姓终于摆脱了贫困，越过了温饱线，但由于受传统的生产、生活条件所限，脆弱的生态环境依然困扰着万丰泉村民小组以及尔德井村的发展。
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水、电、路建设滞后，信息闭塞导致群众思想观念落后、科技意识淡薄，农民收入多年徘徊在900元左右。
受经济发展的制约，村容村貌难改变，人居环境难改观，村民生活质量难提高。这里粪土乱堆，厕所乱建，脏水乱倒，家禽家畜乱跑。人穷志短，村里懒汉多，醉汉多，不思进取的人多，偷盗现象时有发生。
难道这里真的只能听天由命、任其贫穷下去吗？2003年，为了寻求水保生态建设与促进“三农”工作的结合点，陕西省山川秀美办、省水保局，决定在靖边县海子滩乡和红墩界镇，成立治沙示范基地，尔德井村被列为生态经济型村镇建设首批示范村，榆林市、靖边县也将其确定为农业综合发展示范村。
这对尔德井村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村支部决心抓住这个机遇。经过反复讨论，决定首先在万丰泉村民小组寻求突破，将上级投入的有限资金用在万丰泉，将万丰泉作为一块脱贫致富的“试验田”。
在陕西省水保局的帮助下，万丰泉人开始筹划发展村办企业。2003年9月，万丰泉17户村民集资入股兴办的第一个村办企业砖瓦场破土动工了，村民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全村能抱起砖的男女老幼一齐上阵，仅用83天时间就建成了年产1200万块砖的砖场。
由于周边没有砖场，砖可销往相邻五六个乡镇和内蒙古等地，效益十分可观。2004年盈利20万元，2005年收入40万元，其中万丰泉小组农民户均收入就突破了2万多元。
村民们从自己办的砖场拿到了钱，就产生了改善生活质量的想法。告别土窑洞，住小洋楼成为全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当村里酝酿吊庄移民，规划建设欧式民居时，万丰泉人高兴得合不拢嘴。建楼时，砖场免费给农户供砖，超过部分在下年利润中扣除，村民之间可相互换工，建楼成本因此降低三分之一。
经过全村人的共同努力，2005年，17幢建筑面积为150至200平方米的各式小洋楼拔地而起，户内瓷砖铺地，宽敞明亮，户外道路硬化，干净整洁，沼气、太阳能、风能一应俱全。
村民们将自己的日子总结为：“吃水不用抬，做饭不烧柴，出门不湿鞋，汽车进得来。”
村里还争取项目支持，投资60多万元，完全按欧式建筑风格建起了村委会办公室、卫生所、兽医站、配种站、文化站、招待所、气象观测站等公共设施，使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同步发展。
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初步形成。村民们自豪地说：“我们现在也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了。”
把上级的帮扶资金集中起来办大事，寻找一个好项目，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万丰泉人就这样破解了“输血”与“造血”的难题。
村办企业的建成，使万丰泉人看到了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但是，他们也认识到，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改变传统耕作方式，改善这里脆弱的生态环境，打好长远发展的基础。
于是，全村围绕“封起来、治起来、绿起来、美起来、富起来”的目标，掀起了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的热潮。
全村实施了人均1亩草地工程，仅2005年种植优质沙打旺2000亩，2006年春天，又栽植白皮旱柳1�2万株，种草800多亩，从而使草木面积迅速扩大，为发展畜牧业打下了良好基础，羊仔饲养量由2003年的157只发展到750只。
小组内每户建成一个标准化羊舍，配套建青贮池1个，将玉米秸秆全部青贮，并建起了“一池三改”的沼气池，充分利用牲畜粪便解决了禁伐后的燃料问题。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关键看能否适应市场变化，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万丰泉人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万丰泉村打破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产业格局，通过生态环境建设壮大畜牧业，逐步形成以草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然后又推向加工业，办起了机砖场，并根据畜牧业的发展积极筹建年产2万吨的饲料加工厂。
2006年，他们又把眼光盯在了旅游业上，准备充分利用本村350多株千年古柳和欧式住宅居住区，开辟连接统万城的“农家乐”旅游线路，从而带动全尔德井村服务业发展。
在万丰泉人看来，种草、养羊是他们发展的重点。养羊大户樊玉宝一家3口人，种草20多亩，养羊50多只，仅羊仔一项可收入2�5万元。可以说，没有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就没有今天万丰泉和尔德井的变化。
发展生态经济使万丰泉农民群众的收入大幅增加，粮食产量由年产5�75万公斤提高到17�3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3年的950元增长到2004年的3600元，2005年一跃达到1万元。
万丰泉人尝到了生态建设的甜头，传统观念改变了，他们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手段，按照“种养结合、工农互补、分户经营、集约发展、立体开发、循环利用”的思路，将大田生产和庭院经济通过农户的生产、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生态型循环经济系统。
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和草产业，为畜牧业发展创造条件，通过畜牧业的发展，利用转化优质牧草和农作物秸秆及剩余粮食，实现第一次增值，用以反哺种植业。
同时，畜牧业的发展为沼气创造了条件，解决了农村能源问题。沼气废物的还田利用，又为种植业提供了有机肥料。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为加工业和商贸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商贸业的发展又可反哺种植业和养殖业。从而形成一个生态良性循环体系，即粮（草）――畜牧――能源――加工――商贸等完整循环的产业链，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万丰泉人还整理土地680亩，采用暗管输水，每亩地浇一次水可节约2度电、10吨水。一口沼气池一年节约干柴2500公斤，可获直接经济效益1500至1800元，每户利用风能、太阳能资源，使每天可节约用电3度，全村每年节约总价值约十几万元。
在改变传统耕作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树立“无工不富”的观念的指导下，万丰泉把发展的触角伸向二、三产业，不断培育和“挖掘”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万丰泉人就这样破解了“增收难”的难题。
万丰泉人在实践中，体味到了科技的分量，更明白了“脑袋”富了“口袋”才能富的深刻道理。在村两委会班子的带动下，农民学科技、谋发展、比观念蔚然成风。
他们引进技术力量，在本村建起了1000亩科技示范园，示范种植玉米、大豆、谷子等150多个小杂粮新品种，其中新品种洋芋亩产2500公斤，每公斤0�4元，创产值24万元。
全村还推广了玉米宽窄行密植高产技术，每亩增产200多公斤。与此同时，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滴灌技术，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和生产效率。此外，村里还引进世界优良肉羊品种杜泊羊进行杂交改良示范，建成陕北最优的良种羊繁育基地。
村民告别了传统的手工耕作，普遍使用上铡草机、播种机、脱粒机、拖拉机等先进农用机具，全尔德井村基本实现了品种优良化、种植科学化、灌溉节水化、耕作机械化，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知识和学技术的积极性，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万丰泉村民小组现已成为尔德井村的“中心”，起到了辐射带动全村的作用。其他几个居住分散偏僻的自然村现在整村向万丰泉迁移和“靠拢”，在0�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起了一个新村镇。
新村镇有村镇道路主框架，有比较完备的公共设施，还有优美的环境和建筑风格独特的民居，与这里传统的村落和民俗文化相映成辉，已基本形成一个独具特色、充满活力、清新宜人、和谐美观的生态家园式小城镇雏形。
到2006年，村镇建设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效应，已经显现出来，饭馆、缝纫部、理发店陆续开张，到统万城的游客也要停下来歇一歇脚，喝一口茶。
同时，居民住宅多数负债建设，逼着一些“懒人”变得勤快了、文明了。村民周某花9万元建起了人均60平方米的别墅一座，一年之内就还清了欠款。
一个特困户，曾经嗜酒懒惰，常年靠救济为生。新农村建设调动了他的积极性，于是，他挺起腰杆，领着老婆发展养殖业，人均纯收入上万元，也建起了154平方米的小洋楼，令村里人刮目相看。
各级领导和专家，用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现实，教育和引导农民转变观念，学科学、学技术，使他们成为一代新型农民，万丰泉人就这样破解了“农民素质提高难”的难题。
“万丰泉现象”是一个各种力量相凝聚的现象。除了渴望摆脱贫困、向往美好生活的农民以外，各级领导也能真真切切俯下身子，将“农民的渴望”作为当前工作的重心。
在万丰泉新农村建设中，榆林市委书记周一波，先后数次深入该村进行调研；省水保局局长周万龙，30多次带领有关人员，来到该村面对面地指导工作；靖边县委书记马宏玉多次在村里与农民、村干部促膝交谈，现场办公，就这样，各种力量的凝聚，让沙漠里的农民看到了希望。
如今的万丰泉人，不仅“口袋”富了，而且“脑袋”也富了。他们正在以超前的思维谋划发展农家旅游和景观农业。
万丰泉村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能够迎合都市人返璞归真的心理。因此村支部确定要把万丰泉建成集旅游观光、沙漠生态、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生态风景区，成为统万城、神树涧千年古柳旅游景区的后花园，让更多的城市人驻足万丰泉。丰县创建循环农业
2007年，社科院专家在江苏省丰县调研中，发现“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命名为“丰县模式”。
“丰县模式”是一种主要发展农业的经济模式，主要内容是，通过复合型产业化经营组织，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其中，最简单的是“林羊复合模式”。丰县当地，林业发达，意杨林种植面积较广，在树林中放养山羊，形成杨树叶喂羊、羊粪肥地的传统循环模式，虽然简单，效果却很突出。
丰县最突出的循环农业模式是“鸭－沼－果－企”模式，因为在循环模式中引进了现代企业这一因子，被专家称为高效循环农业模式。
丰县还是中国果菜生产十强县之一，有50万亩果树。以前每年都有大量的个头小、有瑕疵的青果、风落果，弃之可惜，转化无门，成了果农的心病。
其实，这些青果由于果汁酸度较高，正是果汁加工企业的最爱。在4年前，县里通过招商引资，兴建了安德利和湖滨果蔬汁有限公司等果汁加工企业，日加工残次果能力达2000多吨，一年可为果农带来上亿元的额外收入。
浓缩果汁可以出口，果渣中还能提取果胶，最后剩余物质再制成饲料，满足广大养鸭户的需求。
而鸭粪可以进入沼气池，沼气是农村新燃料，沼肥作为优质有机肥又被输送到苹果园中，进行下一次循环。
宋楼镇果农刘玉喜计算，4亩果园能多带来1�6万元的经济效益。而且，这一模式的链条还在进一步延伸。农户们利用苹果园开发出休闲体验型农业，又带动了当地特色旅游业的发展。
丰县的果树每年都要修建或更新，各种废弃树枝、板皮出路何在？其实，果树枝粉碎后加上锯末等原料可以制成高品质的胶合板材。
2005年，吉林森工江苏分公司落户丰县，年产刨花板10万立方米，原料都是丰县的废弃果树枝。
风城镇史小楼村农民史某，一次就卖了5吨重的乱树枝，他正愁没处处理呢！
丰县每年还有80万吨的秸秆，以前只能作为农民烧火做饭的材料。
2003年，丰县实施了“秸秆种菇百村万棚亿元开发工程”，组织农民利用秸秆发展食用菌种植，
到2007年，已发展到500万平方米，效益达亿元以上。在为广大菇农带来可观收益的同时，秸秆也实现了就地增值。丰县还通过青贮、氨化等方式综合加工秸秆资源，大力推广秸秆堆沤还田、机械化还田等技术，有效利用了秸秆资源。
在丰县，近乎“吃干榨尽”的循环农业体系，以其鲜明的特性和突出的效益，极大地丰富了“丰县模式”的内容，在一个农业大县“又好又快、超常发展”的轨迹中涂抹了一片亮色，使得现代高效农业成为丰县农民持续增收的“第一极”。
经过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体系建设，2007年的丰县，与8年前相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2�5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几乎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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