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妮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做决定。
这一个月里，她表面上依旧过着深闺小姐的日子——早起给母亲请安，上午在绣楼里读书写字，下午陪母亲说说话或者绣几针花，晚上早早歇下。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没有任何人察觉到她内心的惊涛骇浪。
但她的心里，每一天都在做着激烈的斗争。
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了七岁那年，父亲第一次让她在客人面前表演才艺。她弹了一首《高山流水》，弹得满头大汗，手指都在发抖。客人们鼓掌叫好，父亲笑得很开心，回家后却嫌她“不够大方”，罚她抄了十遍《女戒》。
想起了十岁那年，母亲偷偷教她读《木兰辞》，告诉她“女子也可以像男儿一样有担当”。后来被父亲发现了，把那本《木兰辞》撕得粉碎，还把母亲关在佛堂里罚跪了三天三夜。
想起了十四岁那年，有个书生在街上对她惊鸿一瞥，写了一首情诗托人送进来。她觉得那首诗写得很真诚，偷偷藏了起来。父亲知道后，把那首诗烧了，还派人去警告那个书生：“再敢靠近我女儿一步，打断你的腿。”
想起了去年冬天，她在怡心园的花厅里，听到父亲和几个幕僚在隔壁密谈。他们提到了西北、赈银、匪首这些词，语气轻松得像在讨论今晚吃什么。她当时就知道，父亲在做一件很大的坏事。但她没有勇气去深究，更不敢去质问。
她把这些事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遍，每想一遍，心就冷一分。
她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她的父亲，从来没有把她当成一个人来爱。他爱的只是她的价值——她的美貌能换来什么，她的才学能攀附谁，她这个人能为他带来多少好处。
而谢诤，一个陌生人，一个敌人，却在她最无助的时候，给了她一个她父亲从未给过她的东西——选择的权利。
一个连她的亲生父亲都不曾给过她的东西。
一个月后的那个晚上，沈妮做出了决定。
她换了一身不起眼的素色衣裳，把头发简单地挽了一个髻，没有戴任何首饰。她把那枚玉牌贴身藏好，趁着夜色，从后门悄悄溜出了沈府。
街上很安静，只有更夫打更的声音远远传来：“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她低着头，快步走在巷子里，心跳得很快，手心全是汗。她害怕被人认出来，害怕被父亲的眼线发现，更害怕自己会在最后一刻退缩。
但她没有退缩。
她找到了城东的清风茶楼。茶楼已经打烊了，门板都上好了，只有门口的一盏灯笼还亮着，在夜风中摇摇晃晃。
她深吸一口气，上前敲了敲门。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老者的脸。
“姑娘找谁？”
沈妮从怀里掏出那枚玉牌，递了过去。
老者看了一眼玉牌，又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把门打开让她进去了。
茶楼里面别有洞天。穿过大堂，穿过一道暗门，走过一条长长的暗道，最后来到了一间密室。
谢诤已经在那里等她了。
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便服，没有束冠，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肩上，整个人少了几分白天的凌厉，多了几分居家的随意。他手里端着一杯茶，看到她进来，微微抬了抬下巴。
“坐。”
沈妮在他对面坐下，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王爷，我想好了。我愿意帮你。”
谢诤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抬眼看着她：“想清楚了？一旦走上这条路，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想清楚了，”沈妮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她自己都有些意外，“我不是在帮您，我是在帮我自己的良心。我父亲做的事，不该由我来承担后果，但我也不能再假装看不见了。”
谢诤放下茶杯，看着她，目光里多了一些她看不懂的东西。
“好，”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人了。”
这句话说得暧昧，但沈妮知道，他说的是“同志”的意思，而不是别的意思。
至少，她以为不是。
从那天起，沈妮开始了她双面间谍的生活。
在父亲面前，她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儿，按照他的指示，想方设法地接近谢诤。她给谢诤送过自己绣的帕子，在他下朝的路上“偶遇”过好几次，还借请教诗词的名义去摄政王府拜访过两次。
每一次，谢诤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在外人看来，摄政王似乎真的对这位沈家小姐动了心——他收下了她的帕子，在她“偶遇”的时候会停下来跟她说话，甚至还回赠过她一方上好的端砚和一盒来自南方的龙井茶。
消息传到沈知耳朵里，他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好！好！我就知道，没有男人能逃过我女儿的掌心！”他拍着桌子大笑，“谢诤啊谢诤，你也有今天！”
他不知道的是，每一次沈妮去见谢诤，真正的目的都不是勾引，而是传递情报。
她利用在父亲书房里端茶倒水的机会，偷偷记下了他藏在暗格里的账本密码。她趁着父亲醉酒，从他嘴里套出了西北赈银的真正去向——那八十万两白银根本没有被什么流寇劫走，而是被父亲手下的亲信分批运走，藏在了豫州境内的三个秘密仓库里。她还找到了父亲与西北匪首往来的密信，一封一封地抄录下来，交给谢诤。
每一份情报，都像一把刀子，一下一下地剜在沈知的身上。
而每一次传递情报之后，沈妮都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很久。
她不是不痛苦。那是她的父亲，就算他再坏，也是给了她生命的人。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的煎熬没有人能懂。
但每次她想到那些因为父亲贪墨而饿死的西北灾民，想到那些因为父亲作恶而家破人亡的百姓，她就觉得自己的痛苦不算什么。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她父亲欠下的债，总要有人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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