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新公寓很小，只有五十平，但是是我自己租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挑的。
搬进来的时候，我特意没有买什么摆设，只随手买了一株绿萝，放在窗台上装点。
说是绿萝，其实就是一根很细的藤，缠在一根木棍上，看起来有点可怜。
但它活下来了。
后来我每天浇水，一个月之后它长出了三片新叶，半年后它把整个窗台都爬满了，葱葱郁郁的，长势旺盛。
我租的房东大爷有次上来修暖气，看见那株绿萝，说：“小姑娘，你这花养得真好。”
我说：“它自己长的，我就是没让它死。”
大爷笑着走了，我想了很久这句话。
没让它死。
后来我创业，最难的那段时间，我经常想起这句话——有时候不需要主动做什么，只是别放弃，别让自己死，就已经是一种赢。
那段时间我每天六点起床，跑五公里，然后坐在桌前重新研究我搁置了三年的商业计划书。
那是一个消费品牌孵化的项目，我在婚前就有了雏形，后来因为陆衍说“先稳定再折腾”，一拖再拖。
每次我提起，他总有理由：现在市场不好，现在手头资金要留着，现在你跟着我先学学，不急。
我就真的不急了。
一年、两年、三年，我把自己缩进他的生活轨道里，跟着他的节奏走，觉得这叫体贴，叫理解，叫爱。
现在想想，那叫消失。
我打开那个三年前的文档，发现里头有一行备注是我当初写的：「等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好好做。」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删掉了它。
在原地打了四个字：现在开始。
（六）
创业这件事，没有一天是容易的。
离婚后第一个月，我把能动用的存款全部盘了一遍：离婚时净身出户是我自己的选择，但婚前的积蓄我一分没动，再加上工作这些年自己攒的，凑出了一笔不多不少的启动资金。
只能说够用，但不多，所以不能出错。
我租了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只有两间房。
我自己加上两个合伙人：一个是做产品的阿梁，另一个是做渠道的老周。
两个人都知道我刚离婚，都很默契地没有提。
第一次开会，阿梁拎了一袋熟食来，说“来，吃饱了好干活”。
我们就在纸箱子还没拆完的新办公室里，开了第一次产品讨论会。
我们一直聊到了凌晨一点，出门的时候外面在下小雨。
我站在门口，吸了一口夜里带着湿气的空气，忽然觉得，这才像是活着。
阿梁问我为什么笑，我说没什么。
他说“那行”，撑开伞往外走，走了两步回头说：“顾总，明天我把方案再改一版，你有空看看。”
我说好。
他就走了，踩着雨水，伞打歪了，没在意。
老周在我旁边搓了搓手，说外卖骑手这个点还有单吗。
我说你别吃了，吃了睡不好。
他说没事，我不是要吃，我就是看看。
随后他确定不能再订购外卖，只是略微耸肩，便骑上自行车离去。
独留我一个人站在门口，盯着窗外的雨发愣，脑子里一会儿冒出来好多构想，一会儿又脑袋空空。
（七）
我把项目方向锁定在新消费赛道里一个很细的切口：专门为职场女性设计的“效率型”护肤品牌——不讲故事，不造概念，就是配方透明、效果可量化、包装不废话。
市场上这类产品不是没有，但能把三者同时做到位的，几乎没有。
要么配方透明但效果平庸，要么效果好但包装堆砌着一堆没用的概念，消费者得先上网查半天成分表才知道自己到底在用什么。
我想做一个女性一眼就能看懂的品牌。
我去拜访了二十三个供应链，被拒绝了十七个，谈崩了四个，最后留下两个愿意小批量合作的工厂。
被拒绝的那些，理由各式各样：有说我们量太小不值得接的，有说初创公司风险太高不想压资金的，有说我们要求太多太麻烦的。
有一家工厂的负责人，接见我的时候比预约的时间晚了四十分钟，进门第一句话是：“你们这种小品牌，能活过一年的没几个，我们为什么要配合你？”
我把提案从包里拿出来，放到他桌上，说：“因为一年后，你会希望你现在说了是。”
他哼了一声，低头翻了翻，然后说他要考虑。
两天后他打来电话，说合作可以谈。
我挂了电话，在备忘录里记了一条：人很难说服，数据不会。把数据做漂亮，其余的自然来。
其中有一家工厂的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她见我来谈了三次之后，第三次见面在结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她说：“小顾，你不像是来创业的，你像是来打仗的。”
我说：“差不多吧。”
她哈哈笑，说那行，我陪你打。
那位阿姨后来成了我们最稳定的供应商，每次我们有新品开发，她都会提前留产能。
有一次她给我打电话，说：“小顾，我女儿用了你们的产品，说还不错，”
然后停了一下，补了一句，“我觉得你们能做起来。”
我说谢谢。
她说不用谢，好好干。
这句话比很多投资人说的漂亮话都让我觉得踏实。
我记得谈完最后那家工厂走出来，是冬天，风很大，我站在路边等滴滴，手机没电了，打不到车。
我就站在那里，风把头发吹乱，手揣进兜里，心里在算一笔账——如果首批备货压货压死，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答案是：一无所有，从头再来。
然后我想：我本来就是从头再来的，怕什么。
旁边一个大爷蹲在墙根儿晒太阳，看了我一眼，问：“等人呢？”
我说：“等车。”
他点点头，继续晒他的太阳。
我们就这么各自沉默地站了一会儿，最后来了辆出租车，司机摇下窗户问去哪，我报了地址，上车，车子开动。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街景往后走，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刚毕业的时候，我一个人从燕京南站拖着行李箱，第一次来这个城市，什么都不认识，也什么都不怕。
现在也是。
品牌第一批产品上线是在离婚后第八个月。
我没有请明星，没有砸投流，只是找了几个在职场女性圈子里有真实口碑的博主，给她们发了试用装，说如果好用就写，不好用就算，我不限主题，不提要求，随便写。
后来有一个博主跟我说，她当时收到我的邮件，第一反应是这个品牌是不是不太懂营销，怎么一点要求都不提。
后来她用了两周，说真的不一样，然后主动写了一篇五千字的深度测评。
那篇文章发出来当天阅读破了八万，第二天破十万，然后开始在职场女性的圈子里扩散。
另一个博主是个在金融公司上班的女生，平时不怎么写美妆，但她在自己的账号里发了一条很短的内容，大概意思是：我用护肤品一般不写评测，但这个品牌让我觉得被当成正常人对待了，仅此而已。
就这一句话，被转发了几千次。
结果出乎我意料，三个博主里有两个主动在平台上发了测评，其中一篇直接破了十万阅读。
评论区里有一条我现在还记得。
有人写：「终于有一个品牌把我当正常人看了。」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坐在出租屋的地板上，背靠着沙发，对着手机屏幕，眼泪掉下来了。
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值。
我想起制定这个品牌方向的那天，我在本子上写了一句话：做一个女人一眼就能懂的品牌。
我做到了！
阿梁那天也没睡，凌晨三点还发来一条消息，就三个字：「干成了。」
我看了看手机屏幕然后把手机放下。
仰头靠在沙发背上，闭上眼睛，让那个凌晨两点的安静把我包住。
心里涌上来的东西太多，又像是什么都没有，只是很满，很稳，很实在。
当时间来到第十个月，我们的月销破了百万。
团队从最初的三个人扩充到了十五个人，办公室换了一个大一点的地方，有了真正的茶水间，有了会议室。
阿梁在会议室门口贴了一张手写的便利贴，写的是“干大事的地方”，被老周撕掉了，说太土，结果阿梁第二天又贴上去了，还特意买了个透明相框，把便利贴框进去，钉在了墙上。
我看见了也没有管，觉得挺好的。
新来的员工第一次开会，看见那个相框里的便利贴，都会愣一下，然后问旁边的人这是什么，旁边的人就说这是我们公司的传统。
什么传统？
“干大事的传统。”
第十五个月，一家我以前只敢仰望的消费基金主动联系我，说想聊聊A轮融资。
我穿着一件深蓝色西装去见他们，坐在那个我七年前曾经陪陆衍谈判的会议室对面。
我认出了那栋楼，认出了门口的前台，认出了走廊里挂着的那幅画，只是坐在对面的人不同了，我的身份也不同了。
以前坐在这里，我是陆衍的妻子，是陪他来的那个人，那个安静坐着、偶尔帮他递水的人。
现在坐在这里，我是顾总，是主讲人，是那个把数据一条条摆出来的人。
那个投资人听完，推了推眼镜，说了一句话。
他说：“顾总，你这个项目我们投定了，但我更好奇的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清楚这件事的？”
我想了想，笑着说：“一个晴天的下午，我就坐在书房想出来的。”
他或许没太听懂，只是陪着笑了笑，说“那挺好的啊”。
我也笑了笑。
有些答案，不必解释。
A轮融资完成是在离婚后第十八个月。
签完协议，合作方请吃饭，席间有人问我接下来的计划。
我说进线下，做渠道，把这个品牌从线上做到真实的货架上去。
有人说这一步风险很大，线下成本高，试错代价不小。
我说：“我不怕试错，我怕站在原地。”
那句话后来被一个在场的媒体人发到了行业群里，截图转发出去，变成了那段时间小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
有人私信我说：「顾总，你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了。」
我回了一个字：「加油。」
我站在公司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俯瞰底下的城市，想起三年前陆衍带我来看他公司新办公室的那天，他站在同样的位置，意气风发地说：“顾栀，你看，这些都会是我们的。”
我当时信了。
现在我站在自己的落地窗前，没有人陪我，阿梁和老周已经回家了，办公室只剩我一个人，窗外的城市亮着一千盏灯。
我想的是：这是我的。
就这一句，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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