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艺术家大赛的新闻在第二天早晨铺满了整个南城的媒体版面。
不是艺术版的头条，是社会版。标题五花八门，但核心信息高度统一——“金奖得主沈画，十二岁拿国际金奖的绘画天才，被大伯沈伯安以‘抚养’之名侵吞父母遗产，蜗居筒子楼十二年。”配图是沈画在领奖台上的照片和那间十二平鸽子间的旧照。程砚清当初发给顾司珩的那几张照片，此刻挂在每一个新闻客户端上。
南城美术家协会的除名公告在上午十点准时发布。沈伯安被除名的理由只有一句话：“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不适宜继续担任协会成员。”十个字，摁死了一个人三十年的体面。
明岚画廊门口，三家合作方的解约函在同一个上午被快递员塞进了铁门缝里。有记者蹲在画廊外面拍到了画廊员工往外搬东西的画面——林婉秋的画被从墙上摘下来，像拆一件过季的展板，潦草而安静。
沈画是在揽月台的餐厅里看到这些新闻的。张妈把早餐端上来时顺便拿来了一沓当天的报纸，最上面那张的封面大图就是她的脸。她看了几秒，把报纸翻过来扣在桌上，继续喝豆浆。张妈站在旁边欲言又止了半晌，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多放了一碟她爱吃的素蒸饺。
顾司珩从楼上走下来，衬衫还没扣袖扣，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他正在和程砚清通话，语气是签并购协议的冷静：“税案的资料可以提交给税务局了，时间点卡在除名公告之后。舆论热度不能降，要继续加火——不是加沈画的火，是加沈伯安偷漏税的火。”
他把电话挂断，走到餐桌对面坐下来。沈画把倒好的豆浆推给他，他端起碗喝了一口，然后平铺直叙地说了一句话。
“你父母的遗产清单，我拿到了。”
沈画的筷子停在半空中。
顾司珩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透明的文件夹，放在桌上。里面是一份泛黄的遗产登记表，纸张边缘已经脆得起卷，但字迹清晰——房产两处，存款总计一百九十万，珠宝首饰十二件，艺术品收藏三十七件，其中有六件是古代字画，估值超过千万。总估值三千两百万。表格最后一栏的“遗产管理人”签名：沈伯安。日期标注是空难发生后的第七天。
所有资产在接下来的三年内被分批次转移到了沈伯安名下或明岚画廊的账户上。沈画看到母亲的珠宝清单时忽然放下筷子。她用手指一个一个指过去——“翡翠镯子，珍珠项链，红宝石戒指，蝴蝶胸针”——年深日久，这张清单她早已刻在了骨头里。每一件在母亲生前佩戴的位置她都记得。如今它们全都躺在沈伯安保险柜的某个角落，落了灰，可能还被周秀兰戴过。
她收回手指，抬起头，眼睛没有红也没有湿，只是安静地问了一句话。
“那些东西还能追回来吗？”
顾司珩把豆浆碗放下，擦了擦嘴。他每次要做一件不惜代价的事之前都会先把手上的餐具放好，像一个仪式。“我要让他们连本带利还。”
下午，顾司珩没有去公司。他带沈画去了一家私人珠宝店。店铺开在海边一栋老式洋房里，不挂招牌，只有预约才能进。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戴着一副单只放大镜，看到顾司珩进来，笑着从柜台后面取出一只丝绒托盘。托盘上摆着一条红宝石项链——宝石不大，但切割极好，在自然光下像一滴凝固的玫瑰花露。
沈画看到那条项链的时候愣住了。它的造型和清单上她母亲的那条极其相似。
“在追回来之前，”顾司珩拿起项链，手指绕到她颈后，替她扣上搭扣，“先用这个补上。”
沈画低头看着锁骨间的红宝石，沉默了几秒。然后她转过身，伸出手，主动抱住了他。这是她嫁进揽月台以来第一次主动去抱一个人。拥抱很轻，臂膀几乎没有用力，只有额头顶在他胸口的温度和紧紧揪住他衬衫后腰布料的指节出卖了她——她在用力，用尽全力在抱住这个给了她还债般温柔的人。
顾司珩没有动。过了两秒，他伸手把她的头按在自己的锁骨窝里。不是绅士的礼节性拥抱，而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全部重量接过去的那种按法。
老太太识趣地转过头，“我去泡茶”，留下两个人站在老洋房的落地窗前。窗外是南城湾平静的灰蓝色海面。
当天晚上，沈伯安终于做出了反应。他在老城区一家小酒店里面对几家还愿意来采访的媒体，发布了那份准备了很久的“声明”——内容果然和顾司珩预料的一模一样。他说沈画父母的死“不单纯”，暗示与顾家当年的内斗有关，声称自己作为监护人是在“保护”沈画不被顾家报复。声明字斟句酌，没有明确指控，但每一个暗示都足够让人浮想联翩。
程砚清在车上看完这条新闻，给顾司珩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蛇出洞了。”顾司珩挂掉电话，沈画坐在副驾驶上，也在看手机——同一个新闻页面。
她没有看他，只是把手机屏幕按灭，把手放在自己膝盖上，十指交握，指节压得泛白。
“他说的是真的吗？”
“哪一部分？”
“顾家和我父母的死有关。”
顾司珩打了一把方向盘，把车靠边停下。他没有急着解释，没有急着反驳，甚至没有急着证明自己的无辜。他只是熄了火，转过身，直视沈画的眼睛，用一种极少出现在他脸上的严肃表情说：“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话，不是你嫁给顾司珩应该听的，是你作为沈画应该得到的真相。你父母的空难，和顾家内斗是同时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两个事件。沈伯安刚才在新闻里做了一件事——把两件不相关的事放在同一个时间轴上，让你以为它们有因果关系。这不是巧合，这是话术。”
沈画没有立刻回答。她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像是在用画家的方式“读”他——读微表情，读瞳孔变化，读声音里最细微的抖动。最后她在那个目光深处看到了她要的答案。
“我相信你。”
三个字，说出来轻得像一句日常，但顾司珩知道这三个字的重量。他重新发动引擎，车子平稳地驶回主路。他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追问她的判断依据。他只是伸出手，把副驾驶的安全带拉了一下——其实安全带本来就没松，他只是想多做一个确认的动作。确认她还坐在那里。
回到揽月台，书房的灯亮到凌晨三点。程砚清带着团队抱来了十二年来所有能搜到的空难理赔档案、沈伯安的财务流水、以及当年保险公司老员工的口述记录。庞大的数据在书桌上堆成一座小山，顾司珩脱了西装，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亲自一张一张地翻。他在找一根针——那根能刺穿沈伯安所有谎言的针。
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程砚清从一叠泛黄的财务凭证里抬起头，脸色有些不对劲。
“顾总，我发现了一个东西——不是关于沈伯安撒谎的。是关于那场空难本身的。”
他抽出一张保险公司的内部调查报告，发黄的纸面上有一行被划掉又重新补上的记录。十二年前沈画父母的机票是由沈伯安的私人账户支付的。而在飞机起飞前两个小时，沈伯安曾经拨打过一个只通话四十七秒的电话，对方是一个在航空地勤公司有入职记录的临时工——此人已在三年前死于一场治安案件。
顾司珩把那张纸放在台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
他抬起头，眼神里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种冷到骨子里的清醒。
“叫老秦，现在。让他查这个临时工的全部关系网，查他十二年前有没有大额不明资金入账。”
程砚清的手机亮了一下。是老秦发来的加密文件，标题一行字：“遗产案补充材料——沈伯安十二年前债务状况”。他点开文件，看了第一页的第一行就屏住了呼吸。
“顾总，不用查了。”他把平板递给顾司珩，“沈伯安在空难发生前三个月，欠了一笔地下赌债，金额是一千两百万。出事的第二周，这笔债被全额还清。”
时间线像两列迎头相撞的火车，在这一秒轰然对接上了。弟弟不肯动遗产替他还赌债，弟弟全家出了空难，弟弟的全部遗产变成他的监护人财产。
他抬起头，目光落在窗外南城漆黑的夜色里，声音冷得像是用刀背贴着听者的喉咙在说话。
“不是意外。是谋杀。”
程砚清摘下眼镜擦了擦。他的手在发抖。
“顾总，这个级别的证据，一旦提交，沈伯安的罪名就不是侵占遗产——是蓄意谋杀。他会死的。”
顾司珩把那份文件合上，动作很轻。
“他把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扣在筒子楼里十年。每一寸她都替他挣了活着。他对她不是侵占，也不是伤害。”他把文件放进自己西装的内口袋里，靠近心脏的位置，和那张沈画的愿望清单一模一样的位置。
“是谋杀她的十年。这笔账，我要他照单全还。”
窗外的南城夜色浓稠如墨。在几十公里外那家已被人遗弃的老城区小旅馆房间里，沈伯安正在拼命地打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他叫了十二年的“后手”——一个答应过他“万一出事就带你走”的人。铃声响了很久，直到自动挂断。他再拨。冰冷的忙音。
没有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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