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十三分，南城老城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单元房门口传来三声敲击。不是用手指敲的，是用警用执法记录仪的前端。
“沈伯安，开门。南城市巡捕房经侦大队。”
门内传来一阵跌撞声，然后是周秀兰尖锐的尖叫。沈伯安拉开卧室窗帘往下看了一眼——楼下停着四辆巡逻车。他后退一步，差点被地毯绊倒。周秀兰抓住他的睡衣袖子，指甲深深抠进他手臂的皮肤里：“你不是说没事的吗？！你不是说他们查不到的吗？！”
敲门声毫不妥协。沈伯安打开门，看到三张警官证和一张逮捕令。罪名是“故意杀人、侵占遗产、伪造财务凭证”。他开口想说什么——想说“我是被冤枉的”，想说“顾家才是凶手”——但王队长先他一步，用一种办了三十年案子的老巡捕特有的疲惫语气开口：“老沈，别说了。你当年找的那个地勤临时工，他的银行流水已经调出来了。你的债主也交代了。这么多年了，该认了。”
周秀兰在卧室门口瘫软下去，被两名女警架住。她忽然开始哭嚎，不是哭自己被抓，而是哭“那个老黑是我们花钱雇的，你们不能算在我头上”——把纵火案也顺便交代了。
被捕画面被对面楼的住户拍下来传到了网上。不到两小时，“明岚画廊创始人涉嫌杀弟”的新闻就登上了所有社交媒体热搜。评论区像烧开的水，愤怒和震惊交织成片。
庭审安排在两个月之后。沈画出庭的那天，南城下了一场薄薄的冬雨。她穿了一身黑色的套装，头发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耳朵上戴着顾母留下的那对珍珠耳钉。她从法院侧门走进来，没有回避任何镜头。
证人席上，检方问了她一个问题：“你在沈伯安监护下生活了十年，期间有没有任何一次他对你表示忏悔或内疚？”
沈画沉默了几秒。然后她抬起眼，对着整个法庭说：“没有。他只是在记者会上哭过。”
旁听席发出一阵低沉的哗然。沈伯安坐在被告席上，头一次没有抬头看她。他垂着脑袋，头发灰白成一片脏兮兮的雾，西装里面的衬衫领子皱得看不出原形。他失去了开口说话的力气。
法官最后问沈画还有什么补充陈述。她站起来，手放在证人席的栏杆上，声音平稳得像是练习过很多遍——实际上她没有练习过，她只是在心里憋了十年：“我爸妈离开的那一年，我刚学会画鸟。他们走之前给我买了一套新颜料，放在行李箱里。后来那个行李箱被我大伯拿走了。颜料被我堂姐扔进了垃圾桶。今天我站在这，不是要回那盒颜料。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那个在画展上拿金奖的小女孩，又拿起画笔了。”
她坐下去的时候，旁听席上程砚清摘下了眼镜。顾司珩坐在第一排，他没有鼓掌，没有哭。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攥成了拳，指节在黑色西裤上压出深深的褶。
法官当庭宣判。沈伯安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侵占遗产罪另案并罚，全部非法所得依法追缴返还受害人家属。周秀兰以包庇罪和纵火罪另案处理。
锤落的那一刻，沈画闭了一下眼睛。她没有哭，没有笑。她只是把放在膝盖上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像在接一滴从天而降的雨。
散庭后，雨已经停了。沈画走出法院大门，看到顾司珩站在台阶下面。他手里拿着一束白玫瑰，花瓣上还沾着细密的雨珠。他走上台阶，把花放进她手里。“三个月到了，”他说，嗓音里有种刻意压制的平淡，“协议终止。现在你可以走了。”
沈画接过花。她低头闻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他。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再见”。她只是伸出手，没有接花的那只手，握住了他没拿花的那只手。这个动作惊动了在场的几个记者，快门声噼里啪啦地响起。但她没有松开。她的手有点凉，但手指稳稳地扣在他的掌心里。
“顾司珩，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她说，“我从来不打算提前终止协议。”
她松开他的手，抱着那束白玫瑰走下台阶。鞋跟在湿漉漉的台阶上踩出一朵朵小水花。顾司珩站在原地，低头看了一眼被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这只手插进了西裤口袋里。
程砚清从旁边凑上来，推了推眼镜：“顾总，协议到期了。要不要我重新拟一份？”顾司珩看了他一眼，没回答。但他的嘴角扬起一个很淡的弧度——那不是锋利的笑，不是掌控局面的冷笑。是一个男人被人握了一下手之后，压都压不住的、温柔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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