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上学期，日子过得平淡又充实。
课程比大一多了，难度也上来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一门接一门，像排着队等着吃你。我每天泡在图书馆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做题。
苏敏也忙。她报了英语辅修，每周多出六节课，课余时间还要去家教。我们见面的时间少了，有时候一整天都碰不上面。
但每天晚上，不管多晚，她都会来图书馆。哪怕只坐一个小时，哪怕只说几句话。
“今天累不累？”她问我。
“还行。你呢？”
“累。那个小孩太笨了，一个单词教了十遍都记不住。”她趴在桌上，脸埋在胳膊里，“但我不能发脾气。拿人钱的，得忍着。”
“忍忍吧。钱难赚，屎难吃。”
她抬起头，瞪了我一眼：“你能不能别说这么恶心的话？”
“话糙理不糙。”
她笑了，笑得很累。
九月下旬，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我正上着课，辅导员张老师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朝我招了招手。
“李建国，出来一下。”
我走出教室，心里“咯噔”一下。辅导员一般不轻易在上课时间叫人，叫了就没好事。
“怎么了，张老师？”
“你家里来电话了。让你赶紧回个电话。”他把一张纸条递给我，“这是号码。”
我接过纸条，手在抖。
家里？出什么事了？
我跑到楼下的电话亭，投了硬币，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拨了一遍。
还是没人接。
第三遍，终于有人接了。
“喂？”
是我爹的声音。沙哑的，疲惫的，像是刚从地里回来，又像是刚哭过。
“爹，咋了？”
“建国……”他的声音在抖，“你娘……你娘住院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啥病？”
“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腿走不了路了。得做手术。”
“手术？多少钱？”
“医生说得一万多。”
一万多。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爹，你别急。我想办法。”
“建国，你别……”他的声音哽咽了，“你别为难。爹就是跟你说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钱的事爹想办法，你别——”
“爹，你别说了。”我的眼泪掉下来了，“我回去。我明天就回去。”
挂了电话，我蹲在电话亭旁边，哭了出来。
不是小声地哭，是嚎啕大哭。
路过的人看着我，像看一个疯子。
我不在乎。
哭完了，我用袖子擦了擦脸，站起来。
回宿舍，收拾东西。
张志强推门进来，看见我在收拾行李，愣了。
“建国，你干嘛？”
“回家。我娘病了。”
“啥病？”
“腰椎间盘突出。要做手术。”
“多少钱？”
“一万多。”
他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他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塞到我手里。
“这是五百。我攒的。你先拿着。”
“志强——”
“别废话。拿着。”他拍了拍我肩膀，“你娘就是我娘。给咱娘治病，应该的。”
我看着那五百块钱，喉咙像堵了块石头。
“谢谢你，志强。”
“谢个屁。快走吧，路上小心。”
我背上书包，走出宿舍。
走到楼下，碰见了苏敏。
她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跑得气喘吁吁，脸都红了。
“建国，你要回家？”
“嗯。”
“你娘怎么样了？”
“住院了。要做手术。”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这是三百。我这个月的家教钱。你拿着。”
“苏敏，我不能——”
“拿着！”她的眼眶红了，“你要是不拿，我就不让你走。”
我攥着那个信封，信封上还有她的体温。
“谢谢你，苏敏。”
“别谢我。快走吧，路上小心。”她顿了顿，“到了给我打电话。”
“好。”
我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站在那，看着我。
风吹起她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
但她眼睛里的光，我看得见。
火车票是晚上八点的。
硬座，四十六块。
我坐在车上，一夜没睡。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起我娘站在村口的样子，一会儿想起舅妈那张脸，一会儿又想起那个给我五十块钱的胖女人。
一万多。
我去哪儿弄一万多？
奖学金还有两千多，加上张志强和苏敏给的八百，不到三千。
还差七千。
七千块。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不想了。
到了再说。
火车到县城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黑得像锅底。
我没在县城停留，直接往医院赶。
县医院在县城东边，一栋灰扑扑的五层楼，墙皮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红砖。
我跑进住院部，上了三楼。
推开病房的门。
屋里有两张床，靠窗那张躺着我娘。
她瘦了。
瘦了很多。
颧骨突出来了，眼窝凹下去了，头发白了一大片。她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没有血色，像是生了一场大病，又像是老了十岁。
“娘——”
我喊了一声，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睁开眼睛，看见我，愣了一下。
“建国？你咋回来了？”
“你病了，我能不回来吗？”
“谁告诉你的？我让你爹别告诉你的——”她说着，眼泪掉下来了，“你不好好上学，跑回来干啥？我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好什么好？”我走到床边，抓住她的手，“医生说了，你这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腿都走不了路了，还说过两天就好了？”
她的手很瘦，骨节突出，青筋暴露。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还有泥——那是种地留下的，怎么洗都洗不掉。
“建国，娘真没事……”
“你别说了。”我的眼泪掉下来了，“你好好养病，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一个学生，上哪儿弄钱去？”她也哭了，“你爹已经去借钱了，你别操心——”
“娘，你别管了。我有办法。”
我说“我有办法”的时候，心里其实一点底都没有。
但我不能让她看出来。
我娘住了七天院，我陪了七天。
白天我去找医生问病情，去药房取药，去缴费窗口问费用。晚上我睡在病房的地上，铺一层报纸，盖一件军大衣。
医院的走廊里，每天都有哭声。
有人死了，有人治不起了，有人被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
每一声哭，都像一把刀，扎在我心上。
我害怕。
害怕下一个哭的，就是我。
手术费，一万三。
加上住院费、药费、检查费，一共一万八。
一万八。
我爹借遍了亲戚邻居，凑了八千。
我手里有三千。
还差七千。
七千块。
我去哪儿弄七千块？
那天晚上，我蹲在医院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不会抽烟，呛得直咳嗽。但抽烟能让脑子不那么乱，能让心跳慢一点。
“建国？”
我抬起头。
是我爹。
他蹲在我旁边，也点了一根烟。
“爹。”
“钱的事，你别发愁。”他抽了一口烟，烟雾遮住了他的脸，“爹再想想办法。”
“还有啥办法？能借的都借了。”
他没说话。
沉默了很久。
“实在不行，把咱家的地卖了。”
“地卖了，你们吃啥？”
“再说吧。”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先给你娘治病。”
我看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眼泪又掉下来了。
“爹，你别卖地。我去贷。”
“你一个学生，贷什么款？”
“国家有政策，学生可以贷款。我去找学校。”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没说出口。
最后，他站起来，拍了拍我膝盖。
“建国，你是个好儿子。”
“爹，你别说了。”
他走了。
佝偻着背，一步一步地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看着他的背影，哭得浑身发抖。
第七天，我娘出院了。
手术做完了，医生说很成功，但要卧床休养三个月，不能下地，不能干活，不能劳累。
我推着轮椅，把我娘推出医院。
阳光很亮，照得人睁不开眼。
我娘眯着眼睛，看着天。
“建国，天好蓝啊。”
“嗯。”
“活着真好。”
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娘，你以后别种地了。”
“不种地干啥？”
“我养你。”
她看着我，笑了。
“好。娘等你养。”
回到村里，我娘躺在床上，不能动。
我爹在灶台前忙活，手忙脚乱的，炒个菜都能把锅烧糊。
“爹，我来吧。”
我接过锅铲，炒了一盘西红柿鸡蛋，一盘清炒土豆丝。
我爹端着碗，吃了一口，愣了一下。
“好吃吗？”
“好吃。”他低下头，大口大口地扒饭，“比我做的好吃多了。”
我笑了。
笑着笑着，又想哭。
在家待了十天，我得回学校了。
走的那天早上，我娘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
“建国，你别惦记家里。好好学习。娘没事。”
“娘，你别干活了。等我毕业了，挣钱了，接你进城。”
“好。娘等着。”
“还有，”我顿了顿，“你跟爹说，别种地了。地租出去，收点租子就行。别累着自己。”
“知道了。”
我松开她的手，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她躺在床上，朝我挥了挥手。
眼泪顺着她的眼角流下来，流进枕头里。
我转过身，走了。
出了村口，我蹲在路边，哭了很久。
哭完了，站起来，擦了擦脸。
李建国，你给老子记住了。
你要拼命。
拼了命地学，拼了命地挣钱。
你不能再让你娘躺在病床上，连手术费都凑不齐。
你不能再让你爹蹲在医院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愁得头发全白了。
你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是你欠他们的。
这辈子都还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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