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圈在屋子后面的山坡上。说是山坡，其实是块被削平了的台地。三排水泥砖房，每排八个栏。没有自动清粪系统，没有通风管道，水管是去年才接上的——一根绿色塑料软管从山上蓄水池牵下来，水压小得跟小孩撒尿一样。
我站在猪圈门口，做了大概三分钟的心理建设。心理建设这个词是我从公司学的。每次公司要宣布裁员，管理层就会说我们需要做一些心理建设。现在我把它用在了面对猪粪的场合里，觉得很恰当。
我脱了阿迪达斯运动鞋，换上一双解放鞋。鞋是我爸的，大了一码，走起路来像踩着两条船。我后来发现解放鞋这种东西有一种反消费主义的美学——它不关心你的脚型，不关心你的足弓支撑，它只关心一件事：你的脚能不能塞进去。能塞进去就穿。这种设计哲学我在燕京的任何一家商场里都没见过。
走进猪圈，第一步踩进泥水里。水是黑的。
第二步踩进猪粪里。新鲜的，热气还没散。
第三步——我没踩进去。我扶着墙吐了。
我妈没回头。你小时候在猪圈里打滚，现在嫌臭了？
这话我没法反驳。我确实在粪水里泡过。七岁那年掉进去的，我爸把我捞上来的时候我还冲他笑。我妈每年过年都要讲这件事，以前我觉得她在翻旧账，现在觉得她是在提醒我：你的鼻子见过世面，是你自己把它养娇了。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往前走。道理我懂——从文明人退化成动物没那么快。达尔文管这叫进化，我管这叫：把在燕京学会的所有东西忘掉。
旁边一头母猪把头从栏杆缝里挤出来，用它那个湿漉漉的鼻子在我胳膊上拱了一下。力气很大。我手里那个钢丝球直接飞进了粪水里。
我盯着它。它也盯着我。三百斤，两个大耳朵把眼睛遮住了。它哼了一声，那声音从鼻腔深处出来，像一台老柴油发电机在启动。
我说：你看什么看。
它又哼了一声，转身，屁股对着我，尾巴得意地摇了三下。
我竟然想跟它吵架。但忍住了。不是因为大度，是因为我不确定跟猪吵架的胜负标准是什么。它不理我，算它赢了还是我赢了？想了很久，得出结论：只要先开口，你就输了。猪不开口，所以猪永远不输。
这个道理我在燕京的时候要是有机会跟老板讲，说不定能升职。
那天晚上我睡在自己小时候的床上。床是我十三岁那年我爸亲手打的，松木，四条腿，棕垫。床不长，我的脚悬在床尾外面。这个姿势我从十六岁就开始睡了，现在三十五岁，还在睡。也就是说我这辈子有超过一半的时间，脚是悬在床外面的。这件事让我思考了一个问题：人长大了就应该换床，但我没有换，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一直在拒绝长大，还是说明我懒得换？
都不是。说明这张床是我爸打的——换了就没有爸的痕迹了。
墙上贴着一张奖状。林向北同学荣获2008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二等奖。边角泛黄了，但字迹清楚。那一年我十六岁，全县唯一进省队的人。校长亲自来送喜报，我爸喝了半斤酒，在院子里唱歌，五音不全，但很大声。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高兴成那样。
后来我考上清华，毕业进大厂，买房结婚。每一年回家，他都坐在门口，等别人路过的时候问一句向北今年又升职了，然后等着别人夸。他从来不当面夸我。他只会等别人走了以后，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点一根烟，笑一下。
那个笑我一直到三十五岁才完全看懂。它是一个不识字的人，用唯一的资产——你——在跟世界交换尊严。他不识字，所以他这辈子能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换不来尊重。但他把你送进了清华。这件事是他跟这个世界谈判的最大筹码。而你现在被人裁了。你等于是把他手里那张牌撕了。
第二天下午我在院子里劈柴，听见院墙外有人跟我爸说话。
老林，你家向北回来了？我昨天看见了。咋的，休假啊？
我手里的斧头停在半空中。
回来帮忙的。我腿伤了。我爸说。
哦——那个哦字拖了很长，那他在燕京的工作呢？
辞了。
两个字。没有解释，没有他在燕京很好只是暂时回来，没有借口。
我的斧头落下去。柴裂成两半。我为什么眼睛有点湿？不是感动。我爸替我兜住的东西不是面子，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他替我兜住的，是这个世界对一个失败者的追问。如果他不兜，我就会被迫回答为什么一个清华毕业生会被人裁掉。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因为它有太多正确答案，而每一个正确答案都是错的。
我爸拄着拐杖慢慢走进院子。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从我身边走过去，进了猪圈。
那头母猪在哼哼。他冲着猪圈说：别哼了。明天给你加半瓢豆粕。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举着斧头。阳光很烈。
我认识他三十五年，他向我说过的所有话加起来可能不如我跟同事开一次会的发言。但今天他说了两个字——辞了——这两个字比我听过的任何一句话都让我觉得：这个老头是我的父亲。
这个结论不太符合逻辑。按逻辑，一个好父亲应该在儿子失败的时候给出建设性的意见。但他什么都没给。他给的是沉默。而沉默居然比建议更管用。这说明在人类的情感系统里，有一些东西是反逻辑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遵循的是另一套逻辑——那套逻辑我还没有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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