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妈把我摇醒了：起来。拌饲料。
外面的雾大得像在地上泼了一盆牛奶。我穿着我爸的军大衣——袖口磨得发亮，说明他穿它干了很多活——站在饲料房门口。我妈递给我一个塑料瓢，指了指墙上贴着的烟盒纸，上面画着几条横线：
一瓢玉米面，半瓢豆粕，三把麸皮，一勺盐。
我说：没有精确的配比吗？比如说玉米面占百分之多少？粗蛋白含量多少？能量密度多少？
我妈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见过。八年前我跟她解释什么是云计算的时候，她也是这个眼神。
精确啥？他爸放了一辈子了，猪没吃死过。
这个论证在逻辑上有一个问题——猪没吃死过只能证明这个配方不是致命的，不能证明它是最优的。但我没有反驳她，因为我也找不到更好的配方。我在燕京花了八年时间追求最优化——最优的推荐算法、最优的广告投放策略、最优的用户画像模型。我写了一行又一行的代码，就为了让某个用户多点击一次广告。多点击一次广告的边际收益大约是0.3美分。为了这0.3美分，我开了无数次会议，写了无数份文档，跟无数个人吵过架。
而我妈用一把瓢，喂了二十年猪。猪没吃死过。这个投入产出比，比我写过的任何代码都高。
我打量手里那把瓢。边缘磨圆了，把手上颜色褪了，露出底下的白塑料。我算了一下：我爸每天拌两次料，用了二十年，这只瓢被握过至少一万四千次。一万四千次是什么概念？一个程序员的黄金职业生涯大概十年。十年里，如果每天写两百行有效代码，总共写七十万行。而我爸握了这把瓢一万四千次。七十万对一万四，看起来是我赢了。但是——我的七十万行代码里，有多少行现在还活着？他的瓢还在用。
身后传来一声笑。
我转过头。隔壁院门口站着一个老头，六十出头，瘦得像麻秆，穿蓝色工装，袖口卷到肘关节。手里夹着烟，靠在墙上，正看着我笑。那个笑容里有一种已经看穿了一切的悠闲。
林老大家的娃？
是。
在燕京干啥的？
写代码的。
他弹了一下烟灰。写代码是干啥的？
我想了想。就是让手机知道你喜欢看什么，然后给你推那个东西。
他又吸了一口烟，认认真真想了三秒钟。
那玩意儿有啥用？我二十年前就知道我喜欢看啥了。
我咧嘴笑了一下。这是我回村以后第一次笑。他说得对——我花了八年时间，动用了几百台服务器、几十个算法模型，只是为了确认一个六十岁老头二十年前就知道了的事实。这种用极其复杂的手段去确认极其简单的事实的做法，我后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科技行业的根本矛盾。
姓王。叫我老王就行。他把烟掐灭在鞋底上，顺手把烟头揣进兜里。那个动作之自然，像是在做一个科技公司花三千万才研发出来的环保方案。
他走进院子，从袋子里抓了一把玉米面，放鼻子底下闻了闻。摇头。
这批面不行。潮了。你没闻出来？
我凑过去闻。面粉味。跟我在燕京超市里买的全麦面包差不多。
没闻出来。
老王没说话。他从另一个袋子抓了一把，递给我：你闻这个。
我闻了。还是面粉味。
他看着我。眼睛很小，有一种活了大半辈子以后对什么都有把握的精明——不是算计，是那种你骗不了他的笃定。
再过三天你就闻出来了。
为什么是三天？
因为你明天就要用这把瓢。等你用它拌够三百斤料，你的手就知道哪袋面潮了。
这个回答很好。它不是在回答问题，是在描述一个过程。我对这个过程很熟悉——在燕京的时候，我写过无数个模型训练循环。每一个循环都叫迭代。老王说的也是迭代，只不过他的迭代单位是天，不是epoch。他学得很慢，但什么都能学会。
我后来想，区别就在这里：我写的模型是在一个封闭的数据集上训练出来的，老王的模型是在开放世界里训练出来的。我的模型遇到没见过的数据会报错，老王遇到没闻过的饲料会多闻一下。
这件事让我觉得，人工智能之所以还不够智能，可能是因为它太干净了。老王不干净。他的手沾过猪粪，他的鼻子吸过霉变的豆粕，他的耳朵听过长了三十年的猪呼吸。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他的训练数据。它在任何数据库里都找不到，因为它从来没有被数字化过。
数字化——这个词我在燕京的时候每天要说好几遍。现在我觉得它很可疑。
有了老王以后，猪场对我来说不再是猪场，更像一个人类学田野调查点。
我的调查对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猪，一类是老王。猪比较简单——它们的行为模式高度可预测，饿了就叫，饱了就睡，基本不跟你玩虚的。我在燕京打交道的人比猪复杂多了，他们饿的时候不叫，饱了才叫。这种行为模式我花了八年都没完全搞懂。
老王则完全是另一种生物。他不识字，但他在养猪这件事上的知识体系是我见过的所有系统里最完整的。他知道猪感冒了鼻子会干、耳朵会烫、眼睛会红。他可以靠听猪呼吸判断肺炎的早期症状——呼气的时候有个停顿，你听——呼——停——吸。正常的猪呼吸是连续的。这种停顿，说明它肺部有东西。
我蹲在猪圈里听了一分钟。果然——每次呼气结束，有大约半秒钟的停顿，然后才吸气。那个停顿太短了，短到你如果不在猪圈里住上三十年，根本听不到。
早期。还没发烧。现在打一针青霉素，三天就好。再晚两天，打针就白打了。
我站起来，膝盖上沾满了猪粪。我问了他一个问题：王叔，你这些东西有没有人记下来过？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奇怪——像是听到了一个早就有人问过、但从没人在乎过答案的问题。
记下来有啥用？又没人看。
这话让我想了很久。不是说这话本身有多深刻，而是它反映了一个事实：这个社会对知识的定义是有问题的。我们把知识叫做可以被文字记录的东西。用这个定义，老王不识字，所以他没知识。但他掌握的关于猪的认知——从饲料的湿度到肺炎的早期呼吸模式——无论从哪个维度看都比大部分硕士论文更可靠。硕士论文可以出错，最多答辩被怼。老王的判断如果出错，死的是猪。他的容错率比学术界低得多。
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不是写代码，是写字。我要把他脑子里的东西翻译成文字——就像我在燕京把用户行为翻译成算法一样，只不过这一次的用户是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养猪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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