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周，杨秀兰每天放学后都会送孩子们回家。
从学校到最远的羊角坳，要翻两座山，过一条溪。山路窄，一边是陡坡，一边是深沟。杨秀兰把孩子们排成队，她在前头带路，不时回头喊：“手拉手，靠里走。”
小豆子走不动，杨秀兰就把他背在背上。小豆子趴在她肩头，说：“杨老师，你家在哪里？为什么一个人住在学校？”
杨秀兰说：“老师家就在学校。住在那儿，早上能早点给孩子们开门。”
“那老师不害怕吗？”小豆子问。
“不怕。山里的鸟唱歌给老师听，风给老师讲故事。”杨秀兰笑着。
可她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如果村小撤了，这些孩子怎么办？小豆子才四岁，走到半路就会睡着。让他去十五里外的中心校，等于不让他上学。
送完孩子，杨秀兰回到学校，天已经擦黑。她简单热了热剩饭，就着咸菜吃完，然后坐到桌前，开始写信。
信是写给镇政府和县教育局的。她列举了青崖村小的实际情况：学生年龄太小、山路危险、留守儿童多、家庭经济困难。她请求保留村小，哪怕只保留低年级教学点。
写完信，她犹豫了一下，又附上了一份名单：十四个学生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上学路程。最后，她签上自己的名字：杨秀兰，青崖村小教师，教龄二十八年。
第二天，她把信交给村支书赵根生：“赵**，帮我把这封信带到镇上去。”
赵根生翻着信，眉头紧锁：“杨老师，这信我帮你送。可说实话，撤并是大趋势。前年槐树村小撤了，去年柳河村小也撤了。咱们村，怕是保不住。”
杨秀兰说：“保不保得住，总要试试。不试就放弃，我对不起这些孩子。”
赵根生叹了口气，把信揣进怀里。杨秀兰回到教室，继续上课。她知道，一封信改变不了什么。可她就是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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