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安路十九号在巷子最里头。一进院门先闻见烧东西的味道。
纸灰是甜的，这个味道发涩，像有人在锅里干炒棉花。
纪雨站在院门口，看见他，侧身让出半个门。“你来晚了。”她说，“从下午三点烧到现在。”
院当中一只铁皮盆，四周围了一圈旧砖。
盆里堆着衣服，一件压一件，火往底下走，面上只冒青烟。
穿灰毛衣的女人蹲在盆边，拿火钳往火里送一件深色外套。
“够了。”纪雨说。
“快好了。”女人没回头。
台阶上站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黑夹克，脚边摊一张报纸，报纸上堆着一小堆铜扣子。
他手里攥着一只打火机，攥得指节发白，一下也没点。
他在门槛里侧放下工具包，没急着进去。
他先看三样：铁皮盆、报纸上那摊扣子、男人身后一只半开的编织袋。袋子里还有衣服。
“卫师傅家的人？”他问。
“我儿子。”女人回头，眼睛红，声音还算稳，“你是哪个？”
“故物整理，殡仪馆转的单子。”工作证递过去，“东西轻拿轻放，你们慢慢说。”
女人在手心里蹭了蹭手上的灰，接过去，翻了两面，又还回来。“姓卫，卫秀兰，六十九。这是我儿子卫东，我是他媳妇，吕萍。”
“谁报的单？”
“我报的。”卫东在台阶上说，没看他，“老太太的东西，得有人弄走。”
巷口有人探头。一个老太太，花白头发，手里拎着半袋葱，看了好一阵，见纪雨在，才慢慢挪进来两步。
“秀兰家的事啊。”她说，“她昨天还让我帮她带两把葱。”
“大妈，您先回去。”纪雨说，“这儿有我们。”
老太太没走，站在门口往里看那盆火。看了一会儿，她嘴里念叨一句：“她这辈子最舍不得的就是衣裳。”说完才转身走了，葱在袋子里晃。
纪雨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抬起头。“她手艺好。”她说，“我刚来的时候问过楼下，说她做了三十几年衣服。”
“在哪儿做？”
“家里。”纪雨说，“楼下的说，早年间还有人来请她做制服，一量一大摞。”
“哪个单位。”
“没问出来。”纪雨看了他一眼，“你问这个做什么？”
常晏清没答。常晏清点了点头。他跨进院子，绕开火盆，先往屋里走。
纪雨跟着进了半步，在门口停住。“昨夜走的，心衰。人已经送馆里了。”她说得很平，“早上邻居报的。我到的时候，她儿子已经在这儿了。”
常晏清没接话。行规头一条，进门不问死者怎么走的。
家属自己说的，他听着；不问。屋子不大，一明一暗。
明间一张方桌四条凳，墙角那台缝纫机占了一整面。暗间是卧室，一张单人床，被子叠着，四个角对着角。衣柜是开着的。他站在衣柜跟前看了一会儿。衣柜分两层，上层空着，一根衣架都不剩；下层摆着两床旧棉被，叠得方方正正，压着一张报纸防潮。柜底扫得干净。
“衣服都烧了？”他问。
“都烧了。”吕萍跟进来，手里还捏着火钳，“柜里柜外，一件没剩。”
“几件？”
“谁数这个。”她愣了一下，“一柜子。”
他解开工具包，取出三只编织袋，抖开，白的蓝的黑，一字排在墙根。
袋口各挂一张白纸标签。他写标签的时候，手忽然停了。
因为他的袋子今天大概率装不满。三只袋子并排靠在墙根。
白袋子装留下的，留给家属，值钱的，有用的。
蓝袋子装送走的，被褥、衣物、没开封的日用品，理干净了捐出去。黑袋子装烧掉的，病人贴身用过的，脏的，有忌讳的，家属要烧就烧，他不碰。今天白袋子口还张着，蓝袋子没动过，黑袋子本来就是空的。
吕萍站在他身后看，忍不住问：“这些也要留？”
“该留的留。”他说，“老太太的证件、存折、相片，都归留下来的那一堆。您找一找。”
“找了。”她声音低下去，“一样都没找着。”
常晏清手里的笔停了一下，接着往下写。
他接着从床头开始过手。枕套底下压着一副老花镜，镜腿缠着胶布。
床头柜上一只搪瓷缸，磕掉一块瓷，露出的铁锈是黑的。
抽屉里一副毛线手套，只找到一只。窗台上三只腌菜坛，坛口的水还是满的。
他都记在本子上，一页一件。名称，年份，磨损的位置。走到缝纫机跟前的时候，他停了最久。那是一台老式的黑漆机头，牌子上的金漆磨掉了大半。台面是松木的，包了一层浆，手肘的位置有两块深色的印子，比别处亮。
台板上摆着一只针线笸箩，笸箩里的线轴按颜色排着，蓝的挨着蓝的，红的挨着红的，排得不乱。
一把裁缝剪，一把粉饼，一卷软尺，软尺收进铁壳里卷得齐齐的。
常晏清蹲下去看了看。这些东西都在，都在该在的位置，还都被擦过。
一个急着烧东西的人，不会顺手把线轴排好。
“她眼睛好得很。”吕萍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进了屋，靠在门框上，“去年冬天还接了两件改裤脚的活。楼上楼下都找她，一件收五块。我说别干了，她说手一闲就废。”
“做了多少年？”
“三十几年。”吕萍说，“她跟我讲过，最早在厂里，后来厂散了，就在家做。早年间还有人上门请她做制服，一量一大摞。”
“什么制服。”
“我没见过。”吕萍摇头，“她就那么一说。那阵子我还没进门。”
他把笸箩端起来，底下垫着一张裁剩的灰布。
抽屉拉开，最上面是剪剩的布头，一块一块，都不大，压得平平的。他一层一层往下翻，翻到最里层，摸到一块硬的。抽屉深处横着一把旧剪刀，剪刀底下压着一只顶针。
黄铜的，矮矮一圈，外面满是密密麻麻的凹坑——手艺人的顶针，凹坑是针屁股一年一年顶出来的。凹坑里嵌着线头，白的，蓝的，还有一点发暗的红。
圈口内侧磨出一圈亮面，那是戴它的人手指的位置。
一天戴几回，戴了几十年。他捏着顶针，对着窗户看了看。
圈口没有裂纹，也没有烟熏的痕迹。他把它放在台面上，翻本子，记一行：顶针，铜，缝纫机抽屉最里层，有磨损，未过火。
“那个也烧。”
卫东站在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
“烧过的我不收。”常晏清说，“这一只没过火。登了记，还归家属。你要烧，我不拦。”
卫东盯着台面上那只顶针看了两秒，走过去一把抓起来，攥在手心里。“我妈的东西，一件不留。”
“随你。”
常晏清把本子合上。这话他今天听了两回，第二回比第一回重。
“衣裳是您剪的？”他问。
“我剪的。”
“怎么剪的。”
“领子剪了，口袋剪了。”卫东把顶针往兜里塞，“不剪烧不透。”
“烧不透可以拆线。”常晏清说，“整件扔进去，火大一点也着。领子口袋剪掉，是怕里头有东西。”
院子里静了一息。
“你什么意思。”卫东往前半步。
“没什么意思。”常晏清把工具包提起来，“我干这行，进门不问人怎么走的，也不问家里的事。剪口我看见了，顺嘴说一句。您要觉得多余，就当我没说。”
卫东盯着他，喉结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往院里去了。
他站起身，往外走，走到门槛那儿又停下，回头看那台缝纫机。
台板底下还有一层。老式机子都这样，翻板下面留一道夹层，专门塞图纸和鞋样子。
带锁的少，多半就靠板子压着。他没去翻。开门见着的、摆在明处的，他一样一样过手；藏在别处的，得先问过家属。
“院子里那堆，”他问，“还有几件没烧？”
“就剩袋里这点。”吕萍在院里应，“东子这就送进去。”
卫东从他身边过去，出了院子，绕到巷口的车边。
一辆白色的旧面包车，后门敞着。他拎出一只蛇皮袋，走回来，站在火盆前把袋口朝下一倒。
衣服散进火里，腾起一团黑烟。有一件不是女人的衣服。
是一件男人的旧夹克，铁灰色，布面发硬，下摆磨破了。
它落在火堆顶上，没有立刻着，肩线照样撑着，像还挂在一个看不见的人身上。常晏清看清了它的领子。旧制服领口都缝一条白布条，写单位，写编号，洗过多少回都留着。那件夹克的领子翻着，布条从开口里翘出来一截，上面印着一行黑字。火苗顺着下摆爬上去，字被光晃了一下。
他只来得及认出三个字。头两个是“江州”。
后面那个字被火吃了。卫东一脚踩进盆沿，把那件夹克往火里捅。
捅得很用力，火星子蹦到砖上，噼啪响。
“东子。”吕萍叫了一声。
“烧了就完了。”他喘着气，“烧了就完了。”
常晏清站在原地没动。他脑子里那半行字在往一个地方走，走得很慢，可他拦不住。
他见过那种布条。他爸那身制服的领子里，缝着一模一样的一条。
火盆里的火慢慢低下去。纪雨走过来，站在他边上，也看着那堆火。
“一件衣服而已。”她说。
“嗯。”
“你脸色不对。”
他把手里那只顶针收进软布，包好，放进工具包最上层。
“没事。”他说。
他出院子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巷口的车还开着后门，驾驶座上搭着一件干净外套。
吕萍锁门，卫东站在车边抽烟，烟点着了，没抽几口。
常晏清走出去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那堆灰塌下去一角，铁皮盆还热着。
灰堆不高。一柜子衣服烧出来，灰不该就这么点。他在马路牙子上算了一笔账。一件厚外套烧完，剩一把灰。一柜子衣裳，春秋冬夏加起来，少说三十件。真烧干净了，那盆底下该是满满一层。可刚才那堆灰薄得能看见盆底的黑漆。要么烧的时候衣服没那么多。要么有一部分，是在别处烧的。
他坐公交回工作室，一路上把今天的事在心里过了两遍，怕漏，就掏出手机记在备忘录上。
他记了四条。第一条：线轴排过，裁缝剪擦过。
第二条：衣柜空了，灰堆不高。第三条：每件衣服先剪领口和口袋。
第四条：江州。第四条他盯着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扣在膝盖上。
回工作室，他把顶针摆在台灯底下，软布垫着。黄铜在灯下不亮，发闷。他把顶针翻过来，圈口朝上，对着灯看——里侧那圈亮面上，有一道很细的划痕，从圈口一直划到底。磨出来的痕是散的，这一道起头重，收尾细，一路到底。他去洗了手，回来把录音笔按开。
“常晏清，”他说，“故物整理。今天接的是乐安路十九号，卫秀兰，裁缝。收的东西一件，顶针。”
他把笔放下，坐下来。台灯底下那只顶针安安静静。离零点还有三个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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