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从青川路出来的时候，心里空空的，带着疑问走了两站，才想起打车回家，回到住处后，稍稍洗涮，就躺在了床上，一闭眼就是那四个空座位，还有那个红裙子女孩，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睡着。
第二天，依旧醒来很早。
像往常一样，早上还是那趟五点四十五分的列车。
在列车上，我还专门数着站点，报站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一车子人东倒西歪地打着瞌睡，可我为了求证那个红裙子女孩确实存在过，一路上并没有睡觉。
中午的时候，我抱着手机，把能搜索的词语，都搜索了一遍，可是搜出来的东西全不搭边，内容基本上都和昨天搜出来的一样，什么凤凰山公墓，什么四号线等，还有一些就是公墓预约系统，宠物殡葬啥的内容。
索性把手机扣在了桌子上。直到隔壁格子间的同事叫外卖，问我要不要多加一份米饭，我才回了神。
下午两点，主任老潘端着茶杯过来，把手稿从我手里抽走，卷成筒：
“小迟，你说说，你昨晚干嘛去了？”
我说：“主任，我没有睡好。”
老潘看上去很生气。
“那好，既然没有睡好，那就回家继续睡！”
说着还把纸筒在我的肩膀上敲了敲，“记好了，明天早上给我。再画成这样一张脸，我提刀找你。”
我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收拾东西的时候，同组的小宋凑了过来，压低着声音：
“迟哥，你不会真去找那个站点了吧？”
我回道：“没有。”
“嗯，你可千万别去呀，”说着笑了笑，“我们那片的老太太们可说了，早班车上的东西，看见也要当没有看见。”
我停顿了下，愣在了那里。
“哪个老太太？”
“我姥姥……”他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呵呵，她们那帮老太太就爱聊这些，你别信哈！”
我看着小宋，摇了摇头，继续收拾起我的东西。
将图片稍作了处理，感觉这次应该没啥问题后，下午我就提前下了班。
我出了公司，天色有点暗，看样子不久就要下雨了。
我没有往地铁站走，走过一处公交亭，等了七分钟左右，上了一辆不开空调的旧公交车。
我想着既然老陈和王叔不想告诉我，说不定别的地方能打听到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市图书馆。
经过四站，到了老城区图书馆，三楼就是报刊部。
我刚刚踏入三楼，一股油墨、粉尘的味道就扑了过来，里面还夹带着淡淡的发霉味。
报刊部里没有什么人，四周安静得很。
在前台的位置上，有一位五十来岁的阿姨，戴着老花镜，正在给一摞报纸分类捆扎。
见我走过来，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小伙子，你是要查哪家？”
其实我来这里，也不知道该查啥，随后说道：
“都行，越全越好。”
“哦，合订本在库里。”说着她从抽屉里摸出了一张索引单和一支圆珠笔，“这里，写上年月。”
我接过圆珠笔，脑子里一片空白。
写道：去年三月。
“三月……”她戴上老花镜瞅了瞅，“要哪一天的？”
我想了一下，道
“那就三号吧！”
老陈听我说“今天是三月**”的时候，我记得他愣了一下。
如果**那天真的有事，见报就得隔一天。
她没有多问，把单子夹在了绳子上，起身进了库房。
我站在前台前等着，大约二十分钟后，阿姨推着一辆平板车出来了，车上摞着两本厚厚的合订本，也是用麻绳捆着。
“小伙子，这些都是去年三月的《南城日报》。”
说着她把合订本搁在了桌子上，叮嘱道：
“翻阅的时候小心点，别折了角，上次也不知道谁折了角，害得我被领导说了一顿。”
我点了点头，把麻绳解开，掀开了那本硬邦邦的封皮。
第一页是三月**的，最后几页是三月三十**的，中间还用铁架子夹着，夹子上还有一层薄薄的锈迹。
我翻过头版、二版，在第三版上停了下来。
三月三号，社会新闻。
标题是一行小字：《地铁五号线一女子坠轨身亡》。
正文也就一百来个字，上面写道：
昨日清晨七时二十分，地铁五号线青川路站，一女子不慎从站台坠落轨道，被进站列车撞击，当场死亡。经初步调查，死者为女性，二十六岁，某幼儿园教师，事故正在调查中。
青川路站，看到这四个字，心里凉了半截。
难怪青川路值班室的老陈会这么忌讳我一大早询问这个事情，看来八九不离十，就和这件事有关。
还有我临走时，老陈漏出的那半句话：这条线的早班车，去年也出过一回事……
我把报纸往灯光下照了照，在该写名字的地方，有一团黑墨，不是印上去的，是后来人拿笔涂上去的，涂得很用力，底下的字一点痕迹都没有显露出来。
我捏着纸边，指腹在上面蹭了蹭灰，那道涂黑的地方配着一张照片，和火柴盒差不多大小。
照片是彩印的，颜色退化得厉害，可是那一团红，还是能看出来的。
我的耳朵忽然嗡了一下，胸口那块地方有点发闷，喘气也有些困难。
我认得这团红，昨天早上五点四十五分，过道对面坐着的那个红裙子女孩。
为了这个莫名的证实，我把脸凑近，凑到离纸不到一拳的距离，照片印得太小了，我眯着眼睛，那团红色的边缘处，还有一点点的白，像鞋子。
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在心里默念：天下红裙子多了去了。
在我念到第二遍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相信了。
拿着报纸停了好久，走到柜台前。
“阿姨，《南城晚报》去年三月份的，也来一本。”
她“哦”了一声，又进了库房。
这次比上次要快一些。
晚报的合订本更薄一些，纸张也更黄一点。
三月三号那天的消息，登在了二版上，比日报还要短。
一句“死者系一名年轻女性”就完了。
名字那个位置，也被人涂黑了。
我把两份报纸并排摊在了书桌上。
两份报纸，两个记者，同一天，名字同样都被涂黑了。
我坐回了椅子上，手心里全是汗，报纸的边角处都让我捏出了褶子。
“小伙子。”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先生看了我一眼：“你这是查旧新闻呐？”
我撇头看了一眼老先生回道，“嗯。”
“嗯，旧的耐看。”老先生推了推老花镜，“新的看不得，看完心里堵得慌。旧的就不一样了，隔着日子翻，一切也都顺得多了。”
我看着老先生笑了笑，没有接话。
起身来到走廊尽头的复印处，把那半页新闻复印了两份，叠好，夹在了速写本里。
走出图书馆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不少。
老城区的街道很窄，车辆不是很多，我站在候车处，等了好久才等来一辆车，回到家，天就彻底黑了下来。
回到房间，我把桌子上的东西清理了一下，将那两张复印件摊在桌面上。
然后，再从兜里掏出了那张对折的照片，放在了旁边。
一张照片上是一道疤，两张报纸上是一团红。
我掏出手机，对着复印件上的那张配图，一点点地放大。
照片的角落上，是站台的一头，那里立着一根柱子，柱子上挂着站牌，站牌上的字很模糊，放大后更看不清了。
但是在柱子影子底下站着一个人，由于印的太模糊，只留下了半截身影。可那半截身影，立在那里，面朝着轨道，一动不动。
我把手机往前凑了凑，又往后挪了下，尝试了好几回，屏幕上那团模糊的身影一点点地清晰起来，又一点点地模糊回去。
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是“他”站的那个地方，我认识。
站台靠西头，第三根柱子，挨着黄线，正好是摄像头照不全的地方。
一年来，我每天都在那个地方等车，等那趟五点四十五分的列车。
就在这时，我猛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后背也跟着冒出了冷汗。
一年前的那个早上，我竟然在那里，我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
站着等人、等车、排队，我都是一条腿撑着，一条腿搭着，为这个我也被我爸骂过无数回。
我只知道去年三月份我出过一场车祸，哪一天，几点，下没下雨，是谁救了我，我也是一点也想不起来，就是醒来后，问过身边的人，他们就是不告诉我，那段记忆也就彻底地丢了。而昨天，刚好是整整一年。
我把手机上的影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那个站在柱子边上的影子，越看，越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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