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二十，我早早起床，带着大刘给我的录音笔来到了站里。
我站在站里的第三根柱子前，转头向四周看了看，今天她还是没有来。
五点四十五分，车子进站了。
上车后，没看到她的影子。我没坐在靠窗的位置，拿着录音笔，从这节车厢一节一节地往后走，一直走到末节车厢，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我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手里还握着已经打开的录音笔。探过身，把录音笔搁在了过道对面那个空位上。
心里想着，放得近了，或许能录到一点东西吧。
车厢里的空调还开着。车子过了一站，在纺织二厂的站点停了一会。车子发动后不久，对面的椅子上突然飘来一阵一阵的樟脑味。
在樟脑味越来越浓的时候，歌声起来了，还是那个哼调，软乎乎的。
歌声就是从那个空座位上出来的，中间隔着一条过道，正对着我的耳朵。放在上面的录音笔，红灯一闪一闪的，我知道它还在录。
我听着，没有打断。哼唱和昨天一样，到了那个调子就断了，停一下，又重新哼起来。
哼到第二遍的时候，我不知哪来的胆子，压着嗓子，跟着用气声哼起来。昨天我出声哼过一回，她就停了，今天这几声只出气，不出声。
我哼的时候，她没有停，反倒跟我的气声缠在一块儿哼，一直到那个断点，都没停。
看来，只有出了声，她才肯停。
于是第三遍，我把气声一收，张了口，问道：
“你是不是在等人？”
她听到我的声音，哼唱停了。四周除了车轮和铁轨摩擦滚动的声音，就剩下早起上班人打呼噜的声音。
一直隔到下一站播报，哼唱才又响了起来。
这回我没有再打断她。
哼唱一直没停，到青川路站才断。
我知道，今天算是结束了。下车的时候，我从那个空座上拿起了录音笔。
出站后，没想太多。这些事经历得多了，心里反而稳当了不少。
背着包，就回了公司。
中午休息，我戴上耳机，把这段录音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还是老样子，除了滋滋啦啦的电流声，什么都没有。
听了两遍，我摘下耳机，给大刘发了条信息。
“大刘，录音我录了，还是那样滋滋啦啦的，啥都没有，我说你这录音笔到底管不管？”
这次大刘没打哈哈，秒回：
“兄弟，我认怂，请你吃饭。”
隔了一会，大刘又发来一条。“兄弟，别想这么多，没有就没有呗，最后别吓着自己。记住，饿着肚子的人，胆子都小。先吃饭，吃饱了，啥也不想了。”
看着大刘的信息，我确实也饿了。早上起得早，赶时间，没吃什么，一直到现在。
于是，我点了一份外卖，随便对付了一口。
下午下班，我没有打算绕路回家，而是一头扎进了那家面馆。
老板见到我，咧嘴笑道：
“哟，小伙子，你来了？今天打算还哼歌不？”
我笑了笑，“不了，先来一份大肉面，记得放辣子。”
老板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带玻璃的厨房，拿起旁边的热水壶，往锅里倒水。
等水开的功夫，我看向老板：
“老板，昨天您说的那个二厂，是几几年黄的？”
老板手里的漏勺停在半空，看了我一眼：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打听起了这个？”
我尴尬地笑了笑：
“哎，这不是闲着也是闲着，就随便问问，唠两句。”
说着，老板把面下进锅里，用长筷子搅了搅。
“哦，我记得是九六年春天，大院里就开始传要黄的消息了。”
“九六年？那会儿就传了？”
老板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呀，工厂要黄也是传言，可传到工人耳朵里，就都当真了。厂子还没黄，人心先散了。”白烟腾起，老板吹了吹，接着说：“有关系的找关系，想早点弄个好岗位占个坑。没关系的，就只能干等着。人走得多了，厂子就彻底垮了，随后是工人下岗，大院里的孩子也越来越少。”
说着，面煮得差不多了，老板把面捞进碗里。
“老板，那年，院里出过事吗？”
老板已经把面端了过来，放在了我桌上。
看着我：“你想打听什么？”
我赔了个笑：
“没事没事，就唠嗑，老板不方便说，就当我没问。”
老板沉默了一会，说：
“也没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就是那几年丢孩子的特别多。听说还不止一家。”
我的筷子停在半空，刚想开口，老板已经往后厨走去。
看着老板忙碌的样子，我还是没再问。
结账出来，天色差不多黑了下来。
站在店门口停了一会，我琢磨着，既然当年大院里丢过孩子，报纸上或许能翻到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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