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这既然是国际惯例，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突然，机尾剧烈抖动，机头也像挨了一棒，猛地下沉。蔡宗福的飞机被尾流搅了一个横滚，刷地掉下去。
●丁安庆说：“总之，我觉得飞新飞机，有种过去老吃咸菜疙瘩，今天嘴里突然塞进了一块北京烤鸭的感觉。”
● 横空出世
共和国故事・国家形象飞行表演大队成立
1961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发出访华邀请。
苏加诺在接受中国政府邀请的同时，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中一条是：进入中国领空后，必须有8机护航。
这个条件在各国首脑访问时算是国际惯例。
但是，在当时，我国还没有专门执行护航任务的部队。
“这既然是国际惯例，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并指示空军立即着手进行准备。
空军马上行动，将成立护航队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空军。于是，北京军区选拔了一批最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机务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天津杨村机场组成了护航大队。
正值共和国的艰苦岁月，军队缺飞机、缺油料、缺航材，困难重重。但是，为了国家的形象，为了军队的荣誉，空军部队一呼百应，迅速抽调了一批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代歼击5型飞机。
在指定的时间里，所有的器材、设备，一样不少，全部按时送到。
中国空军护航表演大队正式成立了。中国的领空里，第一次出现了象征友谊与和平的飞行阵容。
这年秋天，当苏加诺的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透过舷窗，他看到飞机两侧，8架涂有“八一”军徽的银色战机，排着整齐的队形，出现在白云之上。领队的飞机摇晃着翅膀，向专机致敬。
这是中国首次派战斗机为来访的外国元首护航。
任务完成得十分圆满。周恩来非常高兴，于是批示空军：
应当成立一个专门的表演护航大队。这个护航大队应成为国家和军队的象征。
空军立即行动起来。
1962年2月1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颁布命令：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护航、表演大队。
任命邵彦魁同志为护航表演大队队长，胡衍林同志为护航表演大队政治委员，王正孝同志为护航表演大队副队长，邹全文同志为护航表演大队副政治委员，刘光泽同志为护航表演大队参谋长。
1962年2月15日，中央军委正是颁布《关于成立中人民解放军空军护航表演大队的命令》。
新成立的飞行表演队，担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礼仪迎宾和国内重要活动的飞行表演任务。
国家领导人对这支新生的部队倾注了深切的关怀。
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南北征战的元帅将军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聂荣臻、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多次观看过他们的飞行护航表演。
周恩来亲临表演队观看飞行表演后，高兴地说：
一次成功的表演，胜过打下一架飞机。
周恩来国务繁忙，但他依然关注着飞行表演队。周恩来指示说：
表演队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存。
1968年6月20日，周恩来陪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来到杨村机场，这是飞行表演队成立后他第一次来现场检阅他们的飞行。
表演进行得很成功，周恩来也对表演非常满意。表演结束后，他和飞行员一一握手。
共进午餐时，周恩来还把飞行员董修正叫过来，向尼雷尔总统介绍：“他就是今天的带队机长。”并站起向来飞行员们举杯慰勉。
对于护航表演大队的建立，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十分重视，他指出：
要把每一次飞行表演任务的完成，和国家、民族的荣辱紧密地联系一起。
在1963年3月6日，在听取对迎接老挝国王瓦达那进行空中护航的汇报后，刘少奇对护航表演大队的工作，用4个字进行了高度概括：
国家大礼！国家大礼上的较量
20世纪60年代初，护航表演大队接到了为某国总统专机护航的命令。
这天，当专机即将临近北京时，表演队副队长王正孝带领机群从杨村机场起飞。
按照护航的惯例，飞机编队飞往3号空中走廊，护航编队将在那里与专机汇合。一旦发现专机，编队就将从后方向专机靠拢，一边4架，排成整齐的护航编队，一直将专机护送到首都机场。
在雷达引导下，护航编队很快到了会合点。这天，会合点的空域里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
但是，麻烦出现了。护航编队足足盘旋了两圈，却没看到专机的踪影。
而此时，周恩来已经走出候机楼的休息室，来到铺了红地毯的停机坪。各国大使和许多外国记者也纷纷赶来了。
如果专机在首都机场出现时只有孤零零一架，而见不到期望中应该有的护航机群，作为主人，将是一种很严重的失礼行为，这就难免会产生一些让人尴尬的国际舆论。
王正孝当即联络塔台，询问专机位置。但塔台也不知道专机在哪，雷达上没有专机的回波。
听到塔台的答复，王正孝想起了上一次一个国家总统专机护航时的情况。
那次护航，专机的飞行员没有按规定的航路飞行，而且飞得很低。等护航编队终于发现专机，朝它靠近时，专机又不老实地扭来扭去，翅膀也上下摇晃，给护航编队带来了麻烦。
事后得知，驾驶飞机的是该国飞行员，这个飞行员是在故意找茬。
想到这里，王正孝反映过来。从飞行报告中得知，驾驶专机的飞行员，很可能他想利用这次机会出中国的丑。
王正孝立即命令护航编队向低空搜索，把搜索范围扩大到航线以外。
正如王正孝所料的，专机驾驶员正是想表达一下“情绪”。在专机快要到达会合点前，他任性地调整了飞行的航路和高度。
他故意飞得很低。这样，山峰的阻挡就使雷达操纵员很难把握他的脉冲回波，对护航机群也只能进行某种推测性的引导。
临时改变航路是十分危险的。天空虽然很宽阔，实际上很拥挤。每架飞机都只能在固定的高度、方向上、以固定的速度飞行。这被称为“空中走廊”。一个“走廊里”只能有一架飞机，同一个空域中的走廊却是有限的，但是等待穿过“走廊”的飞机却不少。
为了不和别的飞机相撞，每架飞机上天前都必须提前申请，然后由航空调度室做好协调，飞机只能在规定的“走廊”、规定的时间、高度和速度中飞行。
然而，正坐在专机驾驶室里的飞行员显然故意忽视了这个常识，他忘记了专机里正坐着国家元首，也忘记了一个飞行员应有的职业道德。
王正孝率领的护航编队终于在专机飞到首都机场前发现了专机。他们立即加大油门，分成两个编队追了上去，成“人”字形排在专机两侧伴航。
队形刚刚排好，专机突然减速，护航编队领机连忙调整，后面的飞机也赶紧调整。天空中，“人”字的一撇一捺显得弯弯曲曲。
专机飞行员又在搞鬼！王正孝透过机窗，看到专机飞行员的蓝眼睛里露出得意的神色。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中国空军的技术！”王正孝轻声地说。他打开编队电台，下达命令：
沉着！冷静！各机注意观察领机，动作要轻，不要掉队。
飞行员们凭借娴熟的技术，驾驶着飞机紧紧跟上，保持住了无可挑剔的护航队形。天空中的“人”字又显得挺拔起来。
机群临近首都机场了，云量突然多起来，而且云层很低。从飞机上往下看，那些白云就像密密的羊群在山腰游动。云毯上，露出一个个黑色的山尖，就像是云中“石林”。
看到云层，王正孝开始担心了，护航编队还没来得及训练4机编队穿云。
机群到达到首都机场上空时，王正孝看了看下面，下面只有一片白色的云海，跑道杳无踪迹。
王正孝心里发紧了。如果专机驾驶员很友好，还可以和专机驾驶员协同一下，提前从云缝里下去。可是现在显然不可能了。
专机却显得得意洋洋，一头扎进了云里。
事关国家形象，军队荣誉，王正孝他们决定破釜沉舟，钻进危机四伏的云层。
进云层前，王正孝提醒队员们：“一定要编好队，尤其要保证专机的绝对安全！”
飞机进了云层。云很浓，能见度极差，只能模糊地看到紧挨着的飞机。飞行员们凭着感觉驾驶飞机，在一片云雾中飞行。
终于，座舱一亮，他们出云了。而且，和专机保持着整齐的“人”字护航队形。
前面，首都机场的跑道已经遥遥在望。
当机群对准跑道方向，准备落地时，专机的驾驶员似乎还不甘心，操纵专机摆动屁股，在下滑曲线上扭开了秧歌。
在护航编队里，前面的飞机还好调整，可是，队尾的僚机就麻烦了。一会儿，一架右僚机被甩出了编队。
王正孝实在忍不住火气了，他打开对外通话按钮，向塔台报告：
他们飞机不老实，老整我们！
空地通话都有录音，王正孝的火气，也是一种机智和聪明：他要让录音磁带记录下此刻天空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0这么一嚷，专机驾驶员老实了。
护航机群以威武整齐的队形，通过了首都机场上空；他们以无畏的胆魄和精湛的技艺，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将外国贵宾迎进了中国好客的大门。实现编队飞行表演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空军护航表演大队成立。大队成立后，飞行员们即开始研究飞行表演的“剧本”。
“剧本”要靠飞行员们自己编。他们找来一些外国画报，剪下别人飞行表演的照片，讨论研究。上级也想尽办法，弄来了美国“雷鸟”飞行表演队的电影。
“雷鸟”让中国飞行员开了眼界，也让他们发奋：“美国人能行，我们也应该能行！”
但是，首先要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尾流。
每架飞机飞行时，身后都拖着三道危险的空气涡流。高速飞行时，飞机在空气中迅速切入，身后瞬间留下真空，这样，四周的空气就会急剧扑进，于是形成强大的涡流。
最大的涡流有三道，顺着翼尖向后延伸的是翼尖涡流，它有时能把后面的飞机打得直横滚，甚至造成空中停车。
表演大队要表演，首先就得解决密集队形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避开涡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队请来了北京航空大学的高材生。结果很快推导出来了：根据热气流的扩散面计算，编队飞行中，后机要想不吃前机的尾流，上下高度差至少要保持30多米。
这个结论这让飞行员们大吃一惊。如果这样，就只能昂起脑袋飞编队，还怎么排出漂亮的紧密队形呢？
高材生们严肃地说：“由不得不信，这是科学。”
飞行员们不服气，拿出美国“雷鸟”飞行表演队的影像资料。大学生们一看就傻眼了：他们的理论计算并没有错；可是，眼前出现的画面显然是真的。
飞行员蔡宗福提出，“咱们最好试飞一下。”
他想到了一个问题：也许，大学生们忽略了飞机是在运动之中。飞机是活的，气流还没完全扩散我们就追上去了。也就是说，后面的飞机并不一定要老老实实等着吃尾流。编队中，应该可以比理论上飞得更近，“雷鸟”就是证明。
蔡宗福和战友们很快拿出了试飞方案，蔡宗福还要求领导批准自己参加试验。领导最终批准了。
领导对蔡宗福的飞行技术十分放心，蔡宗福有着称得上辉煌的飞行记录。
蔡宗福1953年进入航校学习飞行。他的飞行天赋让教员们大为赞赏，在同期学员中他第一个放单飞。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受到学校通令嘉奖，这在同期学员中是唯一的一个。毕业后，他又被挑选参加国庆受阅，驾机通过天安门。1958年，他还和空军英雄杜凤瑞一道，参加了对国民党空军的实战。
试飞那天，蔡宗福和长机董修正编队来到了指定的4号空域。
他们按照标准的战斗队形，前后间距30多米编队，并逐渐靠拢。
根据在地面的协同，蔡宗福调整位置，让自己和长机飞到同一条直线上。然后，慢慢加大油门，开始动作，从下后方向长机接近。
蔡宗福柔和地操纵油门，一点一点地缩小和长机的距离。他一边在缩小和长机的距离，一边把飞机往上提，缩小高度差。
20米、19米、18米……
虽然天空里阳光很亮，但是，蔡宗福已经看见了长机的发动机涡轮喷出的桔黄色火苗。他知道，他已经突破了那几个大学生的理论框框。
靠近，再靠近发……
突然，机尾剧烈抖动，机头也像挨了一棒，猛地下沉。蔡宗福的飞机被尾流搅了一个横滚，刷地掉下去。
蔡宗福没有慌乱，及时控制住了飞机的滚动，而且他发现，发动机还在转动，没有停车。一阵紧张过后，他爆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和激动。
他有了一个大发现。
飞机进尾流后，后面高高的水平尾翼会最先觉察，就会屁股一翘，自动脱离，不可能钻进那可怕的旋涡，而且，发动机也不会因此停车。
蔡宗福又重新拉起机头，在发动机的呼啸声中，向长机追了上去。
蔡宗福又在向长机接近了。15米、14米、10米……他的高度差，也在距离的缩短中渐渐缩小。他看到了长机尾喷管的火苗，而且，他很“贪心”，还在继续缩短距离……
试验结束后，经过计算测定，这次试飞中，最近时，蔡宗福和长机的距离为8米，高度差仅有2米！
蔡宗福用自己的大智大勇和精湛的飞行技术，从天空拿回了这第一个宝贵的飞行数据。
与此同时，左僚机王有进、右僚机张文启也摸索出规避翼尖尾流的方法。
以后，蔡宗福又和战友们不断探索创新，把编队距离改写成5米，并且编写出表演大队的第一套训练提纲。
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编写的“剧本”。
不久，密集队形的4机编队出现在外宾面前，人们空军的表演事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解决飞行表演的拉烟
表演大队成立时，飞行员们都有一个梦想：如果能把飞机俯冲、斤斗、跃升等各种状态变化的航迹显示出来，那该有多美啊！
这个梦想只能用拉烟来实现。但是，表演队成立之初，没有拉烟设备，不要说彩烟，就是连白烟都没有。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1963年，表演队成立了“拉烟组”。小组最初的愿望不高，只希望尽快试制出白烟。
当时，已经有外国飞行表演队使用了彩色拉烟，我国不可能得到相关的资料，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
这一天，“拉烟组”的罗志义正在看电影。银幕上，一艘敌舰被我军炮火击中，我军正要追上，敌舰上突然升起一阵烟雾，借着烟雾的掩护，敌舰逃跑了。
看到银幕上烟雾，一直在苦苦思索拉烟办法的罗志义突发奇想：那是什么东西发出的烟幕？能不能用在飞机上呢？
随后，罗志义找到总后勤部，搞到了海军用的那种发烟罐。
他们把发烟罐固定在飞机的翼尖上，点燃导火索。飞机在跑道上滑跑，机务人员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观察。但是没想到，导火索刚点燃，发烟罐就呼地一下起火了，险些烧了飞机。
听说强硫酸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会变成白烟，他们就造了一个副油箱形状的拉烟罐，充进冷气增加压力。
硫酸酐装在飞机内的高压容器中，呈液体状态，当飞行员打开阀门时，硫酸酐从高压容器中喷出，与空气中的水汽结合形成烟雾，如果再加上不同的配料，烟雾就可呈现出鲜艳的颜色。
飞机升空后一试，效果比海军用的发烟罐好一些，但是烟柱太小。
这种方法形成的烟雾虽然很好看，但对飞机表面有腐蚀作用，所以在设置喷嘴时，必须保证不使烟雾喷到机体上。
再加上硫酸腐蚀性太强，经一次手，脱一层皮，显然也不理想。
他们还运用了一种简便方法，即将柴油喷向喷气发动机的尾喷口，也可产生浓浓的白烟。
后来，他们又试用了四氯化钛做发烟剂。这回腐蚀小了，烟量也大，但它容易结成蜂窝状，时常堵住烟道。还是不行！
最后，他们找到了加热滑油发白烟的办法，算是解决了白烟的问题。
随后，他们又开始试验彩烟。当时，彩色烟剂只有少数国家有，配方保密，价格昂贵。不能依靠别人，只能自己想办法。
“拉烟组”想到了红墨水。他们把红墨水装在摩托车上，用喷雾器的原理进行喷洒。跑道上，摩托车在飞奔，真还出现了一条红色的雾带。
他们马上在副油箱里装满红墨水，上天一试，他们自己也乐了。飞机速度多快，天空里，副油箱里那点红墨水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看不到任何动静。
经过多次试验和失败后，他们终于成功了。
在1981年的华北地区军事大演习上，表演队的战鹰第一次把红、黄、橙、绿、白的五色彩练高挂在祖国的蓝天里，让人为之振奋不已。大队换装新式战机
1991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来到表演队营地。这是刘华清第四次观看表演了。
这次表演结束后，刘华清没有向以往那样对表演大队大加赞赏，而是异常严肃地对陪同的空军领导说：“飞得不错，但怎么还是抗美援朝时的飞机？”他指示：“要更换机型。”
表演大队多年来一直使用歼教-5型飞机，这型飞机无论从性能上还是外观上看，都影响了表演的观赏性。
特技飞行表演是世界发达国家借以展示国家形象和空中力量的飞行活动。发达国家对特技飞行表演大队的装备都非常重视，所以，总是把本国最先进的飞机装备给特技飞行表演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上一些著名的飞行表演队都纷纷掀起改装热潮。他们的飞机已经由第一代的机械传动战机和第二代液压传动战机发展到第三代的电传动操作的战机了。
到了80年代后期，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开始用超音速战机装备飞行表演队。而我国的飞行表演队，还在使用亚音速飞机。这显然不能与我国的大国形象相称。
空军领导遵照刘华清的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挑选飞机。不久，K-8型教练机和歼-7E型歼击机进入了空军领导们的视野。
K-8型教练机是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和巴基斯坦合作生产的亚音速高级教练机。飞机的机动性能优良，尤其是在世界航空展览上表演的“尾冲”及其他一系列高难度的优美动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歼-7E型歼击机由成都飞机制造公司与西北工业大学联合研制生产。歼-7E型歼击机在保持了原有的歼-7系列飞机重量轻、体积小、灵活机动等优点的同时，通过改进机翼、改装大推力发动机、加装先进的电子设备等措施，使飞机在现代战争环境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大大提高。
对于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来说，这两种飞机都是教练机。其不同之处就在于，K-8改装难度比较小，比较稳妥且安全可靠。歼-7E飞行难度较大，因为飞行员将一步跨进音速，风险也将因此而成倍增加。但是，如果改装歼-7E成功，则有利于飞行员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对外展示人民空军的实力。
两种飞机各有长短，一时间，空军的领导不好下结论。
1992年5月，一封加急电报把歼-7E型歼击机的总设计师陆英育请到了北京。空军机关请他和空军某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一起去八一表演队实地考察调研。
这天早晨，陆总设计师带着一个设计员和空军某研究所的几位同志来到了天津杨村。
他们认真听取了表演队的同志有关歼教-5表演机的情况介绍及对新型表演机的一系列要求。陆总设计师又向大家介绍了歼-7E飞机的情况，并一一解答了人们的提问。
陆总设计师问当时的表演队长丁安庆：“有没有信心用超音速战斗机作飞行表演？”
丁队长拍着胸脯说：“当然有信心！”
1993年8月，空军在某机场进行了一次空军新式武器装备展示会。歼-7E也在这次展示会上亮相。
在试飞员雷强的操纵下，歼-7E在空中连续表演了斤斗、连续横滚、超低空大速度通场、倒飞、爬升、俯冲等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歼-7E优良的中低空性能得到了空军首长的认可，最终下定决心，用歼-7E作为歼教-5表演机的后继机。飞行跨进超音速行列
1995年，12架歼-7EB型表演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试飞大队飞行员的驾驶下，由成都顺利转场到天津杨村机场。
表演队的飞行员们兴奋地围着新型表演机，眼睛里露出新郎见到新娘一样的目光。
新型飞机机头尖锐，微微上举，机身短小轻盈，三角形的机翼像蝴蝶展开的美丽双翅。飞机的涂装让飞行员们格外兴奋。无论是俯视还是仰视，表演机翼和平尾的红色色条都能组成“八一”两个字。而从侧面看去，整个飞机的红色又组成了一个非常醒目的利剑。
1995年7月7日，天空蓝得纯净透明，阳光灿烂明丽。机场上，一架歼-7EB型表演机在停机坪上整装待发，地勤人员已经做好了最后的检查，把舷梯搭到了飞机座舱旁边。
10时，特级飞行员丁安庆提着飞行头盔，来到停机坪。作为表演大队的队长，他将第一个驾驶超音速表演机升空，第一个跨进音速。
丁安庆给飞机做完地面检查后，郑重地从机械师手里接过交接本，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这一刻起，他正式接收了这架飞机，八一表演大队接收了超音速飞机。
在向机械师敬礼之后，丁安庆稳稳地登上红色的舷梯，坐进座舱。
座舱与往日有些不同，满目的仪表被平视显示屏取代，视野也变得很开阔。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坐进来，但丁安庆依然有些紧张。
此时，他有些担心地想：能第一个起落能飞好吗？虽然地面准备很充分，但会不会上去就出问题呢？上去容易，下去可就难了！这是超音速飞机啊！
他还有一层顾虑，自己下不来倒没什么，但战友们都在看着自己，只有自己成功了，大家才容易跟上！
“管他的，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他摇了摇脑袋，最后下定了决心。
耳机里传来塔台“起飞”的命令，丁安庆点火开车，缓缓地把飞机滑到了起飞线。
“准备起飞！”
丁安庆松开刹车，开始滑跑。
歼-7E吼叫着不断加速，把大地越来越快地甩向身后。当速度达到280公里时，丁安庆感觉飞机一轻，升空了。
来到天空，丁安庆对身下这匹钢铁坐骑越来越有信心。他发觉，歼-7E比歼-5更灵活，上升高度快，操纵反应也更灵敏。
飞机很快爬到了8000米高空。根据预定方案，丁安庆需要在这个高度试一下“加力”的工作情况。于是，他瞅准时机，打开“加力”卡销，果断地把油门一直推到底。
这是观察飞机性能的重要时机，如果设计或工艺水平不过关，在机械的高速和极限运转中是会出点毛病的。
但是，一切正常，发动机的声音几乎没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加力接通”的指示灯亮了起来，飞机在“加力”状态中突然得到了巨大力量，“呼”地一响，像一匹冲出闸门的野马，奋力向前冲去。
“加力”来得如此猛烈突然，以至于起动中爆发的巨大惯力把丁安庆猛然推向座位后部，他感觉屁股好像被人重重踢了一脚。
丁安庆接着操纵飞机继续爬高，他准备做一个斤斗动作。
按照设计，“歼-7E”最大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两倍以上，这也是令丁安庆高兴的事情。
当飞机爬高到一万米时，他固定好了俯冲角，决定以跨音速进入斤斗，体验一下飞机的超音速飞行特点。
飞机瞬间爬到1�1万米，丁安庆看准机会，压下机头，开始“半滚下扣”，飞机进入俯冲。俯冲中，飞机加速极快，表示音速的“M”数指针很快在向音速接近。
丁安庆觉得手里的驾驶杆变得越来越重。他很清楚，这是高速运动的飞机获得了更大的升力，他必须把驾驶杆往前推住，才能保持住飞机的俯冲状态。
突然间，丁安庆觉得世界格外寂静，甚至连座舱盖上的嘶嘶声也消失了。一瞅仪表，丁安庆明白了，指针已经超过了标示着音速的“1”。现在，发动机的声响和气流在座舱盖上的磨擦声都被甩到了后面。丁安庆正以超音速在天空里向大地俯冲。
返航途中，丁安庆还明显感觉到了“歼-7E”的另一个优点：飞行状态很好判断，仪表指示准确、稳定。尤其是前舱，视野开阔，座舱盖在设计上略呈水滴状往外突出，也因此扩大了头部的活动空间，便于观察地标和检查航迹。
尤其让他觉得方便的是，新的飞机增加了许多电子设备，而且有显示屏幕，一些重要飞行参数，原来需要看好些仪表，现在，只要对屏幕瞄上一眼，就可以一目了然。
丁安庆顺利回到了地面。飞行员们立刻围上来了，问队长对新飞机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丁安庆讲了几点要注意的不同特点，最后来了一句小幽默，他说：“总之，我觉得飞新飞机，有种过去老吃咸菜疙瘩，今天嘴里突然塞进了一块北京烤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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